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的看法。

首 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主张。1980年以来，直到“六四”前，邓一方面不断地讲反对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 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张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评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等弊端。指出这些问题同现 行的制度有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这里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说像斯大林严 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时，还特别提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虽然 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但对肃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估计不足，没有完成。

对 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 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另 外，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 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 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另外，当时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 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233】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 了。

邓 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过，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政治 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又提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搞 一个蓝图。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讲话，7月同孟加拉国外宾的讲话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还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 大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但 他这些讲话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1980年讲的范围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他为政治改革规定的内容， 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题。第三， 精简机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是邓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讲话。他说，我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说 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企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增强活力。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 年轻化。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的内容。

有 人认为，邓有时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以获取人民群众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认为，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贯彻始终，是由于形势所迫，或受 到某种阻力的缘故。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问题的实质在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的改革？在邓的思想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讲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之后，甚至是同时、同一篇讲话中，往往又讲了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和强化专政等问题。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前，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他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讲话，就是在思想理论界思想刚趋活跃的时候，加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紧箍咒。而在1980年8月讲话之后的12月，他所做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 结的讲话中，强调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指出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 特别指出，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先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要事先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 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闹事严重的地区，必要时要实行戒严。

1986年、1987年，是邓小平集中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说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邓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一般地讲政治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么搞法，还是个新问题。

邓 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他所 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1980年9月邓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就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那次谈话，对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资产阶级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竞选、三权分立，我们能搞 吗？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几次向我打招呼，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平时在讲到人大、政协作 用的时候，他多次批评说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协搞成两院制，想把政协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用的时候，他反对在人大会议期间民主党派建立党组，进行党派活动。对于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他也只允许以个人身份，不能以党派身份参政。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连一点点小口子也不让开。

邓 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宾讲话时说， 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 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记 得有一次，大约是八十年代前几年的事，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邓说，我看美国搞不过苏联，苏联政治局开个会就能把这件事办成，美国能办到吗？另一次邓与外宾 谈话时说，美国有三个政府，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谁能拍板，谁说了算，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扯皮，想办一件事很难。所以邓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总 是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势，千万不要搞西方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论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邓都不会允许触动 这种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邓 小平自从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非常强调要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他认为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主要手段就是专政这个 武器。在我印象中，邓是在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使用专政这个手段。每当他强调稳定的时 候，必然强调专政。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 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鉴 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晚年的沉重教训，以及邓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没有觉察的。因而他也不时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 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 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 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就连1986、1987年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提出的党政分开，虽然只是坚持党领导下的职能分工， 目的在于提高国家行政系统的统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后也就不再提了。所谓邓的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干部年轻化、精简机构和中央地方、企业适当 分权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实际上这种改革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 治形势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十三大基调是反左。除了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外，还特别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前进一步。那一段政治环 境进一步宽松，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方面也比较活跃。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十年来国外的一些影响，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苏联的政治改革，公开 化；改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所有这些都鼓励了中国的知识界、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

本 来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很好贯彻十三大已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如党政分开，公务员制度，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同人民协商，对知识分子较多的 单位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先行一步，满足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要求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贯彻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数要求推进民主 的人，引导到这个轨道上来，按十三大设计的逐步的循序渐进的扩大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这样大多数人的要求可以满足，剩下少数，比较偏激的也就没什么 了。

但 是实际上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开展，很难搞下去。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 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本 来我们认为在中国条件下马上实行多党制不行，轮流执政也不现实。继续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执政方式一定要改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共产党 把一切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实行高度集权，全面专政，这种东西不适合时代要求，群众也不能接受这种统治方式。所以，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不改变共产党 的执政地位，十三大设计的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 老人们因为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权，不敢改变执政方式，担心改变执政方式就会削弱党对权力的垄断，这是他们真正的顾虑，思想深处的问题。在起草十三大报告 时，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甚至说连三权分立的任何一点痕述报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简机构、精 简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等，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质的问题。

我 曾设想过，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正丰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发挥参政作用，使这个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这样才能使各民主党派活 跃起来，真正发挥参政的作用，监督的作用，使社会上那些政治参与感强的人，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不致在体制外再形成一种与党对立 的组织。这样做实际上也算分一点权吧，使共产党不致全面垄断权力，但绝对不会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挑战。为此我曾提出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为“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虽然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了。

我 还建议把民主党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国务院各部门当副部长或部长，解放初期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产党有了决定再告诉民主党派，没有定下 来就可以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协商成为真正的，而不仅是形式。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工作，得到了邓的同意，而且说要抓紧办。还有，在人 代会期间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既然是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就要让它发挥党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个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 有这种想法，当然也没有最后定。也有人说，人代会期间共产党建立党团组织，为什么民主党派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 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我们原有的，大家已经认可的制度，都不 能有真正充分的实际内容，你再谈其他的改革，谈何容易啊。

关 于党政分开问题，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问题，党内顾虑阻力很大。相当多的地方党委是反对的，他们习惯于党委总揽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实 行党政分开，书记似乎就变成虚的了。所以当时对确定厂长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书记不对工厂实行全面领导，而主要负责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实际 上顶着不执行。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既得权力的一部分人不愿放弃权力，改革相当困难。

我 曾说过，要加强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么加强？按照过去的路子会适得其反。虽 然我们原来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好东西，但1957年以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工作， 实际上是把群众看成改造的对象，控制的对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讲什么道理，不做什么说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压人。“阶级斗争为纲”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 常坏的影响和习惯。同时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严重，机构非常庞大，大量的脱产人员。

