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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各省區城市化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關係分析
送交者: qazwsxedcrfv 2009月03月22日00:22:52 於 [世界軍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上海教授演講:小瀋陽走紅是因為北方人文化低(圖) 由 aihua 於 2009-03-21 23:10:58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8/10/9554.html

城市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伴隨着工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演變而產生和發展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志》中對城市化所下的定義為:“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和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歷史上不少經濟學家曾對城市化進行定義,如庫茲涅茨曾將城市化定義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布方式的變化,即城市化的進程。”雖然各種對城市化的定義表述不一,但其基本涵義無外乎包含三個方面:一是產業結構的演進,即由傳統的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變,二是人口的遷移,即從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三是人的觀念及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轉變。因此可以說城市化是一個系統性的長期發展的過程。

 

城市化涉及到了人口遷移、經濟發展、空間擴張、觀念轉變等等諸多方面,幾乎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狀態都要隨之而改變。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一個省區的土地面積和人口規模就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水平。再加上我國省區之間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資源狀況的不同,省區經濟發展所賴以建立的基礎就各不相同。各個省區之間的人口密度及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均存在很大差異,特別是決定城市化發展的基本動力——產業發展及產業結構處在不同的發展層次上,因而城市化的發展水平和主要影響因素也會大相徑庭。因此,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不可能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過程,必須依據各省區城市化發展、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差異性,分析、比較城市化的區域差異及其形成原因,才能更好地剖析各省區城市化的影響因素和動力機制以及不同的發展過程、發展方向,並進而對各省區的城市化發展分別進行指導。

關於對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測量,國內不少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測算方法和公式。有學者認為城市化水平的測算方法可分為五種:人口比重指標法,城鎮土地利用指標法、調整係數法、農村城鎮化指標體系和現代城市化指標體系(姜愛林,2002)。也有學者對城市化水平測定研究進行了綜述,深入分析了人口指標法的研究歷史和存在的缺陷,並總結了關於其他主要指標法的研究(張同升、梁進柱、宋金平,2002)。

 

由於其他指標法的定義和其相關指標的範圍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難,因而現有文獻中對城市化水平的測定大多採用人口比重指標,人口城市化水平就被界定為城市化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總人口的統計數據是顯而易見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統計和獲得城市化人口。按照引文中筆者對城市化所下的定義,城市化人口應該是非農業人口,以從事第二、三產業為主,而且這些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鎮,接受城市文明的薰陶,其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已經或是正在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攏。以此來定義城市化人口,則其應該包括居住在城市或城鎮的城市人口、在城市郊區主要為城市服務的一部分人口以及在城鄉結合部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在我國的鄉村人口中,確實有一部分農業人口是從事非農產業,比如鄉村中從事建築業和運輸業的農業人口,但是這部分人長期生活在農村,從事建築業的農業人口其服務對象主要是農村居民,農村中的運輸業主也主要是為農村服務。因此雖然這部分人從事非農產業,可其生活地點和生活方式還深深地刻着農村的烙印,所以不將其視為城市化人口。

 

我國的戶籍制度對戶籍的劃分有兩種口徑,一種是根據常住地的類型將人口分為農村戶籍人口和城鎮戶籍人口,另一種是根據口糧供應將人口分為農業戶籍人口和非農業戶籍人口。這種劃分方法造成了戶籍統計之間的相互交叉,市鎮人口中既有非農業人口又有農業人口,而農村戶籍人口中也有一部分是非農業戶籍人口。這種戶籍分類的交叉使人口概念複雜化,也增大了城鎮人口統計的難度。在這種戶籍制度下,非農業戶籍人口並非以職業來劃分,戶籍非農業並不等於職業非農業,非農戶籍人口與農業戶籍人口的概念並不能準確反映人口的經濟結構(陳甬軍,2001)。因而要直接從我國的統計年鑑中獲得城市化人口是有困難的,必須對戶籍制度下的各種人口統計數據進行調整以求得更接近我國當前現實情況的人口城市化率。這就涉及到了對統計數據的取捨和對人口城市化率計算公式的修正。

 

根據筆者上述對城市化人口所做出的定義,在我國的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中,與筆者所定義的城市化人口較為接近的是市鎮人口(City/Town Population),但若以此數據來計算則有高估城市化率的可能,因為市鎮人口中包含着一部分農業人口,這部分人並不能全部作為城市化人口。在市鎮人口項下,有一個統計項目是市鎮人口中的非農業人口,似乎這一統計項目符合筆者的要求。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城市的邊緣包括城市郊區以及城鄉結合部,有一部分農業人口其實從事的是非農產業,其所從事的活動主要是為城市服務的,其個人和家庭本身也和城市緊緊聯繫在一起,從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將其視為是城市人口。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在選取市鎮人口中的非農業人口這一數據的基礎上,加上市鎮人口中的一部分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業人口,以兩者之和作為城市化人口。根據這一構想,筆者對城市化的測算採用如下公式:

