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姜超等認為，經濟數據下修勢必令短期經濟承壓。天津、內蒙古以及此前下修和已點名的遼寧、吉林、雲南、湖南和重慶等7省市2016年GDP占全國比重將達到17.6%，要經過長期的調整才能恢復。此外，經濟數據下台階削弱了償債保障，令地方債務壓力上升。

本文作者海通宏觀姜超、於博、陳興，原文標題《揭開地方GDP下修的迷霧（海通宏觀姜超、於博、陳興）》

三省下修GDP。隨着我國經濟由過去追求增長的高速度轉向注重增長質量，GDP增速目標也被逐漸淡化，很多省份開始着力擠壓過去經濟數據中存在的水分。據新華社報道，內蒙古核減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30億元，占當年總量的26.3%，並且核減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0%。天津濱海新區也同樣對16年GDP有所修正，而遼寧早在17年1月就已承認11-14年經濟數據存在“水分”。

數據下修背後，孤例還是共性？

虛高並非孤例，四省數據存疑。經濟數據的虛高並非孤例。根據新京報報道，審計署已披露雲南、湖南、吉林、重慶4個省份的10個市縣（區）存在虛增財政收入問題，中紀委巡視反饋結果也點名批評內蒙古和吉林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除內蒙古外，被點名省份近年經濟發展增速普遍處於中上水平，但財政收入增速顯露疲態。

重視警示特徵，從輝煌到沒落。存在問題省份其實具備某些共性：首先，這些省份大都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期，但近年來由於經濟增長動能切換，顯得後勁不足，經濟增速紛紛回落，給出的GDP增速目標也一降再降；其次，這些省份經濟發展過於依賴投資。而投資拉動經濟面臨資金來源的問題，因此這些地方政府舉債規模普遍偏高。如16年遼寧和內蒙古兩省地方政府負債率分別達38%、31%，排名位居全國前列，被點名的雲南省以43%的負債水平高居第三名；最後，經濟數據“摻水分”似乎也並非毫無端倪，宏微觀數據的背離有時值得仔細推敲。比如遼寧12年GDP和財政收入增速在短暫下跌後迅速企穩，甚至有所回升，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卻全年保持負增長。這似乎是“注水”宏觀經濟數據時，微觀企業利潤沒有相應“調整”。

數據緣何虛高？投資驅動陷阱。以往地方政府政績“唯GDP論”，存在做高GDP的衝動，經濟數據的水分也長期存在，如各省GDP增速加權均值遠高於全國GDP增速。而工業投資作為地方拉動經濟的主要抓手，融資主要依賴以稅收收入為主要構成的財政收入、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主要構成的基金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融資。而13年融資來源均出現變化：12年後經濟下行帶動財政收入下滑，令財政支出增速放緩；國五條出台令地產銷售大幅滑坡，帶動基金性收入增速下滑；13年下半年政府整治非標融資，地方融資平台融資受限。由此，“財政收入—融資來源—工業投資—GDP—財政收入”的循環難以持續，高增長目標下，做高GDP和財政收入似乎成為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選擇。近幾年GDP增速考核淡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疊加16年地方政府換屆，局面有所改觀。

下修影響幾何？

短期經濟承壓，修復需要時間。經濟數據下修勢必對短期經濟形成衝擊。以天津和內蒙古為例，16年下修部分占到全國GDP的0.8%。若算上此前下修和已點名的遼寧等7省市，16年GDP占全國比重將達到17.6%。要經過長期的調整才能緩慢恢復，以遼寧為例，15年之後遼寧GDP增速就降至2%左右，16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到17年才重新恢復到2%左右。

債務壓力上升，倒逼財稅改革。但經濟和稅收數據下修削弱了償債保障，令地方債務壓力上升。GDP下修後，天津、內蒙古地方政府債務/GDP均顯著上升。在有限的財政收入下，傳統依靠舉債支持工業投資大幅擴張的模式已難以為繼。而推進財稅改革，擴充地方稅源，顯得刻不容緩。

正文：

1.  三省下修GDP

隨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變，由過去追求增長的高速度轉向注重增長質量，GDP增速目標也被逐漸淡化，而統計執法日益趨嚴，官員審計責任需終身負責。因此，很多省份開始“自曝家醜”，着力擠壓過去經濟數據中存在的水分。