我 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这些年的做法，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 重造。我说出这个口号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反对，各地党委的同志也反对，特别是工厂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对，全国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 认为是要革他们的命。

那 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 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政 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及各级领导。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护，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中很多人是消极的、抵制的。但当时我感到，政治 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譬如选拔干部的标准，还是过去那一套，并不是把赞成和支持改革作为主要标准。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10年，但并 没有突出去解决各级领导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问题，所以经不起风浪。有一些地方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对他有利的就执行，对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 面就加以扩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缩小，加以限制。

还 有腐败问题。1988年我在广东过春节，在接触许多情况后，我深深感到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是活跃起来了，但腐败问题也出现了。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 政府要廉洁”。政府就是指干部，指掌权的。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廉洁是个大问题。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腐败就会滋长起来。权钱交 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解决这类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 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 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 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 于当时政治气氛还比较宽松，人们还是敢于讲话的，不像“六四”以后的高压，这种反差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现了过激的主张和行动，激化了矛盾。 当时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一个叫陈军的在美留学生，回到国内串联知识界名人，要求释放魏京生【234】。在美国也有人发起一个签名活动，给 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动作。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代表团进来，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 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 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

1988 年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后出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89年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不是偶 然的事情。邓小平不是说有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吗？我想如果讲国内小气候，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些。固然当时人民对物价是不满的。但更加不满的，尤其在 知识界和青年中，是经济改革停滞、全面收缩、全面复旧；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发生了怀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动静，不见行动。人们对腐败 不满，也认为腐败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共产党的执政不受到监督，就无法解决。对这种状况人们感到没有希望，非常不满。“六四”学潮中间虽然不满情 绪多种多样，很复杂，但根本上，是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政治体制改革无望的现状的不满。所以学潮本质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对保守势力。有个很能说明问 题的例子，当时社会议论的中心是物价问题，但学生们谨慎地避开了这一敏感点一一怕把行动引向反对改革一一而是反对不民主，反对“官倒”。

李 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 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 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 《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 《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 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 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1988 年秋，海南有个洋浦开发问题。本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名叫张维【236】的，大概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吧。他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给 外商涉及国家主权。这当然不对。但人家提出一个看法可以讨论嘛。但李先念知道这虽然是田纪云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这件事在一个文件上批判说， 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可见李先念不仅到处骂我，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我，煽动别人反对我。王震同志过去和我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事同他说说，可以得 到支持。但1988年以后情况就变了，积极反对我。至于“六四”以后，更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237】后台。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动与邓力群的影响有关 系。

再 讲一个批租土地利用外资开发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固然有炒买炒卖出现过热的现象，把这个问题解决，开放土地市场，对我们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 境，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中，把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房地产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来我们宪法上规定土地不能转 让，不能出租，所以这个问题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后，只是在深圳曾划出一块土地给胡应湘【238】进行开发，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说划给外商 的土地太多了，至于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许这样做。

在 改革开放中，吸引外商到我们这儿投资开工厂、办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行。而要搞基础设施，就要很大一笔投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事情 就卡住了。多年来搞开发区，首先就是把土地开放出来，使土地变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础设施，然后盖厂房，盖写字楼。当时计算 过，一平方公里面积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一亿多元，现在恐怕要更多。所以开发区往往进展很慢，我们城市建设都是这种情况。市政建设修路没有钱，搞三通一平没有 钱，许多土地闲置在那里。

记 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东【240】谈话时谈到，市政建设没有资金。他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呢？当时我觉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没 有资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联不在一起。他说，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让别人开发嘛！是啊，香港那个地方我也知道，一块土地很快就盖起大 楼，盖成一条街，很快就改变 了那一块地方的面貌，而我们就非常困难。霍英东当时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把这个看法跟上海的市长、书记谈谈，后来不知道他去了没有。 他这个看法对我有启发。我们有土地没有钱，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块地方建设起来了。后来我到上海也有这个感觉。 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同上海市区就隔了一条江，发展上海如果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开发这个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资金，搞基础设施，再招来外 商。大约是1987年，上海介绍一位美籍华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来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东这个地方租给给外商，只要有优惠政策，外商是愿意 的，但时间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后，要给他一个转让的权利，他们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我问他，出让这些土地后外商愿意来投资吗？需要什 么条件？他说，这容易办到，不需要特区那样的条件，只要像闵行经济区那样就行了。我当时想，条件比闵行更优惠一些，接近于特区的条件也可以考虑，所以很有 兴趣。因为这位美籍华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绍给我的，我就让汪道涵负责这件事。考虑到上海这个举动会各方瞩目，为了能疏通各个方面，我考虑除了汪道 涵，还要把陈国栋【243】拉进来。他与陈云有些来往，他的话陈云也容易听得进去。我知道陈国栋比较谨慎，对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研究。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因为过去想在上海搞开放，陈云有顾虑。82年时他讲过对上海、江浙这些地方要谨慎，因为在那里搞资本主义，人们熟门熟路，滑下去很容 易。所以，上海改革开放所以推迟一是这个地方举足轻重，另外与陈云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后来。听说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 到上海搞晚了，我想这是对的。如果当年早一点搞，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浦东开发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实际上86、87年就酝酿这个事，开发的方式也是批租。浦东的事，我曾向陈云谈过，他没有表态。这个事我也向邓做了宣传，他非常赞成，说这样好的事，要赶快搞。但我当时感到老人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继续研究酝酿吧。