 

城市化率=城市化人口/總人口

 

城市化人口=戶籍制度下的市鎮非農業人口+市鎮中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業人口

 

=戶籍制度下的市鎮非農業人口+(市鎮人口-市鎮非農業人口)×從事非農產業人口比例

 

=戶籍制度下的市鎮非農業人口+(市鎮人口-市鎮非農業人口)×[(全社會就業人員數-鄉村就業人員數)/全社會就業人員數][1]

 

1990年我國第四次人口普查對人口統計口徑再次進行了修改,規定市總人口是指設區市所轄的區人口和不設區市所轄街道的人口,鎮總人口是指不設區的所轄鎮的居民委員會和縣轄鎮的居民委員會人口。因此,從1990年開始,各個年份對人口的統計口徑是一致的,而且有別於1990年以前的年份。所以為了能在口徑一致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根據上述公式,筆者測算了2003年和1990年我國30個省區(除重慶市)的人口城市化率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其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省區

 

人口城市化率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03年

 

(%)

 

90年

 

(%)

 

年增長率

 

(%)

 

03年

 

(元/人)

 

90年

 

(元/人)

 

年增長率(%)

 

北京

 

93.25

 

64.97

 

2.82

 

15817

 

4611

 

9.95

 

上海

 

92.54

 

62.86

 

3.02

 

23048

 

5570

 

11.54

 

天津

 

82.02

 

62.54

 

2.11

 

13089

 

3397

 

10.93

 

遼寧

 

67.03

 

51.43

 

2.06

 

7034

 

2432

 

8.51

 

廣東

 

63.98

 

38.93

 

3.89

 

8492

 

2319

 

10.5

 

黑龍江

 

62.10

 

48.61

 

1.90

 

5730

 

1792

 

9.35

 

吉林

 

61.46

 

47.78

 

1.95

 

4607

 

1586

 

8.55

 

江蘇

 

54.29

 

25.68

 

5.93

 

8293

 

1942

 

11.81

 

內蒙古

 

48.80

 

34.36

 

2.73

 

4428

 

1325

 

9.72

 

海南

 

47.97

 

30.83

 

3.46

 

4103

 

1433

 

8.43

 

新疆

 

47.22

 

33.27

 

2.73

 

4785

 

1647

 

8.55

 

湖北

 

47.06

 

31.94

 

3.03

 

4445

 

1457

 

8.96

 

山東

 

45.06

 

24.23

 

4.89

 

6740

 

1569

 

11.87

 

福建

 

44.79

 

23.40

 

5.12

 

6896

 

1534

 

12.26

 

寧夏

 

44.15

 

25.87

 

4.19

 

3301

 

1299

 

7.44

 

山西

 

43.68

 

29.68

 

3.02

 

3668

 

1374

 

7.85

 

浙江

 

41.78

 

25.02

 

4.02

 

9939

 

2008

 

13.09

 

陝西

 

40.21

 

22.61

 

4.53

 

3197

 

1130

 

8.33

 

青海

 

38.95

 

33.75

 

1.11

 

3590

 

1961

 

4.76

 

河北

 

35.20

 

17.64

 

5.46

 

5186

 

1331

 

11.03

 

江西

 

34.91

 

18.71

 

4.92

 

3295

 

1095

 

8.84

 

湖南

 

30.63

 

17.49

 

4.41

 

3727

 

1147

 

9.49

 

安徽

 

29.81

 

15.70

 

5.06

 

3185

 

1069

 

8.76

 

甘肅

 

29.40

 

18.82

 

3.49

 

2478

 

1040

 

6.91

 

四川

 

29.29

 

15.12

 

5.22

 

3166

 

1061

 

8.77

 

廣西

 

27.44

 

15.11

 

4.70

 

2945

 

922

 

9.34

 

河南

 

26.62

 

14.07

 

5.03

 

3735

 

1036

 

10.37

 

雲南

 

22.74

 

13.75

 

3.95

 

2793

 

1061

 

7.73

 

貴州

 

21.80

 

12.69

 

4.26

 

1778

 

779

 

6.55

 

西藏

 

17.26

 

9.77

 

4.48

 

3390

 

1101

 

9.03

 

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1990年價格水平計算,1990年的統計年鑑尚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因而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代替之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鑑》相關年份計算得出

 

表1大致反映了兩個年份各個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為了分析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筆者運用SPSS11.0軟件對其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在03年和90年人口城市化率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840和0.847(顯著性水平為1%),這證明兩者的相關性較高。同時運用此軟件對03年和90年的 人口城市化率(因變量Y)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自變量X)進行線性回歸,得出以下兩個方程:

