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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家臧玉琰--《牧歌》背后的故事-转帖 送交者: 德子
送交者:  2012年03月30日18:08:10 于 [世界音乐论坛] 发送悄悄话
歌唱家臧玉琰--《牧歌》背后的故事-转帖

送交者: 德子 2012月03月30日17:46:22 于 [世界音乐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推荐两个版本德子 于 2012-03-27 19:46:21

歌唱家臧玉琰《牧歌》背后的故事 (王小珊/文)

“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银,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
  “《牧歌》所描绘的是一幅人间美景,欣赏这样的美景,人们的脉搏好像都会跳得慢一些似的,不应该有丝毫的声音出现,只有眼睛和心灵的陶醉。”
  北京的初春乍暖还寒,屋外冷风卷着沙尘,屋内光线显得阴暗。82岁的臧玉琰,一说起《牧歌》,便又置身于他心中的那片雨后的大草原,“稍暗的蓝、白、绿色调,大地静谧无声……”
  望着老人慈祥的容貌,听着老人平和的声调,你觉得自己离那美景越来越近。
  其实在老人的心里,这美景虽然持久,但并不辽阔,在他的人生中更多的是乌云盖顶、雷雨交加。


爱情———给厄运埋下种子

  1947年,出生于河北沧州的臧玉琰已经是南京国立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了。这一年,音乐学院招收新生,高年级的同学成立了考生服务社,对来报考的学生进行辅导。组织辅导的同学特意为24岁的臧玉琰安排了一位清纯可爱的南京姑娘。这位姑娘16岁,叫买德颐。
  其实姑娘的声音条件并不好,一发声就能听出破绽,她的声带害过病,生理上有缺陷,不是唱歌的料。可是臧玉琰非常乐意辅导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爱意。
  而姑娘本人也并不痴迷于音乐,只是觉得好玩,才和一个同学去考的。但是臧玉琰的歌声却深深迷住了她,让她久醉不醒。虽然俩人的家境悬殊很大,一个是世代清贫的穷学生,全部财产加起来也装不满一只小皮箱;一个是出身富家的买家漂亮的二小姐,过着殷实的生活,无忧无虑。但是彼此间的相互吸引力太过强大,从此两人相伴相随。
  1948年,走出了校门的臧玉琰,急切地想实现当歌唱家的理想。那时候他的偶像是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吉利,他的梦想就是能去意大利看歌剧、演歌剧。那时的中国还是战乱的年代,根本没有真正的歌剧。为了生存,他和二十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国民党演剧19队这个他并不喜欢的音乐团体,并随之由南京到了上海。
  1949年初,南京即将解放,为了躲避炮火,买德颐全家也被亲戚接到了上海。5月的一天,买德颐告诉臧玉琰,她在台湾的姐姐来信让他们一家4口人去台湾,连入境证都寄过来了,并且目光焦虑地对他说:“父亲要你一同去。”
  “去台湾干吗?”臧玉琰奇怪地问。
  “父亲看到南京老有炮火,久住上海也不是事,觉得到姐姐那里去比较好。”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臧玉琰一时语塞。
  看到臧玉琰为难的样子,买德颐伤心地说:“如果你不能一同去,我们就只有分开了。”
  分开?那怎么行。臧玉琰不忍心让未婚妻太失望,心想先陪她过去看看吧,反正还要回来。最后在买家的催促下,在这一年的5月8日,他们搭乘了从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离开了上海。
  两天后,轮船到达了台湾基隆港,乘客们纷纷上岸,而臧玉琰因为没有入境证而被拒绝登岸。正当他准备随船返回时,这时上海即将解放,轮船已不能回去,于是才让臧玉琰下了船。
  战后的台湾,民不聊生,根本不是追求艺术的温柔之乡。虽然臧玉琰也可以靠唱歌教歌谋到饭碗,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不愿意苟活。
  在台湾呆了5个月之后,得知新中国成立的臧玉琰欣喜若狂,一心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尽管很多人劝他不要走,对他说:“将来台湾会好起来的,那时候你可以再去意大利、去法国发展。”并提醒他:“共产党,你了解吗?别投错了。”可是他坚持要走,并坚信:“共产党能把天下打下来,就一定比国民党强。”
  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8天,臧玉琰带着爱人连同姐姐一家共八人,搭乘一艘货轮,取道香港、天津,整整7天7夜,历经海浪无情的颠簸,终于回到了南京。