洋 浦的开发问题。洋浦在海南儋县，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没有水，什么都不能种。我们要搞有困难。如果出租给外商，他们可以很快搞起来。当时许士杰 【245】、梁湘【246】按这个设想同外商熊谷组【247】接触，人家很有兴趣，愿意拿几十个亿来搞。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对此没有想通。我国原来是帝国主 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压迫啊，租界啊，大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当时张维他们去进行考察，写了个报告，说大批土地租给外国，成了国中之国，是出卖主 权。1989年人代会期间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一场风波。许士杰在会上作了解释，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反对的调子非常高，有无幕后原因我不知道。当 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应，坚决要把这个计划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责任。李先念知道这一情况后，给小平写了封信，说这种开发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绝 不能这样搞。邓不了解情况，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反对，就说此事暂不要搞。也是在这个前后，陈云也转一个材料给我，批示说此事要慎重。

由 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叫特区办搞了一个详细材料，说明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我把这些材料转给了陈云，同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土地只包 给一家是不是好，还可以研究，但这决不涉及主权问题。陈云看了我的信后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期，我到邓那里去，他又问洋浦的事，我就说这件事实在是 一件不了解情况的误会。我说，洋浦这么一块荒地，你如果不包给外商，放在那儿再过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块荒地。包给外商，他来开发，那里很快就成为繁荣的地 方，和港口配起套来。人家拿几十亿港币来投资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是涉及主权，完全是没有常识。邓听后说这是好事，原来我不清楚，我原来说的不对，还是 要搞。后来梁湘、许士杰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洋浦开发的打算。邓看后作了批示转我，说原来反映的情况不实，我说暂不搞，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应该搞， 积极地搞。王震这个人对政治经济改革是反对的（农垦系统的改革他就反对），但他对开放、对洋浦租给外商开发是支持的。原来我想找他出面讲讲话，但他看到各 方反对就不讲话了，还说要重新考虑。邓批示以后我告诉他，他也表示支持。

现 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 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 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办 特区的时候，就有议论说会演变成殖民地，像澳门一样，澳门一开始是租给葡萄牙晒渔网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实际当时清朝是腐败无能，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怕中国变，一天宣布什么都不算数了，甚至把外国资本没收了。哪有中国怕外国的道理？他把钱投到中国，中国还害怕吗？又如海上 石油勘探，吸收外资，在合同上要求很多，总怕自己吃亏，思想保守，算小账不算大帐。总之，一些人在对外开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亏。中国多年搞闭 关自守，名为独立自主，实际上搞闭关自守。有人一听说引进，就觉得不光彩。这有什么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制造，什么都要从国内解决，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 对外贸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东西同人家交换，这也是自力更生嘛。这种闭关自守的想法，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李鹏趁各方议论纷纷之际，也卡洋浦。 他本来对洋浦开发一点不支持，他特别给特区办下文，说没有国务院的通知，洋浦开发区不能动。就这样把洋浦的事压下来了。本来这件事是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定下 来的，总之他是借治理整顿处处阻止改革开放。

还 有件事，王纪宽【248】曾捎来一个信息，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想在广东惠阳地区搞一个年产30万辆的汽车厂，条件很好，全部外销。如果电力有问题，他们自己 搞电厂。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国来生产。这样可以带动三、四十家中国工厂来为它服务。这是独资来搞，也不要我们配套资金。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认为很重 要，我曾就这件事给姚依林、李鹏写了封信，认为这是好事，而且当时许多外商怕中国政策变，不敢继续来投资，特别是独资。这件事如办起来也是开了一个好头。 但姚依林、李鹏对此很消极，他批给机械部，机械部总想自己搞不让外资进来搞汽车工业。姚依林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不能搞。李鹏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不搞，把报告转给我，于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这样放下来了。“六四”以后听说又想搞，是不是邓知道了干预了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下面讲讲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耀邦多次被邓指责为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因此而被迫下台。国内国外也大都把胡看成开明派、民主派。胡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是什么呢？

耀 邦为人比较宽厚，比较宽容，也主张实行比较宽松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对待知识界，一向比较体谅，比较宽容。几十年来在强调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 他很少搞过火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长期间，积极主张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为地富摘帽，并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249】。他不顾一些人的怀疑和抵触，提出不分时间限制，只要搞错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闹事， 一贯主张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赞成用高压手段解决。即使对于流氓犯罪社会治安这类案件，他也积极倡导以综合治理的办法解决，不主张大量捕人、关人的所谓“严 打”。对于动辄用专政手段，他很不以为然。

在 政治制度上，他虽没有具体明确表露过他的主张和设想，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能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环境中，这是他追求的 理想。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 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从 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我相信如果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虽然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并没有形成什么框架或模式，但随 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动和影响下，他将会沿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下面说一下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虽然早在四川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了扩大 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但是没有想到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对于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后我们党内、社会上不正常的种种情况，我认为应 该拨乱反正。但对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记得那时陕西一个工人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讲话，认为我是经济上的改革 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这确实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这种状况大概继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所以连小平1980年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 著名讲话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当然更没有改变我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到了1985、1986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才有了一些变化。引起我重视政治 体制改革的原因固然与国际大气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问题有关系，但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 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 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 领域的事情多起来了。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

当 然，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当时总的想法是，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说，戈 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讲，1989年他访问中国在与我会谈时，我曾暗示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我当时与他讲 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我有意识用了“治”而不是“制”, 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 的观点。

要 改变执政方式，怎么改变呢？当时也逐步有些设想。共产党是执政党，但怎样执政呢？应该尽量使执政方式现代化一些，赋予它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开明的、开放 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说共产党执政要增加它开明、开放的色彩。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 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

