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軍人都唱我的歌”不再是夢想
找到印青，是在錄音棚里。印青神情專注地坐在調音台旁邊，一個樂句一個段落地指導歌手錄製他為建國60周年創作的新歌。要打斷錄製進行採訪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可能把正指揮作戰的將軍從戰場上拉下來一樣。那些千變萬化的音符就是印青的千軍萬馬，看印青激情四溢地指揮旋律之戰，也是一種享受。
這會兒採訪印青，是因為他到了年齡，總政歌舞團團長不當了，可以從容地回顧一下當兵的歷史。當然，2009年依然是他繁忙之年，5月的全軍文藝會演、建國60周年新曲目的準備……一連串重要的音樂創作排着隊等他。不過，從他略顯寬鬆的神態能感覺出，卸掉了行政職務，終於可以全身心地屬於他的音樂了。也許，一個幸福的印青新時代就此開始。
不需要再告訴你《邊關軍魂》、《不要問為什麼》、《天路》、《當你的秀髮拂過我的鋼槍》……這些你喜愛的歌都是印青作曲的吧？我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撥動着溫暖着你的心、激盪着你從軍生命的旋律背後，是怎樣的一種情懷和夢想。
張嘴就是軍隊的，當兵的歷史從出生那天算起
軍營出生軍營長大，參軍前下建設兵團，也是部隊農場。“我的軍齡可以從出生那天算起。”印青笑着說。
16歲那年有一天，幹完農活的印青剛下工，手裡還提着鐵杴，一輛掛着軍牌的吉普車“嘎”地停在宿舍門口，接兵幹部從車上跳下來，只說了一句話：“什麼都別帶，就帶着你的琴現在跟我走。”斗轉星移，印青的軍旅之路走過了40年。
從架線兵到總政歌舞團團長，從業餘演出隊員到著名作曲家，一路走來，印青寫過上千首歌，膾炙人口的有上百首，絕大多數是為軍人而作。
“張嘴就是軍隊的，這沒辦法，骨子裡的東西。”總政歌舞團創作員、藝術評論家趙大鳴如此評說印青的音樂。
說起“骨子裡”，印青必須提到他深愛的父母親，一對新四軍老戰士。“父親打仗特別勇敢，立過很多戰功，孟良崮戰役中受過重傷。”印青說起父親，充滿了崇敬。父親其實是上海富商公子，博覽群書心志高遠，中學畢業後一腔熱血投奔新四軍。“父親幹過文化教員、指導員、教導員，一次戰鬥傷愈後部隊已南下，上級一看他的履歷，吹拉彈唱都會，就到文化部門當領導吧。媽媽在文工團唱歌，他們就是那時認識的。”
早慧的音樂天賦，讓父母對印青寄託了厚重的期盼。家裡的1000多張世界名曲唱片，給幼小的印青以豐厚滋養，他學習小提琴並熟悉多種樂器。15歲下建設兵團，他已經能熟練演奏《帕格尼尼》。“在兵團我的小提琴壞了，寫信給家裡，後來聽父親講，接到信時母親正吃飯，當即放下碗就買火車票從鎮江去南京給我買琴，買了當時最貴的琴，託了多少人輾轉帶給我。我聽了眼淚嘩嘩流，從此練琴更發奮了。”印青說。
“我希望有一天，用最美好的音樂作品回報父母。”但是當印青終於率領眾星雲集的全軍最高藝術團隊，為軍隊乃至全國人民奉獻着一曲又一曲宏大音樂時，雙親已經永遠離開了他。講到這兒，印青眼睛立刻就紅了。
所幸的是，父親曾經看過印青指揮的一台大型晚會。“1995年，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建團40周年，我是副團長，負責晚會創作。前線歌舞團的歷史就是新四軍的歷史，我打電話把父親從上海請來看，那時父親已經離休了。我們正進入聯排階段，父親就坐在過道邊的椅子上。第一個節目合唱《新四軍軍歌》唱完，我突然發現父親老淚縱橫，激動得臉都扭曲了，我嚇壞了問他怎麼啦，他說沒事，好久沒聽到這首歌了。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如此動感情，特別震驚。那天晚上回家，父親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戰爭歲月、他犧牲的戰友，講了整整一夜。”