坦白———反被“挂”了起来

  回到大陆后,沐浴着新中国阳光的臧玉琰,真切地感受到“解放了的人民是幸福的”。他先受聘为湖南大学声乐系的讲师,继而转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用自己的音乐知识,培养着新中国的青年,而他歌唱艺术的造诣也在不断蓄势。但是好景不长。
  1951年,中国在教育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老师过关,学生把关,这对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难适应的,而对一个心里只有艺术的人来说,就更加痛苦。紧接着,“忠诚老实运动”又开始了。他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他来去台湾的全部经过。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忠诚”的结果是引来更多的怀疑:你怎么从台湾回来的?你为什么回来的?谁能证明你是什么目的回来的?于是便被“挂”了起来,一直不给结论。
  “不给我下结论,我是个什么人啊?!”本来谁备准备的臧玉琰,痛苦得要放弃婚姻,他不愿意让心爱的女人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中。
  “我知道你是好人就行了!”买德颐坚决不接受臧玉琰无奈的选择。于是在没有太多的祝福声中,两个人如期结了婚。
  虽然臧玉琰有了一个小小的港湾,可是一个刚刚29岁出头的年轻人,怎么能满足于老在家中躲风避雨呢。况且,登上人民共和国的舞台、成为歌唱家的愿望,在他的心中是如此迫切。那时候,臧玉琰的心情老是被“乌云”压着,无比沉重,但是对音乐的追求,又使他的精神不断地得到过滤。他认真执教,刻苦练声,期待着证明“我是好人”的那一天。
  由于臧玉琰的嗓音出众,业务又好,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兼声乐导师。这一年5月,国家决定派歌舞团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青年联欢节”。在选拔赛上,臧玉琰以他优美的歌声,获取了广泛的好评,也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但是还是因为他是“从台湾回来的”原因,他落选了。当时周总理看了出国人员名单后,就问中央乐团团长李凌:“怎么没有臧玉琰啊?”李凌十分欣赏臧玉琰的才华,却无奈于他的“政治背景”,说:“有人说他是从台湾回来的特务。”总理听了笑道:“人家不是已经回来了嘛,就算是特务,也是个好特务嘛。”并指示:“这次出国不能去,以后可以让他演出,也可以让他见报。”
  虽然周总理有指示,保住了臧玉琰中央乐团正式演员的资格,还能有登台的机会,但仍被“内部控制使用”。同样是演员,别人能参加的重大活动,他不能去;别人能光临的重要会场,他不能进;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举行的演出,他从没有参加过。
  1956年,《牧歌》准备在全国音乐周上演唱。中央乐团最初排练时是无伴奏合唱,由臧玉琰领唱。可是经审查后,节目改为没有领唱的有伴奏合唱,只因为最后一句合声难以爬上高音,才由臧玉琰一人来唱。
  1959年,国庆10周年,中央乐团担任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任务,其中有个男声四重唱,当时论业务水平,那个男高音应该由臧玉琰来唱,但是没有他;里面还有合唱,也没有他。因为那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怎么能让一个“台湾特务”参加呢!
  1965年,中央乐团排练革命样板戏交响乐《沙家滨》。原定臧玉琰是郭建光的第一号演员。但是审查的时候,江青不满意地对团长李凌说:“听说这个人是台湾派遣特务。郭建光是英雄人物,怎么能让一个特务扮演呢?!”一句话,把臧玉琰彻底打入了冷宫。

