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 記

　　在浩瀚的世界音樂經典中，這是唯一以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為描寫動機，禮讚新中國孕育、浴火、成長、壯大的交響史詩。

　　小號嘹亮地吹出《義勇軍進行曲》為素材的號角音調，畫面上浮現出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雄偉的天安門冉冉升起的動人情景。緊接着，雙簧管吹出抒情如歌的旋律，深切抒發經過鬥爭洗禮的人們仰望紅旗、心潮澎湃的熾熱情懷。樂曲逐步發展，賦予節奏以激越的動力，號角聲再度響起，寬廣的頌歌主題，變為鏗鏘有力的進行曲。人群如潮，紅旗如海。此時，樂曲進入輝煌的呈現部，氣勢磅礴的旋律，表現了中國人民在紅旗的指引下，意氣風發、一往無前的豪邁氣概。尾聲中，嘹亮的號角與深情的頌歌交融在一起，在更為激越的高潮中，仿佛聽到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邁開巨人的步伐，樂曲由此響徹雲天，氣壯山河。

　　管弦樂《紅旗頌》自1965年誕生，廣泛被電影、電視、文藝廣播、新聞報道和各種慶典活動作為背景音樂，成為我國音樂舞台演奏率最高、廣播電視播放次數最多的音樂作品之一。它已和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國》、西貝柳斯的《芬蘭頌》一樣，成為一個國家音樂文化的精神象徵。

　　一曲《紅旗頌》，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喜愛和銘記。在盪氣迴腸的樂曲里，我們甚至可以觸摸到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和進程中的腳步、呼吸與跳動的脈搏。

　　今天，當共和國迎來60華誕之際，我們隨着交織血與火、沉思與激情、奮鬥與犧牲、信念與追求、勝利與光明的黃鐘大呂，去呼吸一下革命先烈的氣息，感受澎湃在高昂旋律中的偉大民族精神。

　　60年文化的記憶

　　1，忍看山河碎，願將赤血流。父輩的旗幟是成千成萬的烈士鮮血染紅

　　1871年的法國，周圍空氣死一般凝固。梯也爾在巴黎拉雪茲神甫公墓，鎮壓了最後一名巴黎公社社員後，悲憤的公社社員、詩人歐仁·鮑狄埃，隱藏在城郊蒙馬特爾工人區一間簡陋的閣樓里，含淚寫下了巴黎公社的絕唱：“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鮑狄埃在困苦中離世的第二年，工人作曲家比爾·狄蓋特滿腔激情地為這首詩歌譜了曲。他在自己那所破舊小屋的一架舊風琴上，用了3天時間，譜寫了震撼世界的《國際歌》。

　　1924年5月5日這天，在上海大學紀念馬克思誕辰的大會上，瞿秋白登上高高的講台，在一群愛國青年中間，與任弼時等師生一起高唱起《國際歌》。從此，這首響遍全球的偉大旋律，伴隨中國人民為着獨立與解放，向反動黑暗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鬥號角，《國際歌》鼓舞激勵了千千萬萬的共產黨人。

　　1945年11月13日，一位叫呂惠生的中國共產黨員，壯烈地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在隨新四軍七師北上時，他遭叛徒出賣，不幸被捕。面對嚴刑拷打、威脅利誘，他不為所動，堅貞不屈，最後犧牲在敵人的刺刀下，就義時年僅43歲。

　　呂惠生流淌的鮮血與其代表的共產主義信念，註定成為日後包括《紅旗頌》在內許多經典音樂的DNA。他犧牲前一天在獄中寫下的絕命詩，斧砍刀刻般印在他的長子呂其明的心裡：“忍看山河碎，願將赤血流。煙塵開敵後，擾攘展民欲。八載堅心志，忠貞為國酬。且喜天破曉，竟死我何求。”

　　這首後來被收入《革命烈士詩抄》的詩和無數先烈志士的奮鬥犧牲，在呂其明幼小心靈里，聳立起一座信念和情感的豐碑。

　　他記得父親曾說：“我之全家，已委託全部生命於革命，革命進則我全家存；革命敗則我全家亡，此已為明顯不易之鐵的事實，我何他慮。”從童年時代，呂其明的命運就和革命緊緊聯繫在一起。