父親病重彌留時，印青擔任評委的全軍文藝會演正進入總評階段，父親叮囑家人不要告訴印青，會演工作重要。父親去世兩天后印青才聞此噩耗，嚎啕大哭。“我不僅僅是因為最後沒見到父親而悲痛，更是父親對軍隊的感情，把軍隊的事看得比天高，讓我非常震撼。”
慶祝建軍80周年大型文藝晚會《八一軍旗紅》，一部氣勢磅礴的藝術史詩，印青擔任藝術總監。業界專家高度評價此台晚會音樂上的成功，印青談及創作感受說：“那是我軍人情結最大的宣泄，整個創作過程我都感到父輩的血液在胸中奔騰。”
新時期軍隊音樂家群有一個奇特現象，“北有士心，南有印青”，加上後來讀了博士的張千一，音樂之路都是從基層部隊摸爬滾打出來的。恰恰相反，許多學院派音樂人卻鮮有傑作。在未名湖畔長大、執教過北京舞蹈學院藝術理論系的趙大鳴說：“學院不造就創作，學院只造就技法。”
“當兵第一天到江蘇省軍區獨立一師的業餘演出隊報到，這裡竟然有一支幾十人的龐大樂隊，排練交響樂《智取威虎山》，好多人是上海音樂學院附中招來的，乖乖，我感到好幸福啊！”印青回憶說。
一年後演出隊解散，印青被分到師部通信營當架線兵，一干6年，從戰士干到排長。“我特別懷念我的連隊生活，野營拉練，背包、槍、線拐子，還帶着小提琴和樂理書，晚上戰友們都睡了，我就在油燈下自學作曲、和聲、配器，一點都不覺得累。”
重唱歌曲《我是一個架線兵》由此誕生，這是18歲的印青第一次用音樂對軍旅生活的傾訴。“完全是我的內心感受，連隊演唱組就唱這支歌，在軍區業餘文藝會演上獲了獎。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歌寫得很好。”印青說，“清新，明快，陽光，有現代感，這種節奏一直延續到《當兵的歷史》。”
一棵好苗，被南京軍區文化部門發現了，印青奉命多次去參加作曲培訓班。“在那兒認識了好多音樂界的老師，沈亞威、張銳……第一次和龍飛握手，我腿直抖。”印青笑着說，“邊學作曲邊學小提琴，如饑似渴啊！當時總政文工團的首席小提琴陳健下放到南京軍區，他簡直是音樂的百科全書，我跟着他學可以飯不吃覺不睡，兩個月，演奏水平大幅躍升。”
沒進過“象牙塔”，不會中規中矩，更不諳旁門左道，印青的音樂之路就是愛，愛到瘋狂。
所在部隊再次成立業餘宣傳隊時，印青被任命為隊長兼樂隊指揮，壓抑不住的音樂之火得以恣情燃燒。“我帶着樂隊排練世界名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天鵝湖》，哈恰圖良的《馬刀舞曲》，能找到資料的都練，門窗關嚴窗簾拉上，過癮啊。那時外國的古典的都是‘封資修’，有人告狀，我被領導叫去臭訓了一頓。回來還接着干，痴心難改。”
1984年底，一支名為“北斗星小樂隊”的電聲樂隊在浙江省軍區誕生，那是我軍歷史上第一支業餘電聲樂隊，全隊7人，擁有小號、長號、電子合成器、吉他、貝斯、架子鼓的精巧配置。這支精幹的現代小樂隊一經問世，就火爆三軍，奏着流行樂與軍樂混合風格的《當代士兵進行曲》，走邊防、下海島為戰士演出，輕鬆快樂地挺進人民大會堂，挺進中南海。這支樂隊的創建者與指揮，便是印青。
“我太想為部隊創造一種新的音樂方式了。”印青回憶起來很驕傲，“《當代士兵進行曲》，是我創作的第一支這類風格曲子，完全是士兵的節奏，既輕鬆明快，又有爆發力、震撼力，特別受部隊歡迎。20多年後，我把它改編成軍樂用在了北京殘奧會閉幕式上。”
也是1984年，青春飛揚的印青寫出了他的成名作《當兵的歷史》。“生命里有了當兵的歷史，一輩子也不會感到懊悔……”那是真正士兵生命的旋律，熱情、歡快、奔放、自豪，迅速唱紅全軍，每一個軍人唱起來無不熱血沸騰。
“那時的理想就是讓軍人都唱我的歌。”印青說。軍營這片高天厚土讓他的理想之花燦爛開放，直到幾十年後，聲震中華，譽滿樂壇，印青的軍旅歌曲依舊獨特地保持了親切濃郁的兵味。
“說我的旋律好聽，我說不是旋律，是我的精神。”
因為不得不接受採訪，印青說他這回真的是“口若懸河”了。其實印青平時話極少，平易近人，低調。像世界上許多大音樂家一樣，他更關注心靈與精神的東西，這種“內視”的天性，必然讓他把音符當作表述思想與情感最好的語彙。