改造———被批斗没有尊严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戴着“特务”帽子的臧玉琰和全家,很快就被下放到江苏淮阴地区的清江市。那时候女儿13岁、儿子还不到6岁。
  臧玉琰一家最先安身在一家小旅馆中。当时清江市委人事科长老包,让臧玉琰填写相应的表格,以作为安排工作和发放工资的依据。看到臧玉琰在表格的“专业”一栏填写的是“声乐”时,老包犯难了:“声乐?条文里没有啊,没办法安排工作,也没办法开工资啊。”这样没了生活来源的臧玉琰一家,只好在一所中学附近找了间学校的仓库来住。时至寒冬,清江特别冷,一家人在四面漏风的仓库中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围着柴火坐一夜。
  1967年的一天,老包让臧玉琰到市委去一下。在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过堂”后,便把他送到清江金属容器厂,让他隔离劳动。而没有丝毫准备的臧玉琰,既不能和家人告别,也不能回家去取衣物,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劳动改造。
  那时候清江市也是一片混乱。一有大的批斗会,大字报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时的清江市委书记,依次下去是市长,臧玉琰排在第八。这种大规格的批斗会,臧玉琰作为陪斗,场场不落。于是“牛棚”成了他的宿舍,“游斗”变为他的散步,而不被挨打挂彩,就是很幸运了。
  从“牛棚”到“干校”,从“干校”到文化馆,开荒种田,下水塘捞芦苇,抬果筐扛麻包,扫马路拉大幕,最苦最累的活儿都是他干,唯独不能唱歌。这让臧玉琰苦闷至极,生活的愿望几乎丧失。但是看着可爱的妻子和儿女,他怎么也无法割舍。为了坚持活下去,他有空就抽烟,回家就喝酒。他说:“烟是‘麻醉剂’,酒是‘安眠水’,可以打掉人所有的奢望。”两年之中,臧玉琰的满头黑发变成苍白,1米70的个子而体重仅有80来斤。
  年幼的儿子常想见爸爸,但买德颐怕无知的儿子看到父亲非人的窘境,不能正确地分辨是非,将来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总是找各种借口回避。她总是差女儿去给臧玉琰送去衣物,尽可能地为他带去感情的抚慰。而小小的女儿已经懂得父母的哀愁了,每次看到劳苦不堪、蓬头垢面的父亲后,就会痛苦很久。而长期看着别人的冷眼,精神上感到无比孤独,心灵也受到严重伤害,有一天她对母亲说:“妈妈,假如要我再活一次,我都不想活了。”

涅 ———为艺术修炼身心
  臧玉琰想唱歌,要唱歌,却身不由己。但是对于臧玉琰来说,唱歌就是他的阳光和空气。有一天,臧玉琰独自走在细雨霏霏的果林中,他想高歌一曲的渴望重重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不唱,难以忍受;唱又不敢出声,这种心理和生理的状态久久地缠绕着他,让他备受煎熬。于是他开始默默地用回忆和感觉来琢磨歌唱艺术的技巧,通过感觉来定位声音,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无声练习”,收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于是在同事的眼里,臧玉琰变得更加沉默了。劳动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开会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听着发言,就是在平时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常常聚精会神地读书读报,或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想事。“只要心里入静,人就像站在钢琴旁,调动起每一个发音器官,一节一拍地反复‘练唱’。”从此《牧歌》、《草原之夜》、《思乡曲》、《我等你到天明》、《在那遥远的地方》、《故乡》等中国民歌,以及许多意大利歌曲,被他“精雕细刻”了13年。
  1979年,臧玉琰庆幸地被他的老师黄友葵教授调到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出任声乐副教授,终于结束了“在台5个月,受罪30年”的苦难。
  久别重逢,黄友葵教授惊讶地发现,长期不得演唱的臧玉琰,声音竟然还能保持得这么好。在老教授的鼓励下,好学不倦的臧玉琰又恢复了练唱。
  南京的盛夏其热无比,56岁的臧玉琰,每天钻进又闷又热的琴房,在钢琴旁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但是臧玉琰不怕热也不怕累,因为他想唱歌已经想得太久了。看着勤奋的白发学生,老教授喜在心头,也痛在心头。仅仅半年,臧玉琰的声音基本恢复了30年前盛壮时期的水准,让老教授感动不已。
  一天,黄友葵教授听完臧玉琰的练唱,告诉他北京将举行她的学生演唱会,并邀请他参加演出。“有一条你要记住,唱完回来安心当教授。”老教授叮嘱着,她怕臧玉琰一唱而不肯收。
  北京民族宫举行的黄友葵学生音乐会上,臧玉琰在多年之后重上舞台,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他一连唱了7首歌曲,满座皆惊;尤其是时隔20多年才唱出来的《牧歌》,观众热烈的掌声几次在曲间响起。熟悉他的好友和同学,无不热泪盈眶、感慨万分。他们庆幸臧玉琰虽然年近花甲,却仍然保持着艺术青春。上海《文汇报》一篇题为《出土明珠光熠熠》的文章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但正如黄友葵教授所料,臧玉琰一登上舞台,就扼不住歌喉了,再加上中央乐团团长李凌,以借调他随中央乐团赴各地演出及讲学为由盛情邀请,他重返中央乐团登台演出的愿望更加迫切。臧玉琰和妻子商量:“我们回北京吧,我连做梦都听到火车开往北京的隆隆声。”  一向守护臧玉琰的买德颐这次没有同意他的想法:“我可不想动了,折腾十几年了,只想在南京安度晚年。”但她知道臧玉琰决心已定是劝不醒的,如果不让他走,他会死不瞑目,便和儿子一道将他送上北去的火车。