首先要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戈尔巴乔夫叫公开性，我们叫透明度。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应该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知道，改变长期以来的所谓“黑箱作业”，人民只知道决策的结果，一旦政府公布了就去执行，而不了解决策的过程和情况。这个很重要，让人民有知情权。

其 次，要开辟各种对话渠道。要同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力量，各个利益集团对话。重大问题一定要和各个社会集团协商对话，不是只在共产党内作出决定，或者只是同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协商一下。重大问题展开或决策之前、决策过程中间同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当然，这首先要有社会集团。没有社会集团怎么对话？这里有个很 重要的问题：要改变过去那种各种社会团体完全同党一个声音，工会、青年、妇女、工商界、青年团、社会各团体，不能是党的御用工具。它应该能够代表它所代表 的群众，这种对话才有意义。这就要发挥各社团的中间组织的作用，党不要事事包办，不要对他们干预太多，使他们有独立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同 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协商，要使各个社会集团能够参与。

再 一个就是要改变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当时还设想，甚至包括共产党向人大提名领导人的时候，可以同时提出几个候选人，由人大 代表从中选择。我们现在的差额选举往往只有副职才有，而且中央高层一级就没有。我们虽然还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选举办法，至少共产党向人大推荐提名应当多提几 位，包括主要的职务譬如委员长、政府总理，可以多提几个人，让大家去选嘛！

充实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问题，要使民主党派能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也曾设想过，在人大开会期间，民主党派可以有自己的党派活动，可以建立自己的党组。

还 有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 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

另 外就是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1989年我也和胡绩伟交谈过这个事，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 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 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

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

这 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 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 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

1989 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 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 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 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 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一一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 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 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 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当 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 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 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 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但话说回来，议会民主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早就 实行议会政治的，但并没有充分显示它的优越性，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没有权威，社会不够稳定，一些军人发动政变就是以此为借口。这就说明，议会民 主政治制度这种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国家都可以采用并用得很好。

总之，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这是第一。

第 二，它是有条件的，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步采用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 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制 社会也不可能出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另 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 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 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这 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 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 进的倒行逆施。

这 个过渡需要多长，那要看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 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 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 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但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

执 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 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过去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确需要强调集中，强调纪律，但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领导整个社会向着议会民主政治过渡，党内如 果不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这就要保留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过去还讲要保护少数嘛！党内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的派别 合法存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竞争，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党不从过去适合战争年代的状况，转变为适合于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新情况，那是不行 的。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

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我 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 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 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 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 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33】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

【235】编者按：从这里起，到P289【一】，共12段，在录音带中虽然位于本处，属于第六部分第二节；但从内容推测，也许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节的一部分。编者在整理过程中一仍其旧，未作任何改动。

【236】张维（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237】“小舰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衍语，意即以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为目标的最危险的反革命组织。

【238】胡应湘（1935-）：Gordon Wu，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239】“三通”是指开发前的通电、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东（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业家。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华裔美国工程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243】陈国栋（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244】“邓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间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据“去年”二字可以推断，录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写定的。

【245】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247】熊谷组是日本的建筑公司，成立于1898年。

【248】王纪宽（1931-2007）：江苏江阴人。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249】据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的回忆：“在他（胡耀邦）的领导和推动下，到1982年底，全国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0日）
 

【一】简体中文版编者按：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原书中的第289页。

【二】简体中文版编者按：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原书中的第268页。

赵紫阳年表



1919年10月17日诞生于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

1927－1933年（8－14岁）在县立第十七小学（初级小学，在桑村）和县立第一小学（高级小学，在县城，原欧阳书院）读书。

1932年（13岁）6月在原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14岁）8月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初中。1935年（16岁）12月在开封参加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和卧轨请愿斗争。

1936年（17岁）8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今武汉第14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辍学返乡，从事抗日活动。

1938年（19岁）2月在滑县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0日赴中共北方局党校（山西省黎城县寺底村）学习，8月底结业。9月由中共直南特委任命为滑县工委书记。1939年1月中共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任县委书记。

1939年（20岁）年初兼任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6月任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1940年（21岁）4月任中共冀鲁豫边区二地委书记。1941年7月二地委改称六地委。

1942年（23岁）12月因精兵简政，五、六地委合并，称四地委，赵改任四地委宣传部长。

1943年（24岁）5月赴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0月结业。11月任中共冀鲁豫四地委副书记。

1944年（25岁）5月四地委改称九地委。冬，与冀鲁豫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梁伯琪结婚

1945年（26岁）10月九地委改称四地委，任四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四分区政委。

1947年（28岁）12月任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

1949年（30岁）3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书记。

1951年（32岁）4月奉命南下赴广东工作。5月任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6月被增选为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

1953年（34岁）7月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

1954年（35岁）10月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5年（36岁）华南分局撤销，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年（37岁）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9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八大。

1960年（41岁）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兼广东省军区政委。

1962年（43岁）1至2月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46岁）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47岁）“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夺权。

1967年（48岁）5月5日被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在广州沙河梅花园监护。

1968年（49岁）以战备名义被转移至韶关。

1969年（50岁）被羁押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

1970年（51岁）7月化名赵明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当钳工，下放劳动。

1971年（52岁）4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53岁）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副主任。

1973年（54岁）

1974年（55岁）8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5年（56岁）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58岁）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30多个县市进行农村调查，开始在全川调整经济政策，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试点和推广工作。

1978年（59岁）主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主持制订四川省“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由于四川粮食连年增产，“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流传开来。

1978年（59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2月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任西南组组长。

