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财富的动机是人性的贪婪，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就是从宗教的禁欲主义中把人性解放，客观面对人性的美好或者丑恶，思想上允许人性的贪婪得到自由发挥的可能。目前为止中国依然缺这一步思想解放，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导致目前中国把规范管理人性的希望放在品德教育引导上，以为商人或者官员通过品德教育就是可以培养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对实际效果采取不负责任，听之任之的态度，即使大部分清华北大留美学生不回国，也会说他们大部分都是爱国的，即使大部分干部都贪污腐败，也会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没人对国家负责任，商人干部系统性地盗窃国有资产几十年，也只是本着加强党性教育的敷衍了事。大部分先富的人都多少有违法乱纪行为。

文化上缺乏文艺复兴式的思想启蒙，导致对于国家治理的法律法规的设计，依然是明朝清朝模式，或者说是中国特色。违反人性的思想逻辑基础，和违反人性不切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中国要拜托封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毒害，难度非常之大。

以上文化上的差距，是文明维度上的差距，目前中国的文明比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线性差，而是维度差，指数差。文化的混沌落后，民智未开，也会影响中央集权的权力思想。

西方用法规范管理和利用人性，他们称之为自由，人有贪婪，赚钱，谋利的权利，进而他们就有动机工作，发明，商业运作，投资冒险，而他们的行为都是自私的，西方的法律法规是本着性本恶的原则，对人性恶进行管理限制。

中国的制度，不面对现实，法律法规都是管不需要管的善良民众的，做坏事的官员和商人无法无天。

大部分人都在歌功颂德，搞政治安全，对国家社会没有负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