根據新華社報道，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在區經濟工作會議上承認政府財政收入存在虛增空轉，工業增加值也存在水分。根據財政審計部門的核算，16年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核減530億元，占當年總量的26.3%，相應地調減17年預算收入目標至1703億元，並且，核減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0%，約占16年內蒙古GDP總量的15.6%。

緊隨內蒙古之後，“天津廣播”在其微博中披露，由於將GDP統計口徑由註冊地改為所在地，濱海新區2016年GDP由10002.31億元下修為6654億元，2017年其GDP預計7000億元，同比增長5.2%。因此，16年濱海新區GDP在天津占比也由修正前的56.1%調減至45.8%。而早在17年1月，時任遼寧省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對外承認，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問題。據人民日報報道，遼寧省所轄市縣在2011年至2014年，累計虛增財政約占同期財政收入的近20% 。而15年財政收入和16年GDP累計同比增速大幅下跌，意味着“擠出”經濟數據水分，因此，16年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額等多項指標未達預期目標。

2.數據下修背後，孤例還是共性？

2.1  虛高並非孤例，四省數據存疑

雖然目前“大大方方”披露經濟數據水分的省份只有遼寧和內蒙古兩省，但其實經濟數據的虛高並非孤例。根據新京報報道，審計署在17年第三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跟蹤審計中發現，雲南、湖南、吉林、重慶4個省份的10個市縣（區）虛增財政收入15.49億元。十八屆中央第十二輪巡視反饋結果也點名批評，內蒙古和吉林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

除已主動核減經濟數據的內蒙古以外，被中紀委和審計署點到名字的其它省份，近些年經濟發展增速普遍處於中上水平，但財政收入顯露疲態。17年3季度，除了東北地區的吉林省GDP增速低位運行外，其它三省均高於全國中位數水平，重慶和雲南兩省甚至排在全國前五。但4省財政收入增速卻普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僅雲南勉強超過全國增速0.3個百分點，吉林省財政收入甚至是負增長。

2.2  重視警示特徵，從輝煌到沒落

既然虛高並非孤例，那麼，這些存在問題的省份是否具備某些可供警示的特徵呢？

首先，這些省份其實大都經歷過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但近些年來由於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動能的切換，顯得後勁不足，經濟增速也紛紛回落。比如內蒙古在07-09年間GDP增速曾領跑全國，年平均增速18%，在07年甚至達到過19.2%的水平，高於當年全國增速5個百分點。天津在10-13年接棒內蒙古連續“霸榜”，年平均增速15%，而遼寧在07-09年間經濟增速也排名前列，年平均增速達13.8%，遠不是如今的墊底局面。

隨着這些省份增長的後勁不足，可以觀察到在每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給出的GDP增速目標也是一降再降。我們統計了12年至17年間GDP目標增速的下降幅度，內蒙古從12年的15%降至17年的7.5%，以7.5個百分點的降幅遠超其它省份。吉林、遼寧、天津、重慶等省份GDP增速目標下降幅度也普遍偏高，如天津和重慶下調在3個百分點以上，而同處直轄市的北京和上海只有1.5個百分點。其次，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過於依賴投資。從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GDP的比值來看，這些省份大都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如重慶近年來GDP增速在全國名列前茅就和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有關，其16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GDP比值約為0.9左右，而全國平均水平只有0.8。像內蒙古和遼寧等已暴露經濟數據問題的省份，在06-10年這一段經濟高速發展期，其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約超過全國水平10-20個百分點。投資拉動經濟面臨資金來源的問題，因此這些地方政府舉債規模普遍偏高。以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與GDP比值來看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情況，我們發現，經濟數據出現問題的省份負債率較高，前期靠舉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弊端逐漸顯現。如16年遼寧和內蒙古兩省地方政府負債率分別達38%、31%，排名位居全國前列，被點名的雲南省以43%的負債水平高居第三名。