1979年（60岁）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61岁）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9月10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赵为国务院总理。

1981年（62岁）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1982年（63岁）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富选为政治局常委。和胡耀邦、万里一起主持制订第一个关于农村政策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兼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84年（65岁）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并主持实施。

1985年（66岁）同胡耀邦一起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推进到社会各个领域。

1986年（67岁）10月中央决定成立以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赵紫阳为组长，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

1987 年（68岁）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代理总书记，开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本年秋到次年1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10月，在中共十 三大上，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 案。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69岁）3月王持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并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阐述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9 年（70岁）6月3-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6月，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 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 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1989年（70岁）6月至2005年（85岁），被软禁于北京住所。

2005年（85岁）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名录

安志文（1919-）An Zhiwen
陕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
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1984年12月，他再次访问中国。

鲍彤（1932-）Bao Tong
浙 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薄一波（1908-2007）Bo Yibo
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小平）。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陈国栋（1911-2005）Chen Guodong
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俊生（1927-2002）Chen Junsheng
黑龙江桦南人。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陈希同（1930-）Chen Xitong
四 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 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陈野革（1915-1994）Chen Yege
四川冕宁人。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陈一咨（1940-）Chen Yizi
陕 西三原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陈一咨在5月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 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暴力镇压，事后被迫流 亡美国。

陈云（1905-1995）Chen Yun
江 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 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 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邓力群（1915-）Deng Liqun
湖南桂东人。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邓小平（1904-1997）Deng Xiaoping
四 川广安人。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渭“党的 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线，是改革年 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 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丁关根（1929-）Ding Guangen
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丁石孙（1927-）Ding Shisun
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杜导正（1923-）Du Daozheng
山西省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杜润生（1913-）Du Runsheng
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方励之（1936-）Fang Lizhi
浙江杭州人。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1987年因同情学潮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费孝通（1910-2005）Fei Xiaotong
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
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1988年赵紫阳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高扬（1909-）Gaoyang
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geyevich Gorbachev
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谷牧（1914-）Gu Mu
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郭罗基（1932-）Guo Luoji
江苏无锡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引起邓小平的不快。

郝建秀（1935-）Hao Jianxiu
山东青岛人。劳动模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何东昌（1923-）He Dongchang
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贺亦然（1918-）He Yiran
河北满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嘉鹏（1937-）Xu Jiapeng
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胡绩伟（1916-）Hu Jiwei
四川威远人。中共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销一切职务。

胡乔木（1912-1992）Hu Qiaomu
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胡启立（1929-）Hu Qili
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启中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员。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胡耀邦（1915-1989）Hu Yaobang
湖 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 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 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 天，最后在六月四日遭受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胡应湘（1935-) Hu Yingxiang
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华国锋（1921-2008）Hua Guofeng
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泽东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1976-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霍英东（1923-2006）Henry Fok
香港企业家。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江流（1922-）Jiang Liu
山东栖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蒋硕杰（1918-1993）Jiang Shuojie
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江泽民（1926-）Jiang Zemin
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金明（1913-1998）Jin Min
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金日成（1912-1994）Kim Il-sung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康世恩（1915-1995）Kang Shieng
河北怀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雷洁琼（1905-）Lei Jieqiong
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尔重（1914-）Li Erzhong
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李鹏（1928-）Li Peng
李 硕勋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 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听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听从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力主 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李锐（1917-）Li Rui
时任中顾委委员。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李瑞环（1934-）Li Ruihuan
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树桥（1944-）Li Shuqiao
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李铁映（1936-）Li Tieying
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维汉（1896-1984）Li Weihan
湖南长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先念（1909-1992）Li Xiannian
湖 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李锡铭（1926-）Li Ximing
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一氓（1903-1990）Li Yimang
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李勇（1948-）Li Yong
1985-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正亭（1918-）Li Zhengting
陕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梁步庭（1921-）Liang Buting
山东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1983-1988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梁湘（1918-1998）Liang Xiang
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廖汉生（1911-2006）Liao Hansheng
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志高（1913-2000）Liao Zhigao
四川省冕宁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林同炎（1912-2003）Lin Tongyan
华裔美国工程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刘宾雁（1905-2005）Liu Binyan
吉林长春人。《人民日报》名记者。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刘少奇（1898-1969）Liu Shaoqi
湖 南宁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 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刘正文（1912-）Liu Zhengwen
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陆定一（1906-1996）Lu Dingyi
江苏无锡人。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文革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同，1982年任中央顾同委员金常各委员。

陆铿（1919-2008）Lu Keng
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

卢之超（1933-）Lu Zhichao
江苏宝应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马文瑞（1912-2004）Ma Wenrui
陕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毛 / 邓榕（1950-）Mao Mao / Deng Rong
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曾根康弘（1918-）Nakasone Yasuhiro
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聂荣臻（1899-1992）Nie Rongzhen
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
英国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彭冲（1915-）Peng Chong
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彭德怀（1898-1978）Peng Dehuai
湖 南湘潭人。元帅。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 各部门。被毛泽东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和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彭德怀一案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彭真（1902-1997）Peng Zhen
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钱李仁（1924-）Qian Liren
浙江嘉兴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乔石（1924-）Qiao Shi
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钦本立（1918-1991）Qin Benli
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任仲夷（1914-2005）Ren Zhongyi
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阮崇武（1933-）Ruan Chongwu
河北怀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芮杏文（1927-2005）Rui Xingwen
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宋平（1917-）Song Ping
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宋任穷（1909-2005）Song Renqiong
湖南浏阳人。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苏绍智（1923-）Su Shaozhi
北京市人。政治理论家；1982-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孙长江（1934-）Sun Changjiang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孙起孟（1911-）Sun Qimeng
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田纪云（1929-）Tian Jiyun
山东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万里（1916-）Wan Li
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大明（1929-）Wang Daming
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汪道涵（1915-2005）Wang Daohan
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王鹤寿（1909-1999）Wang Heshou
河北唐县人。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王建（1954-）Wang Jian
北京市人。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王纪宽（1931-2007）Wang Jikuan
江苏江阴人。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王蒙（1934-）Wang Meng
河北南皮人。文学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王全国（1919-）Wang Quanguo
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王忍之（1933-）Wang Renzhi
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任重（1917-1992）Wang Renzhong
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瑞林（1930-）Wang Ruilin
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王若水（1926-2002）Wang Ruoshui
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王若望（1918-2001）Wang Ruowang
江苏省武进人。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14个月。

