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在征服战争的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后，曾假手那瓦布作傀儡进行统治，继而又实行“双重管理制度”：那瓦布当局管理民事，公司掌握征收田赋权。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管理法案”，规定由英国政府任命英属印度领地的总督，“双重管理制度”结束。1784年，英国国会又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领地管理法案”。根据这项法令，由内阁任命一个督察委员会来处理印度的一切重大问题；尽管任用一切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的权力，仍属于公司的董事会，但是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力已归于英国政府。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制度的变化，是为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印度的需要服务的。在17、18世纪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军事征服和建立殖民统治制度过程中，英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其对殖民地掠夺的主要手段是：海盗抢劫、不等价贸易、直接搜刮。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后，洗劫国库，掠走财富总值达3700万英镑，其中有2100万英镑落入公司高级职员的腰包，克莱武一人就抢得23.4万英镑；攻陷迈索尔首府时，英国人仅掠获王室珍宝就值1500万英镑。“双重管理制”保证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直接搜刮土地税。在东印度公司未接管孟加拉征税权以前，孟加拉的田赋实收额为81万英镑，而公司接管后的一年（即1764～1765年度），田赋额便猛增至147万英镑，到1792～1793年度，竟高达300万英镑。公司对手工业者的剥削也极残酷。它通过自己布满在各地的商馆和印度经纪人，强迫成千上万的印度手工业者为其加工订货，而支付给他们的价格却低于市价的一半，甚至不足以购买原料。此外，公司还垄断食盐、烟草和鸦片等项贸易。仅食盐专利一项，每年就净赚80万英镑；公司强迫孟加拉农民种植鸦片，以低价收购，再用走私方式运到中国，牟取暴利，毒害中国人民，鸦片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七分之一。英国殖民者从印度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据统计，在占领孟加拉以后的58年间（1757～1815年），英国从印度榨取了10亿英镑的财富。这一大笔财富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它迅速成为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但是，英国对印度骇人听闻的掠夺，却严重地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经济，使印度变成一个极端贫穷、哀鸿遍野的国家。英国议员威廉•富ladeng曾这样描述东印度公司掠夺孟加拉的情景：“以前孟加拉是各国的谷仓，是东方商业财富和工场手工业汇萃之地。……在短短的20年内，这里的许多地方都已呈现沙漠的景象。田地荒芜，广大地面长满野草；农夫被掠夺，手工业者受压迫，饥荒一再发生，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减少。”1770年，孟加拉发生了一次大饥荒，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被饿死。1789年，英国总督也不得不承认：“本公司在印度领土的三分之一，现在已是一片只有野兽栖居的荒漠之地。”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他们坚持要求开放印度市场，参与对印度的剥削。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从此开始了英国工业资本对印度掠夺的新阶段，印度日益变成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从1814年到1835年，英国借助于低关税（棉丝织品课税3.5％，毛织品课税2％）输往印度的棉织品由不足10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以上。自古号称世界棉织业大国的印度，现在到处充斥了英国的棉织品。在英国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印度的手工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百万手工业者破产失业，陷入绝境。著名的纺织工业中心达卡迅速衰落萧条，1827～1837年人口从15万人减到3万人。总督本丁克供认：“悲惨的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为了保证税收来源及培植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实行新的田赋制度。1793年，殖民当局首先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省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取消农村公社的土地继承权，土地由公司交给柴明达尔；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租税，但须把土地税额的90％交给公司；不管征收地租的多寡，柴明达尔按1790年交纳给公司的数额，永久“固定”不变。这样，农民成了佃农，而柴明达尔成了拥有土地的地主。从1818年起，殖民者先在马德拉斯后在孟买，实行“莱特瓦尔制”。该制度虽然承认公社农民对于耕地的所有权，但农民必须向公司缴纳相当于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农民实际上成了公司的佃农。1822年又在中部地区实行“不固定柴明达尔制”，规定柴明达尔负责向农民征收租税，税额不固定，每25年至30年重定一次。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土地税制，虽然形式多样，但本质则一，即最大限度地压榨农民。马克思在论到这些制度的实质时说：“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的利益。”实行新土地税制后，殖民当局的土地税收入激增。1800～1801年度，土地税总额为420万英镑，到1857～1858年度增至1560万英镑，占殖民当局总收入的五分之三。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19世纪上半期，印度连续发生七次大饥荒，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死亡。印度农民的悲惨处境，使他们对英国殖民者充满了深仇大恨。

　　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损害了部分印度封建王公的利益。印度各邦的封建王公原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但殖民当局为扩大直接统治区的地盘，以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原料产地，采取兼并部分封建王公领地的政策。1848年戴贺胥任总督后，按照殖民者的所谓“丧失权利说”，规定王公死后若无直系后嗣，其土地和年金即由东印度公司收回。通过这种手段，殖民者先后兼并了萨塔拉、那格浦尔、詹西等十多个封建土邦。1846年，殖民当局竟宣布奥德王公不善治理，强行吞并其领地。另外，还剥夺了马拉特王公那那•萨希布领取年金的继承权，没收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寺院大量的土地。英国殖民者的这些政策，引起土邦王公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僧侣的不满。

　　印度“土兵”对英国殖民者的怨愤也日益增长。50年代，英印军队共有28万人，其中“土兵”23万多人，他们都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生活所迫而受雇于公司。在征服印度的长期战争中，殖民者曾施以小恩小惠，对他们进行笼络和收买，如薪饷较高、纳税较轻等。随着英国征服印度战争的结束，他们原有的一些权利和优待被取消了，薪饷被降低了，英国军官对他们的统治和压迫更加严厉了。这些措施都激起了印度“土兵”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后来成了民族大起义的发难者。

　　总之，19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者为强化统治和剥削而实施的各项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它瓦解了印度的农村公社，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摧毁了传统的手工业；但是资本主义关系却并没有随着旧社会结构的瓦解而发展起来，因而使印度所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第二，它不仅使印度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而且也损害了一部分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引起印度社会各阶级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使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民族的矛盾迅速激化，最后发展为印度民族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