最後，經濟數據“摻水分”似乎也並非毫無端倪，宏微觀數據的背離有時值得仔細推敲。比如遼寧省已確認11-14年間的數據“水分”較多，觀察這一時期，我們發現，該省12年初經濟增速大跌，12年1季度較11年1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2.6個百分點，但GDP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在短暫下跌後迅速企穩，甚至有所回升，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卻全年保持負增長。這似乎是“注水”宏觀經濟數據時，微觀企業利潤沒有相應“注水”。順着這條線索，13年工業企業利潤因低基數反彈超過11年高點，而GDP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速卻一路下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並不是說就此能夠斷定一省的經濟數據質量，也不是說該方法可以按圖索驥地來查找其它省市的經濟數據“水分”，並且，這樣的抽絲剝繭也難免有事後諸葛的嫌疑。這裡僅是作以提醒：不能僅以孤立的宏觀數據漲跌來判斷經濟走勢，通過勾稽關係對數據的相互印證和推敲才能經得起檢驗。

2.3  數據緣何虛高？投資驅動陷阱

不難發現，各省經濟數據“虛高”主要表現為GDP、財政收入等宏觀數據注水。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以往地方政府普遍存在“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績“唯GDP論”風氣盛行。因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做高GDP的衝動，經濟數據的水分也長期存在。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各省GDP增速加權均值遠高於全國GDP增速。08-12年間，兩者之差始終保持在2%，直到近幾年才重回1%以內

以往工業投資是地方政府拉動經濟的主要抓手，其融資來源主要包括以下三塊：以稅收收入為主要構成的財政收入、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主要構成的基金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融資。其中財政收入意義重大。一方面，財政收入代表了地方政府的還款能力，因而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融資的規模和成本。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財政赤字率目標下，財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財政支出的上限。

而在13年，這三塊融資都發生了明顯的逆轉。首先是12年後經濟下行帶動財政收入下滑，並帶動財政支出增速放緩；其次是國五條出台，房地產市場陷入蕭條，地產銷售大幅滑坡，並帶動基金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後是13年下半年政府開始整治非標融資，地方融資平台融資受限，也同樣拐頭向下。由此，“財政收入—融資來源—工業投資—GDP—財政收入”的循環難以持續，在高增長的目標下，做高GDP和財政收入似乎成為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選擇。

這一現象直到近幾年才有所改觀。一是中組部於13年12月初發布了《改進地方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該文件的主旨是淡化GDP，增加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指標，並加強政府債務考核，強化任期審計和離任追責，地方政府的“GDP衝動”有所緩和。二是13年來，地方政府普遍認識到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紛紛下調GDP增速目標。但即便如此仍顯得捉襟見肘，13、14年未完成年度增速目標的省份數大幅上升，14年幾乎是全軍覆沒。三是16年地方政府紛紛換屆，“淡化增長目標”的力度進一步提升，從此前的“適應性下調增速目標”演變為“主動擠出經濟數據水分”，地方官員得以甩下包袱輕裝前行。

3.下修影響幾何？

3.1 短期經濟承壓，修復需要時間

經濟數據下修勢必對短期經濟形成衝擊。以天津和內蒙古為例，2016年兩省市GDP占全國比重分別為2.29%和2.32%，而下修部分分別占兩省市GDP的18.7%和15.6%，即下修部分占到全國GDP的0.8%。若算上此前下修的遼寧，以及審計署點名批評的吉林、雲南、湖南和重慶，上述7省市GDP占全國比重將達到17.6%，不容小覷。

經濟恢復需要時間。要經過長期的調整才能緩慢恢復，以遼寧為例，在經歷了長達兩年多的負增長後，遼寧省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於17年9月回升轉正。而從GDP增速來觀察，15年之後遼寧GDP增速就降至2%左右，16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到17年才重新恢復到2%左右。

3.2  債務壓力上升，倒逼財稅改革

但經濟、稅收數據下台階，實實在在的削弱了償債保障，令地方債務壓力上升。從16年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與GDP的比值看：遼寧為38.3%，高居全國前列；下修GDP後，內蒙古將從31.3%上升至37.3%，天津將從16.3%上升至20.0%；而被審計署點名批評的吉林、雲南、湖南和重慶，其16年地方政府債務率分別為19.6%、43.0%、21.6%和21.1%，普遍高於各省的中位數（21.1%）。

在下調目標增速的同時，地方經濟、財政數據仍在大力去水分，反映的是地方財政收支的捉襟見肘——在有限的財政收入下，傳統依靠舉債支持工業投資大幅擴張的模式已難以為繼。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進財稅改革，擴充地方稅源，顯得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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