　　那是1940年二三月間的一天，家裡來了兩個做擴軍工作的女兵。她們是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的，因為團里排演3幕歌劇《農村曲》需要小演員，所以動員呂其明和姐姐參軍。

　　沒想到父親呂惠生答覆很乾脆：“讓孩子們到艱苦環境中，到革命大熔爐中去鍛煉吧！”

　　5月，10歲的呂其明和12歲的姐姐呂曉晴一起參加了新四軍。離開家時，媽媽哭了，他和姐姐也哭了，母親送他們走出很遠，還在村頭那裡久久地揮手張望。

　　2，賀綠汀轉赴延安，後面跟着一個飼養員，牽着一匹棗紅馬，馬背上掛着小提琴盒子，身影漸漸遠去……

　　1940年是抗戰中期最艱難的日子。日寇頻繁“掃蕩”，鬥爭異常殘酷。劇團和部隊一樣，經常日夜行軍，吃的是苞米麵和白薯。但在呂其明看來，鋼槍伴琴弦，硝煙捲歌聲的童年生活艱難而絢麗。

　　父親活着的時候，曾送他一件心愛的禮物。那是一支德國造的小手槍，只有他的巴掌大，大家都管它叫“掌心雷”。呂其明將它掛在腰帶上，顯得神氣十足。可是，那些大哥哥們都拿他開玩笑：“你的手槍有什麼用？只能晚上在被窩裡打虱子。”

　　呂其明不服氣，把手槍朝前挺得高高，向大家做示威狀。

　　到劇團不久，團里就開始排練《農村曲》，呂其明在第三幕中扮演逃難的小毛。那是鬼子“掃蕩”被粉碎後，劇團開進到一個村莊演出，那天，台上台下泣不成聲，高亢的合唱，激起群眾高漲的抗日救國熱情。演出剛結束，就有幾個小伙子跳上台來報名參軍。

　　1942年一個陽春的日子，音樂家賀綠汀從上海來到二師抗敵劇團指導工作。當晚的歡迎會上，賀綠汀講完話，還給大家演奏了小提琴曲。

　　接下來的3個月，賀綠汀不停地給大家講授音樂知識，排練合唱曲《墾春泥》、《1942年前奏曲》和《勝利進行曲》。

　　一個皓月當空的晚上，聽到遠處傳來一陣悠揚的琴聲，呂其明連忙循聲跑去，看見賀綠汀正在樹下靜靜拉琴，他全神貫注地聆聽着動人的演奏，忽然覺得那美妙的樂曲好像不是來自琴上，而是從演奏者的心裡發出。

　　賀綠汀演奏的貝多芬《小步舞曲》，將呂其明引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完全着迷了——“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美妙的音樂！”

　　一曲終了，賀綠汀發現不遠處坐着呂其明，便走到他面前，親切地問，你叫什麼名字，多大了，父母在哪裡。呂其明一一作了回答。當賀綠汀知道他只有12歲時，對他說：“你現在正是學琴的時候，讓你父親想辦法給你買一把小提琴。”

　　在賀綠汀的影響下，呂其明以自己的音樂想象，用軍號音調的四部合唱形式，譜寫了無詞歌《向前進》。

　　賀綠汀就要離開劇團回軍部轉赴延安，全團同志都到村頭依依不捨地送他。呂其明看見他文質彬彬地走在前頭，後面跟着一個飼養員，牽着一匹棗紅馬，馬背上掛着小提琴盒子，身影漸漸遠去，遠去……

　　從那時候起，呂其明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他多麼渴望有一把自己的小提琴啊！那些日子，他常常想起賀綠汀講的貝多芬的故事。“音樂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啟示……”“音樂當使人類的精神爆出火花。”這些話不知不覺沉入他的心底，融入了他的靈魂。迷上音樂的呂其明，懷着戰鬥的激情，投身到偉大的解放戰爭洪流之中。