相守———和爱人白头偕老
  到了北京的臧玉琰,开心极了,当天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先到颐和园,又到故宫,再到北海,恨不得一天把北京城全部走遍。虽然当时中央乐团把宿舍给他安排在合唱队办公室,里面只放了一张床,一架钢琴,半张乒乓球案子和一个凳子,一开门,就看见蟑螂一大片,但臧玉琰却不觉苦,而是特别知足。
  1980年春节晚会,臧玉琰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晚除了大礼堂之外,还有多台节目在其他大厅演出。由于他的节目很受欢迎,不断有人请他去演唱,他感到了被人尊重这种久违了的愉快。第二天,他给远在南京的妻子写信:“昨天,我感觉到我是作为一个人真正站在我自己的腿上。”
  1981年2月,买德颐带着儿子到北京,准备陪臧玉琰过春节。一天晚上,乐团的人事干部来了,说是派臧玉琰出趟国。听到这个消息,臧玉琰反应冷淡,买德颐虽然心里很高兴,但不敢流露。她怕是场空欢喜,又会对丈夫造成伤害。
  听说臧玉琰要到美国访问,整个中央乐团像炸了锅,有人和他开玩笑:“你是去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暗号的吧!”
  其实这次出国纯属偶然,美国的一个文化机构,知道臧玉琰不仅是位优秀的歌唱家,而且还有坎坷的经历,就要求文化部在组织访美代表团时一定要有臧玉琰,试图看看中国是不是真正有了民主和自由。于是,本来不在出国名单上的臧玉琰,被临时换了上去。
  2月25日这一天,买德颐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臧玉琰发生什么意外出不了国,她认为“这是政治上翻身的大事”,不能有半点闪失。
  到了飞机场,买德颐更紧张了,因为不止一次听说,有的名人到了飞机场又被留下,而被禁止登机。
  美国驻中国领事也来送行,在贵宾室,他指着臧玉琰对团长说:“这位歌唱家早该出名了。”
  后来乘客全部登机了,所有的送客都走了,只有买德颐和儿子还站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飞机起飞。终于飞机上天了,买德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好比臧玉琰“洗了一个政治澡”。
  从美国回来,臧玉琰身价百倍,灌唱片,开音乐会,活动频繁。三年的时间里,他演出四百多场,走遍祖国各地,获得听众的高度赞扬。1983年,忍受了4年分居之苦的臧玉琰,再次成为中央乐团的正式演员,和妻子孩子终于团聚。
  从1979年复出到现在,臧老也红了20多年了,应该从阴影中跳出来了吧?
  臧玉琰:大概目前还没有跳出来。因为生活中常会有同样的气氛不同样的故事。26岁,多好的年华啊,可惜耽误了30年!
  买德颐:我就是家里的政委。每次碰到他心情不好,我就紧张极了。“文革”以后,有人跟他说:“臧玉琰,我们倒无所谓,你太可惜了。”我就不要他们讲这些。我认为一个人这辈子不要要求太高,要知足。周总理一句话保了他一辈子;李凌那么赏识他;黄友葵老师对他像妈妈一样。我说够幸运的了。过去的已经过去,千万别让那些不愉快搅了现在的好日子!
  臧玉琰:很难跳得出,直到现在还常被噩梦惊醒呢。
  买德颐:他是个比较单纯的人,个性很强,自尊自爱,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物质的享受。他从不强加于人,也不愿别人强加于他。我们家的气氛很宽松。房子虽然小,但很温馨。儿女特别孝顺。朋友也愿意来。多好啊!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不是说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子曰:何陋之有。”现在我们就是清贫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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