王维澄（1929-）Wang Weicheng
浙江桐庐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震（1908-1993）Wang Zhen
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尉健行（1931-）Wei Jianxing
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魏京生（1950-）Wei Jingsheng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

温家宝（1942-）Wen Jiabao
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伍修权（1908-1997）Wu Xiuquan
湖北武汉人。1958-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任中顾委常委。

吴学谦（1921-2008）Wu Xueqian
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吴祖光（1917-2003）Wu Zuguang
江苏常州人。著名剧作家、导演。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项南（1918-1997）Xiang Nan
福建省龙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萧洪达（1918-2005）Xiao Hongda
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熊复（1915-1995）Xiong Fu
四川邻水人。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许家屯（1916-）Xu Jiatun
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许士杰（1920-1991）Xu Shijie
广东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徐向前（1901-1990）Xu Xiangqian
元老，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严家其（1942-）Yan Jiaqi
江苏常州人。政治学学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六四”事件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现居美国。

阎明复（1931-）Yan Mingfu
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杨尚昆（1907-1998）Yang Shangkun
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杨易辰（1914-1997）Yang Yichen
辽宁省法库县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姚锡华（1929-2009）Yao Xihua
江苏省南京市人。曾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1987-198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代表。

姚依林（1917-1994）Yao Yilin
安徽贵池人。文革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叶季壮（1893-1967）Ye Jizhuang
广东新兴人。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叶选宁（1931-）Ye Xuanning
出生于香港。中共元老叶剑英次子。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雍文涛（1912-1999）Yong Wentao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林业部长。

于光远（1915-）Yu Guangyuan
上海市人。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

余秋里（1914-1999）Yu Qiuli
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袁木（1928-）Yuan Mu
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曾希圣（1904-1968）Zeng Xisheng
湖 南兴宁（今资兴）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 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受到批判和撤职。

张光年（1913-2002）Zhang Guangnian
湖北老河口人。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学评论家。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张劲夫（1914-）Zhang Jinfu
安徽肥东人。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张荣发（1927-）Chang Yung-fa
台湾澎湖人。长荣集团总裁。

张曙光（1922-2002）Zhang Shuguang
河北饶阳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1986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离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维（1913-2001）Zhang Wei
北京市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张显扬（1936-）Zhang Xianyang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张岳琦（1938-）Zhang Yueqi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7-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赵健民（1912-）Zhao Jianmin
曾任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监委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郑必坚（1932-）Zheng Bijian
四川富顺人、时任胡耀邦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1992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周恩来（1989-1976）Zhou Enlai
江 苏淮安人。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文革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文革后尽 力紧跟毛泽东，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

朱厚泽（1931-）Zhu Houze
贵州织金人。1983年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附录



附录一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录音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的录音内容。内容与正文有部分重复，但某些阐迷更为细致。在此收录，供读者参考。


我 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在国外，包括日本、东南亚、香港、台湾、新加坡以至美国的政界、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映。多数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 中国进一步要改革开放的信号，而且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必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一首先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给予比较肯定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人表示赞 成，特别是沿海地区欢欣鼓舞。我曾专门搞了沿海战略的系统材料送给邓小平，他看了以后非常赞许，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上写了这么一些话：“实施沿海发 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还向别人一一我当时听薄一波讲一一特别是向薄一波推荐这个报告。他认为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 题，一个方针。但是在国内也有人表示疑虑，表示不同的意见。

这 些怀疑或不赞成的意见，主要来自内地省份的同志和一向主张全国经济要平衡发展的人。他们认为，治海发展战略好像只照顾沿海，而不照顾全国；沿海得益，内地 不得益，甚至还受害。他们不懂得现在只有沿海才有条件利用这个机遇，内地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怎么办呢？要么全国都实行这个战略？又不可能。要么全国都不实 行这个战略？沿海的这个机遇不就再次错过、浪费了吗？这样做对沿海当然没好处，但对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看法还是多年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 棋均衡发展形成的观念。还有人说沿海已经快于内地了，现在再给沿海机会和优惠政策，沿海发展更快，那是锦上添花；东西部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看法不适合中国的现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来经济有它自然的规律，能快则快，不能快不要勉强。有些地方有条件就 搞得更快一点；有些地方没这个条件就暂时慢一些。那些发展快的地方，最终会给慢的地方提供一些发展条件。我认为，还坚持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机会均等这些观点是不行的。

