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研究所理事长 王维嘉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随着3月即将结束，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发起成员国报名截至日期也在临近。在英国的带动下，德法意瑞卢等一批老牌欧洲国家纷纷“反水”，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发起成员国。这在中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将成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成立背景，是在当时占世界GDP 50%的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标志性机构是1946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和世界银行[微博]。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又相应成立了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由世界或相关区域的国家组成。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立于1966年，共由48个亚太地区国家和19个非亚太国家组成。亚行建行时法定股本为10亿美元，后来经过多次增资，截止1996年底，亚行的核定股本增至500亿美元。

这些组织成立之初，各国的投票权大体根据当时各国经济实力的分布。如亚行的两个最大股东是日本和美国，两国各占同样的15.6%的股权和12.8%的投票权。中国是第三大股东，占6.6%。亚洲地区作为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和潜力的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与此同时，经过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动力开拓海外市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发展。如果中国向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大规模增资，势必大幅改变该机构的现有股东结构，这对一个已经运行成熟的机构未必是福音。因此成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是对中国是合理选择，也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友好选择。

由于亚投行和亚行的投资区域基本重叠，投资方向部分重叠(亚行除投资基础设施外，还有扶贫、教育和环保方向的投资和赠款)，主导亚行的美国和日本自然会有顾虑。美日声称其主要顾虑是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能够规范透明地运行，能否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的当地社会和环境影响。即使这些顾虑无不道理，但以此为理由劝阻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则完全没有道理。这种行为反映出美日对可能减少的影响力的恐惧，这些担心大可不必。亚行和亚投行不仅投资重点不完全相同，两者应该还有大量的合作机会，适度竞争也会使各方更有效率。

亚投行的成立之所以将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因为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领导的主要国际机构。过去35年，中国主要是打开大门把世界带入中国；从现在起，中国将走向世界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世界的秩序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机构和制度当中，一个大国的责任和领导作用也同样体现在对机构的参与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让这第一步迈得扎实，需要应对下列几个方面的挑战：

为人还是为己？

首先要想清楚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而不是中国的一家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相对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心理认知还存在着滞后，作为小国弱国护身符的民族主义诉求仍然高涨。国内的民众对于身边的具体利益有具体诉求和切身感知，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甚了了。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集体经验，国民、甚至某些政府部门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亚投行完全是为中国国家利益而服务。

一旦国内有这样的认知偏差，就会给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和运行带来巨大压力。原因很简单，亚投行的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是为了各自的本国利益，如果不能兼顾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退出。作为发起者、最大股东和领导者，中国甚至可能要牺牲一点自己的眼前的利益以换取亚投行的整体成功。在亚投行这件事上，中国并不是“学雷锋”，而是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和任何组织一样，组织发起者和领导者的最高利益是这个组织的持续存在和成功，而不是每次分蛋糕时多占一点点。

“硬实力”和“软实力”

以中国掌握的投票权，应该能很轻易地通过自己想通过的决策，但一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营并非如此简单。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机构中“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不论是事关战略的决策还是具体的投资决定，决定成败的不是投票权而是格局、眼光、知识和经验。协调各成员国的利益和意见也是一件有难度的艺术。老牌欧洲的成员国都有几百年国际纵横捭阖的经验，亚洲的许多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规范与效率

规范透明不仅仅是国际上的担心，也将是相对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主要诉求。二战后世界金融机构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亚投行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治理结构的规范透明和机构的运行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都是各成员国的政府部门，本来各国对于一个可能牵涉到多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就很复杂，几十个国家在一起互相协调，沟通成本就更高。在过去60年中，世界金融机构的每一个失败的实践都可能增加否定性的规范，这使得本来就具有复杂的多边治理结构的组织运行流程更加繁复。这就是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被批评为低效和官僚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不能有不现实的期望，因为其治理结构和其他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没有本质区别。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为了确保规范透明，宁可牺牲一点效率。

嫁接与杠杆

今天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民间有大量的海外投资需求。亚投行如果能够和民间的资金嫁接、合作，将会撬动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资源。民间的企业和资金缺少对目标国家地区的了解和经验，亚投行每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分享经验教训，亚投行在每一个国家成功的投资都能鼓励民间投资的进入。

创新与发展

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往往是由于当年的结构和流程已经不适应变化，但又难以修改。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在创始的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如孟加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虽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资借鉴。今天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仅所有的运营系统都可以互联网化，远程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和投资目标国当地民众沟通和交互的重要手段。在重大工程投资的评估和当地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方面，新媒体、新技术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亚投行应该做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家国际金融组织。

亚投行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和中国在领海诉求上遇到的反弹形成鲜明反差。这启示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是崛起的最小阻力路径。中国能否顺利崛起不单在于新兴大国是否能够胜过守成大国，而在于能否同时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中国的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更多取决于多边关系。亚投行的创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这次欧洲诸国不顾美国劝阻加入亚投行，正是说明只要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公共品，能使得参与的伙伴受益，就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影响力的彼消此涨，但只要这种博弈是在公认的和相同的规范下进行的，就是公平的博弈。中国过去35年是现存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受益者，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扩张，中国比以前更需要于一个有利于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建立亚投行这样的新国际金融机构不仅不是挑战这个体系，反而是丰富和促进这个体系。不论是国民和政府部门都应该着眼中国的长远目标，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给予最大的信任和宽容。亚投行的成功将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领导大国，有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有善意向世界提供公共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亦担任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共同创始人和第三届理事长、中国企业家论坛(亚布力论坛)创始终身理事、中国企业家生态协会(SEE阿拉善协会)创始终身会员和章程委员会主席、数字中国共同创始人和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