“寫歌的時候，手在鋼琴上摸，會感覺在和我的士兵兄弟說話。”印青說。
可能連印青自己都想象不到，他的“說話”是怎樣強烈撞擊着士兵們的心靈。第二炮兵某導彈旅通信營有個大學生士官叫孫濤，2008年直招入伍。入伍前他有個漂亮未婚妻，高中“同桌的你”，孫濤考上了淮海工學院計算機系，女友進了南昌江西師範學院。遠隔千里熱戀如火，隔幾周孫濤就趕火車從連雲港跑趟南昌，每趟單程14個小時，6年，24趟，這份愛成了孫濤青春生命的支柱。畢業後孫濤追隨理想選擇了深山軍營，未婚妻堅持要他脫下軍裝，孫濤不肯，他學指揮控制越干越喜歡，結果等來了無情的分手信。接到信孫濤幾近崩潰，他想不通就為這身綠軍裝，海誓山盟牽手一生竟成一場夢！那天晚上，孫濤流着淚在電腦上聽《當你的秀髮拂過我的鋼槍》，一遍一遍，聽了整整一夜，那動聽的旋律仿佛在與他傾心交談，在鼓舞他激勵他，在為他詮釋“軍人”二字的含義，他聽得通體透亮。黎明時，他完全輕鬆了，在QQ上寫給女友的回答只有兩句歌詞：“我衷心祝福你啊親愛的姑娘……我的明天也會浪漫得和你一樣。”從此，他把自己徹底交給了軍營。
“音符，就7個，只是你的工具，你用它們來表達你的情感，你對生活的態度。”印青說，“說我的旋律好聽，我說不是旋律，是我的精神。”
唱着印青的歌曲，除了感受美，你還會感受到驕傲、自豪、陽光、力量，這正是他的旋律何以如此受到軍人乃至全社會追捧和熱愛之所在。從早期稍顯單薄的《媽媽的小詩》、《閱兵歌》、《班長》……到進入專業創作後大氣厚重的《邊關軍魂》、《不要問為什麼》、《瀟灑女兵》、《戰士與母親》、《士兵的桂冠》、《我為你歌唱》……雖百首百韻，卻始終保持着真正軍人的風骨。
在改革開放早期的很多年裡，軍人生活艱苦，特別是戍邊的寂寞，使一些軍旅歌曲多有哀怨和感傷。印青說，“軍人是什麼？你是勇敢，是責任，你就是奉獻，在任何國家都如此，你沒什麼可說的！我要讓軍人唱着我的歌，自信、豪邁起來！”
印青的代表作《邊關軍魂》就是此時噴涌而出的心聲。說起《邊關軍魂》的創作過程，詞作者、詩人賀東久至今還激動不已：“1991年總政拍電視紀錄片《邊關軍魂》，把寫主題歌的任務交給了我和印青。我們先討論，看樣片，流淚，感動啊！邊關蒼涼，但不是哀怨，我苦悶了好幾天寫不出來。再看片頭，戰士背着槍在雪地巡邏，風雪中年輕的背影……我突然找到感覺了：人海茫茫，你不會認識我，我在遙遠的路上風雨兼程；霓虹閃閃，你不會發現我，我在高高的山上戴月披星……一口氣寫完我特激動，半夜，冬天，我去敲印青的門，印青看完兩眼放光：‘乖乖，好極了！’一把把我推出去：‘你快走，我要寫了！’”
“東久的詞正是我想要的，‘路漫漫我與媽媽最近，山巍巍我與太陽最親，’還不夠，我又加了一句‘天水間我與紅星最亮’，要把軍人雖艱苦卻自豪、蒼勁又浪漫的真正軍人的魂寫出來。我寫得非常激動，一揮而就。”印青說。
“快到早上，印青來敲我的門，彈着吉他唱給我聽，太美了，太感人了！我倆一下子抱在一起，相擁而泣。這是我們合作的巔峰之作，沒有浮躁，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沉甸甸的東西。”賀東久在此前10年認識印青，一見如故。兩人性格迥異，一個狂放，一個沉靜，但精神追求則非常一致，創作上有“高山流水”之默契，被業界稱為黃金搭檔，對印青他不僅是合作者，還是欣賞者：“印青的音樂，就像世人評價貝多芬：‘他說出了自己的胸懷，結果是唱出了大眾的情緒。’”
我們從《走進新時代》、《天路》、《江山》、《世紀春雨》……熟悉了印青旋律與時代脈搏共振的優美、大氣、深情，也熟悉了一個概念：政治抒情歌曲。
“寫政治抒情歌曲挺難。”印青坦誠地說，這幾乎是軍隊所有大型晚會他必承擔的任務。“你怎麼寫才能讓人們感受這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有氣勢又有真情的？表述我們黨、國家、軍隊的思想，你怎麼才能讓老百姓覺得可親，唱起來被打動，感到旋律是從心裡流淌出來的？這其實首先是你的生活態度、你的世界觀、價值觀的表達。”