88年以来有一种舆论，说“中央实行的政策不是产业倾斜，而是地区倾斜”。意思是说不是对什么产业优惠或限制，而是对某些地区给予支持、扶植和优惠。对把一些优惠政策给沿海地区思想不通。其实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沿海地区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例 如放宽开放条件、下放批准权限、吸引外资，还有给外商投资的待遇等等，都是为了让沿海把握住这个机遇。而那些不能大量利用这个机遇的地方，当然就暂时没有 必要给予这些优惠。有一个时期，那些反对地区优惠、反对地区倾斜，主张全国拉平的声音很强烈。持这些主张的同志，没有深深感到全国拉平是我们解放几十年来 在经济建设上一个很大的失误。因为没有很好地利用沿海的条件，几十年搞的结果既延误了沿海，又延误了整个国家，沿海的延误必然不利于内地的发展。如果使沿 海利用这个机遇迅速充分发展起来，最终将会有利于内地。在这个过程中问，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不敢拉大这个差距，就不可能使全国经济最终能够有大幅度的 增长。这只是在发展中间差距的拉大，而不是两极分化；不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是同一个方向。一个跑得更快，一个跑得稍慢。这种距离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一 定要敢于承认它。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有些人虽然不讲，但心里不赞成，不以为然。

再 一种思想障碍，就是认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不应该主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不能走四小龙的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以我们整个国家来 讲，不能这样搞。我们是一个大国，势必以国内市场为主。但绝不是说所有地区都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不是说沿海地区也不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因为它有这个条 件，不能笼而统之。沿海和内地有很大不同，明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对沿海有利，对整个国家有利，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搞呢？所以这些思想障碍只是从一般出发，不 做具体分析，不按具体不同的情况来考虑问题。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懂得沿海的特点、沿海的优势。

还 有人认为大量的人都去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上根本容纳不了，没销路。所以沿海地区这个战略行不通。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国际市场的情况和趋势。实际上世界 市场的结构在不断变化，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是一种互补性的。我们不是只搞产品出口而不进口东西。即进口我们缺少的，出口我能够出口的。这就是 一种互补性。在国际经济结构变动时，不同类型国家都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本身就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有极大的容量。互补性，不是单方的，而是 双向的。而且中国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个是动态的。本身会在发展中问不断地调整结构。另外，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一个过 程，不是今天讲了，明天就有两亿人口都从事出口商品生产，这其中有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层次。而在发展过程中问，劳动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也在变化。国外产品结 构的调整在不断变化，我们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都是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不能用凝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担心市场容量的想法也不符合实际。

还 有一种看法。一些人，包括沿海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许多同志都不理解实行沿海发展战略为什么主要依靠乡镇企，而不主要依靠国营大中型企业？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 发展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是要解决沿海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和出路。沿海地区缺乏资源，这么多劳动力无用武之地，究竟他们应当到哪里去呢？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 就是要通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载体来劳务出口，把劳动力融化到产品上，然后出口到国际市场。如果不大量地解决乡镇企业出路问题，农村就那么一点儿土 地，农民没有出路。另外沿海大量地发展乡镇企业，还会产生一个在国内争原料、争能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头甩到国外去，逐渐地依靠国际市场来交换，那不 是既让沿海劳动力有了出路，又减少了同国内争原料的矛盾吗？何况乡镇企业还有很多优点，它规模小，是在竞争机制中问生长出来的”它从诞生那一天就在市场里 面，适应这个市场，比较灵活，容易掉头，容易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那里的乡镇企业劳动力素质也是好的。我在那次调查研究中问了解到，很多外贸企业 和外商都很愿意和乡镇企业打交道，说他们架子小，好伺候，交货及时，遵守合同。我们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现在仍然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不能一 下子完全改变。这不是说不要在国营企业里发展外向型经济，当然应当发展。但是我们仅仅解决了国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农村广大劳动力的出 路，也不能解决整个沿海地区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问题。所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

还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什么只讲劳动密集呢？我们这个大国，有这么大的科技力量，为什么不去搞新技术产业呀？”我们说所谓机遇，是什么机遇呢？就是世界经济 改组——逐渐地把那些劳动力成本占比例比较大的产品转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去。我们是从利用这个机遇提出问题的。我们如果有条件，当然应当发展高尖端技术产 业和产品出口。但是现在国际市场结构改组并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大量地出口资本密集或者是技术密集产品。因为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 设备。仅仅解决部分国营企业、少数先进技术企业的出口问题，不能解决沿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这丝毫不是说我们不要发 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起骨干作用，应该起骨干带头作用。也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当积极地搞。但是大量地 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首先利用这个机遇，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我们有了资金，就可以引进设备，技术等级就 会逐渐提高，产品质量也会逐渐提高，而这样恰恰能够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的时机来得更快。不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只是好高骛远 地一厢情愿，那么将来这个机会可能就根本来不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为什么日本现在就要把劳动密集型向外转，为什么四小龙就要往外转，一开始他们不也是 利用了机遇，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吗？

当时还有别的顾虑。比如说我的意见提出以后，刚才我讲了，邓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称赞的。但是陈云同志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我直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噢，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不容易啊。”至于李先念嘛，就 是反对的了。李先念说：“你大进大出，恐怕只能大进而不可能大出啊。”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问题一一内地省份认为只讲沿海省 份不讲他们了；讲乡镇企业不讲大中型企业；讲劳动密集不讲先进技术。所以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陈旧的问题，这是长期执行计划经济、长期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形成闭 关自守所造成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八五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我们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调整基本建设的结构，当时讲几年内基本建设不增加，总规模不增 加，使结构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有人担心，现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那就是沿海建设的规模要 扩大了，还可能需要国内一部分配套资金，必然会同全国稳定经济发生矛盾，必然会冲击稳定全国经济的部署。又要欠债啊！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顾虑我 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利用沿海这个机遇，两头在外，利用外资，沿海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冲击国内经济的稳定。（录音不清）……老企业的改造 上，采取嫁接的办法，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这样我们国内就不用多少配套资金，另外把各地方留 成外汇作为周转外汇进口原料然后加工出口，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更根本上来讲，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冲击稳定经济，相反还会促进全国经济的稳 定。