 

Y=-204.45+29.4525lnX  (03年)

 

   R2=0.753   F=85.45  SIG=0.000

 

Y=-198.37+31.0607lnX  (90年)

 

   R2=0.804   F=114.5  SIG=0.000

 

兩個方程都可以通過檢驗,人口城市化率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確實存在對數關係。而且90年的係數大於03年的係數,這說明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對人口城市化率的拉動作用在減弱。城市化發展呈現S曲線規律,在城市化發展的中期階段,隨着工業化的推動和經濟發展,城市化會出現一個快速發展的態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着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進入了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在經濟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時,城市化的速度會減慢,甚至會出現逆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下降的情況。這時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就會發生轉變,更多地受到非經濟發展因素的影響。兩個方程係數的大小情況也符合了這一發展規律。

 

從各個省區不同的人口城市化率來看,三個直轄市的比重最高,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當。雖然作為省級單位,但三個直轄市主要以城市作為基本主體,第一產業所占的份額很小,因而其城市化水平明顯高出其他省份一個檔次。經濟發展較快的沿海省份中,廣東、江蘇兩省的人口城市化率較高,表明其經濟發展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動力。但是山東、福建和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卻只處於全國的中間位置,稍落後於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所處的位置。顯然城市化發展還受到了除經濟發展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些省份民營經濟發達,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在80年代我國政府所提出的發展小城鎮的政策的引導下,小城鎮建設遍地開花。例如福建省的晉江市,每個建制鎮都有自己擅長的工業項目,民營企業的發展使小城鎮建設的欲望膨脹,破壞了城鎮與城鎮之間的資源整合,城鎮的規模效應無法體現,結果變成“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1999年福建、浙江兩省的小城市比重高達69.57%和71.43%,而同處於沿海地區的廣東、江蘇兩省其小城市比重卻只有37.04%和43.18%1。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城市規模的大小不同及城市發展路徑的差異導致了處在同一經濟發展水平上的省份之間城市化水平的差異。另外,沿海省份的外來人口數量大,有些外來人口已經長期居住在這些省份,但由於戶籍管理制度上的缺陷,使得這部分人口不能體現在沿海省份的城市化人口上,因此沿海省份的人口城市化率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不管是1990年還是2003年,東北三省的人口城市化率都處於全國前列,而且在1990年時,這三個省份的人口城市化率就僅僅次於三個直轄市。與其他省份相比,其人口城市化率明顯高於其經濟發展水平。這與國家的政策是息息相關的。東北三省作為老工業基地,建國以來一直是國家建設投資的重點地區,大批的工業項目和能源基地建設促使人口的聚集,促進了大城市的形成和發展,這與其第二產業的高比重相符合。張宏霖(2001)也指出,東北三省的高城市化率主要是由三省工業化發展的歷史所決定,早在3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東北三省的工業化發展就已相對領先,這個優勢又因50年代中蘇友好而進一步得到發揮。

 

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是基本同步的,都處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下,而且與發達地區差距不小。例如2003年廣東省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口城市化率分別是貴州省的4.8倍和2.9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但是其中有幾個省份比較特殊,內蒙古、新疆、寧夏在兩個年份上的人口城市化率都處於全國中上游水平,甚至高於沿海部分省份。青海省雖然03年的人口城市化率並不高,但在90年卻異乎尋常的高。這顯然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表明這些省份的城市化發展更多地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些省份特殊的自然地理狀況對城市化有着顯著影響,沙漠、干地以及水源缺乏提高了居住在偏遠地區的生活成本(張宏霖,2001)。在這種情況下,人口更傾向於聚集而居以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人口就會自然而然地向城市集中。此外,由於這些省份地廣人稀,人口規模不大,雖然農業比重大,但游牧所占比例高,這樣與其他省份相比,從事農業的人口並不多,客觀上也提高了人口城市化率。

 

綜述所述,城市化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是高度相關的,各個省份的兩個指標值——人口城市化率和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在全國所處的位置基本一致。但是通過對某些兩個指標值所處位置相差較大的省份的分析來看,城市化發展還受到了如自然條件、地理位置、歷史發展狀況、國家政策及發展路徑等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人為因素。所以說,城市化發展是一種人與自然、人與人的複雜的系統運動,在有相互差異的每個自然空間上,在每個時間段,系統的特徵不同,系統中各影響因素的強弱也會不同並會互相交叉變換,系統運動的方式和過程就會有差異。特別是我國幅員遼闊,各省區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有目共睹,城市化發展必須因地制宜,根據各省區的不同狀況採取不同的發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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