所以有些音樂人就避而遠之。賀東久說：“印青能把政治抒情歌曲寫得動人，是一種境界，一顆赤子之心，凡夫俗子寫不了。”
1997年初秋，印青接到了中央電視台傳過來的一首歌詞《走進新時代》，並沒有特別的要求，詞作者也不認識。“就是那三句話讓我興奮，‘我們唱着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我們講着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引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把我們黨的幾個時代概括得多麼精闢啊！”印青說，“我按捺不住衝動，立即就寫。當晚第一稿完成，非常氣勢恢宏——‘走進新時代’嘛。寫完我坐在那兒抽煙，細細琢磨，不對！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國家在變化，黨的執政理念在進步，老百姓的思想觀念在更新，社會的平等意識強了，黨與群眾貼得更近了。我們歌頌黨的旋律還按慣常的思維只是宏大高亢嗎？我連夜寫第二稿，換了一種方式，親切的，流淌的，對親人傾訴般的。可是寫完了心裡沒底，是不是過於抒情，不夠大氣了？第二天拿到辦公室唱給大家聽，大家說兩稿都好。我突然聽到走出門的辦公室主任哼着第二稿‘我們唱着東方紅……’立刻追出去，你都會唱啦？沒錯，打動人心的旋律能令人過耳不忘，就是它了！”
接下來印青為《走進新時代》的樂隊伴奏配器。他讓過於抒情的旋律前面有了號角般的引子，剛柔相濟；間奏一改重複歌曲副段的常規，延伸出另一段美妙的旋律，營造出陽光灑滿大地般的意境，表現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副歌的合唱，幾乎反叛地用上了小軍鼓的節奏，“我的得意之筆，從沒人這麼用過，抒情歌曲用小軍鼓伴奏，”印青說，“十六分音符，很激越的節奏，頓時產生一種勢不可擋、催人奮進的力量，形成了一種大氣柔美的氣勢。”
說到印青的大氣柔美，這其中亦有千般神韻，萬種風情。“我在音樂上追求多樣風格。”印青說。江南水鄉和軍營長大，音樂里本就既有杏花春雨的曼妙、靈動，又有鐵馬冰河的鏗鏘、沉雄，他還是“什麼都喜歡試試，洋的土的，搖滾的通俗的，河南梆子，京韻大鼓，板腔體……揉進我自己的感覺，創造一種新形式，讓音樂更多彩和富有張力。我會花很多時間琢磨周杰倫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年輕人為什麼喜歡他，希望在我的音樂中注入新鮮的時代元素。”
感心動地的《天路》，便是流行音樂時尚與傳統藏族民歌的完美結合。
“這是為‘八一晚會’寫的授命之作，歌頌改革開放的新成就。”詞作者屈塬說，“確定這個題材，是突然看到報紙上的一則消息：青藏鐵路建設奠基。那之前我們一起上過青藏高原，藍天白雲，悠遠遼闊，真美，但也感受到了比起內地物質的貧乏。當時印青還說，要是青藏高原通了鐵路多好，西藏的經濟建設、旅遊開發都會大大加快，可我們又清楚在生命極限的地方修鐵路太難了。這條消息讓我和印青都非常振奮，當即定了，就寫青藏鐵路！可是鐵路怎麼唱？”
屈塬笑着說：“印青的過人，就是能把一種概念轉化為情感，把精神含量轉化為藝術含量。詞曲出來，印青、我和歌手巴桑一起彈着琴邊唱邊修改，我第一次聽到‘這是一條神奇的天路’時，有一種非常意外的感覺，他把我的詞升華了，美得盪氣迴腸！後來更讓許許多多人感動的是‘盼望鐵路修到我家鄉’，當時我還從詩意成份不足的角度想把這句改了，印青說你千萬不能改，可能這一句是大家最喜歡的。果然，這首歌他比我吃得透。”