但 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李鹏、姚依林他们就趁机用行政的办法全面压缩、全面收紧，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来实行这个战略所 确定的政策，所确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绝大部分变掉了。对外一些已经确定引进外资的项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顾虑，专门讲了网 开一面。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调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是开放的条件，能够通过同国际市场的交换，通过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缓解我 们国内的矛盾，来减少我们在调整期间的困难。这本来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困难和矛盾。所以现在 对沿海网开一面，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全国的治理整顿。无论如何不要把全面压缩、收紧这一套东西搞到沿海去。当然沿海也有一些 东西需要整顿治理，那可以有重点地搞。沿海可以趁这个机会搞结构调整，比如说搞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可以大量进一步发展；主要消耗国内原材料的，可以适当压 缩，有条件的要转向外向型经济。当时如果能够这样很好实施的话，我看我们治理整顿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当然也要说，虽然当时国务院对沿海不加照顾、全面压 缩，大大影响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贻误了沿海经济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有这个沿海发展战略，由于沿海有了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以治理整顿中问，终究沿 海的情况还是好于内地。

顺 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问沿海和内地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上一 直没有处理好。解放初，一头倒向苏联，准备和台湾打仗，所以一直把内地作为建设的重点。本来沿海经济基础比内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内地。以后又要和 苏联打仗，进一步搞“大三线”，沿海的条件没有很好地利用。虽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觉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发挥沿海的积 极因素，但是根本没有落实，沿海那些很好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充分地利用。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沿海经济有条件发展得快，内地经济不可能搞得太快。但 是，全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长期没有明确沿海和内地实行不同的方针，常常是一刀切。强调快速发展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都加快发展；强调收缩也是一刀 切，内地和沿海一起收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八八年治理整顿时，沿海刚刚顺利发展 几年，本来势头很好，完全可以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果呢？收缩。使沿海又大大减缓了速度。去年邓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又是强调发展，不仅是沿海，内地也非 常热。依我看，现在沿海除了房地产、股票出了一点问题以外（这可以有重点地解决），整个沿海来讲，发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况是很好的。现在［编者 注：指1993年］又提出整顿，又要所谓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还是用了很多行政的办法，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 遇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就是长官意志，地方 长官意志。这个地方长官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太大！他们往往按主观愿望而不是经济规律办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么我也得搞什么。本来经济问题应 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况办，内地就按内地的情况办。治海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内地基本上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生 产。如果市场真正起作用，经济实体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根据市场的作用来调配资源，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那情况就会好得多。真正由经济实体，也就 是市场的主体——各个企业、各个经济单位，根据效益和市场原则，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他们自主决定。内地用内地的办法，沿海用沿海的办法。而现在是长 官意志决定。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那些人。他们脑子一直是全国一盘棋、全国集中统一，称为“全国几统一”，他们把很多权力集中到中央。主张均 衡发展，即地区之间差别不能太大。这些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二是，由于政企没分开，地方长官的意志对经济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 情愿，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根本解决问题，恐怕还是得靠真正的经济体制转型，真正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当然，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逐步的，一下解决是不可 能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过热啊，宏观调控啊，根本是因为市场规模不够，地方经济实体自主权不够，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长官意志的 影响。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总的方向。同时，就是要在转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区的 区别。一定要对沿海地区网开一面。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充分利用它的条件，使沿海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附录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

1989年5月4日
赵紫阳


各 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 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 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 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 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 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 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 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 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 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 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 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 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 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 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 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 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附录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1989年5月19日
赵紫阳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结束这次绝食。

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 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六天、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 才停止绝食。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 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 今天不是来与你们对话的，而是劝同学们理智地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严重情况。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 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天在增加。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 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对交通、运输、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 来，绝不会！

你 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学 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组织绝食的同学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 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难道真正 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附录四

《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3日
赵紫阳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4 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 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 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 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 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 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 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与 当时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 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 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 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 些话写在4月26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 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 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 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 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 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 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 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 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
（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

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间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 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4月26日《人民日 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 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 我在5月3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 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 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 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 我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 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 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4月29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 第一篇社论（4月26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5月4日的讲话，特别注 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5月3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 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 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 我的讲话未经过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 备。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鹏同志会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4月27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 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 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 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 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 等密切结合起来。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 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 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 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 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 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 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 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 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 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 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 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 关于5月16日夜问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4月26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 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 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 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 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 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 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 担起来。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4月26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 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没有谈下去。

九、 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 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 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 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 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5月 18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讲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 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 关于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学 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 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 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 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9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 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从 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已在同多数人的矛盾 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 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 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 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 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 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 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 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建规 模，85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88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 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 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 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 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 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 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 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198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 的意思。因为1988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 廉洁问题的重要。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 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 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 负。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 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问确实有所滋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 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 任。

我 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 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 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 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 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 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 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1987 年4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 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 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 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 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 定。去年12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 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在 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 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 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 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 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 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 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 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 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开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时候也不妨碍发展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 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 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 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 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 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 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 ”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个想法，影 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

（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彻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 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 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 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 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 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如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 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 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 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因病请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另外，把一些单 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 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 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 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 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