《天路》在央視春晚走紅之前，巴桑那個版在青藏鐵路建設工地已經流傳了幾年。印青說：“有一天我從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建設青藏鐵路的一個技術員寫的，說他們修這條鐵路多麼艱難不易，支撐他們戰勝天險的就是《天路》這支歌。文中說‘有一天下班後很疲憊，忽然旁邊的工棚里飄來一個清亮的女聲——盼望鐵路修到我家鄉，天籟般的聲音，後來整個工地都唱。每當想到在西藏高原有一個美麗的姑娘在盼望鐵路修到她家鄉，我們心中就充滿了力量。’這文章讓我很震撼，也很欣慰，我知道我們的工作沒有白做，西部大開發，國家經濟建設，有我們的一份力量。”
最美好的旋律出自最美好的感情
“最美好的旋律其實特別簡單，它出自最美好的感情。”趙大鳴說，“印青保留了單純、善良、美好的感情方式，活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裡，才造成了他至今音樂的純美。”
今天的市場化環境下，音樂家的生存形態、精神追求不斷分化着，逐漸從一種“共同的話語”世界中分離出來。逐利，被一些人堂而皇之地奉為終極目標，只要賺錢，什麼都寫，什麼都敢寫。“印青拒絕那種骯髒的、市井的東西。”趙大鳴說，“不投機，不媚俗，絕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藝術原則。”
在印青心中“音樂是靈魂的火炬”，不能有一絲玷污。
“有的音像公司找我寫歌，說是通俗情歌，要求‘有挑逗性’，給的錢很高，我一看歌詞，低俗，給多少錢我也不寫。”印青說，“通俗和低俗必須區分清楚，音樂家有保護年輕人心靈的責任。”
去年《八一軍旗紅》晚會創作中，廣東、湖南等地請他寫音樂劇、歌劇，一部劇開價幾十到數百萬元不等，印青一概拒絕。“和部隊任務衝突的我都不接。若有空閒接了，也一定是我喜歡的，會認真去寫。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要價很高創作卻很簡陋。”
印青作品高產、高成功率，獲獎之眾難以計數，但在採訪中他從不提及獲獎。他喜歡歌德的一句話：“音樂是通往最高知識世界的惟一的、非物質的道路。”
20多年前，印青率“北斗星小樂隊”下基層演出，曾創造過一種新穎的演奏形式。“我們有個節目叫《節奏趣談》，是一種活潑有趣的音樂講座，講節奏的重要性，我把《游擊隊之歌》的節奏不斷變化，慢板的、抒情板的、小夜曲板的、爵士樂板的，一邊演奏一邊講，一個音符都沒動，效果完全不同，戰士們情緒特別高漲，既增強了演出效果，又給官兵普及了音樂知識。”
至今，印青依舊秉持這份音樂家的使命：“人民群眾需要音樂修養，提升審美層次，我們的文化中不能非教育即娛樂，應該把這兩極融合好，統一到美的標準之下。”
給年輕歌手伴奏帶，印青從不收費，而收費其實是行規。印青說：“年輕人沒錢，他們起步時需要我們支持。”
為別人的作品奉獻自己的智慧，是這位“旋律大師”的經常所為，有的年輕作者創作達不到要求，印青幫他反覆修改，甚至完全重寫，絕不署自己名。“音樂過不去我就難受。”印青的理由很簡單，“一台晚會，讓全社會看到軍隊作曲家個個都挺棒，不是很好嗎。”
“樂如其人。”賀東久說，“印青人有正義感，經常可以拍案而起，特別聽不得誰說軍人半個不字。2004年全軍文藝會演，我倆當評委，在首都機場排隊登機，有個人加塞兒，我們叫他去排隊，他罵‘你們臭當兵的’，印青臉色立刻就變了，一把揪住那傢伙的領子：‘你說什麼？你再說一遍！’拳頭攥起來，那小子沒敢吭一聲就溜了。”
賀東久說：“作家傅雷在紀念莫扎特誕辰200周年的文章中寫到：‘有了視患難如無物、超臨於一切考驗之上的積極的人生觀，就有希望把藝術中美好的天地變為美好的現實。莫扎特幾次說過：人生多美好啊！這句話就是了解他藝術的鑰匙。’傅雷這話也是對印青的寫照。”
退了，印青很快樂，笑着反思自己：“當團長人得端着，寫出的作品也端着，一板一眼的，不能很個性。我一直努力克服這個問題，生怕音樂帶了官氣。”現在好了，不必“端着”，過去一直想寫卻沒有時間寫的東西可以進入日程，也再不會發生正急切地要把美妙的靈感付諸於樂譜，又不堪反覆煩擾而摔電話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