　　3，人民的作曲家之所以傑出，是因其作品歌頌了祖國和人類的理想

　　60年前的5月26日，華東軍區文工團開進了上海。第二天，上海宣告解放。

　　文工團員精神抖擻地走在上海的馬路上，呂其明和團里五六個同志的背包上，都架着一個小提琴盒子。

　　這年冬天，上海電視製片廠在剛剛解放的上海誕生，呂其明隨所在的華東軍區文工團集體轉業到了製片廠。

　　30年間，他先後為《紅日》、《鐵道游擊隊》、《白求恩大夫》、《霓虹燈下的哨兵》、《鋼鐵世家》、《南昌起義》和《家》等50多部影片創作音樂，其中優美動人的歌曲《誰不說俺家鄉好》(合作)、《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至今廣為傳唱。

　　1965年“上海之春”音樂會前夕，一批老音樂家對各單位報上來的音樂作品進行初選，普遍感覺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歌頌黨、歌頌人民軍隊的作品還不多。特別是開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氣勢恢宏的新作品。於是，賀綠汀、丁善德、黃貽鈞、孟波、瞿維等老一輩音樂家，建議由呂其明完成一部交響樂作品，並定名為《紅旗頌》。

　　其實，呂其明夢魂縈繞的就是寫這樣一部作品。整整一周的時間，他輾轉在歷史與現實之中，在理智與感情的碰撞中，試圖尋找一個最適當的切入點。他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當年崢嶸歲月的戰爭生活，像電影一樣在腦海閃現。

　　紅旗是革命的象徵，在南湖紅船的油燈光中，在井岡山的叢林中、在遵義城的堞牆上、在革命聖地延安、在淮海戰役的陣地前、在西柏坡……凡有革命者戰鬥的地方，都有飄揚着的紅旗。

　　紅旗，那是成千成萬的先烈用鮮血染紅，那些血染的戰鬥紅旗和天安門的五星紅旗，在呂其明心中形成了一個崇高而偉大的形象。

　　他熱血沸騰，樂思泉涌，音符也在腦海一一閃現。他不能不動筆了，伴着淚水，他將一個個樂思揮灑在五線譜上。這個讓他醞釀了一輩子的樂曲，用一個星期就寫成了。

　　5 月，第6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式上，《紅旗頌》由著名指揮家陳傳熙指揮，上海交響樂團、上海電影樂團聯合演奏，首演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喜歡《紅旗頌》的人成千上萬，常常飽含熱淚，熱血激盪。有人說，不預備為着獻身信仰的壯美與神聖一哭的人就不要聽它；有人說，聽到《紅旗頌》就好像站在一望無垠的高山大川，那種磅礴大氣，心裡哪還容得下半點委瑣？！……

　　這樣的感動與熱烈，幾乎持續了44年。

　　2004年春節，在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的“維也納中國新春音樂會”上，《紅旗頌》作為音樂會壓軸樂曲，由奧地利國家音樂家交響樂團演奏。當演奏結束時，全場響起了長時間暴風雨般的掌聲。

　　2007年12月31日，2008年北京新年音樂會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世界著名指揮家祖賓·梅塔，指揮以色列愛樂樂團演奏了《紅旗頌》。作為整場音樂會惟一的中國管弦樂，它的意義已超出了北京音樂會的範疇，確立了這部20世紀世界華人音樂經典在國際樂壇的地位。

　　出於對作曲家呂其明的敬意，演出剛結束，祖賓·梅塔就委託主辦方北京演出公司總經理李勤和著名指揮家卞祖善，專程赴上海拜訪呂其明，並向作曲家贈送了一份由祖賓·梅塔親筆簽名、鑲有一根指揮棒的禮品盒。

　　1月19日，兩人抵達上海時，朔風嘯嘯，冬雨霏霏，呂其明早已佇候在樓門口。面對這位10歲參加新四軍、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已年近八旬的老藝術家，他們肅然起敬。

　　羅曼羅蘭曾說，貝多芬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所想到的第一個字既非學術，亦非藝術，而是“信仰”。

　　卞祖善萬分感慨：“那些傑出的作曲家之所以偉大，是因其作品歌頌了祖國、人民和人類的理想而與世長存。《紅旗頌》作為記錄了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豐碑，將永載史冊！”

　　4，《雨花祭》、《龍華祭》：用另一種方式唱出心中永遠的“紅旗頌”

　　從戰火硝煙走過來的呂其明，把自己的藝術命運與祖國的歷史命運聯繫在一起。粉碎“四人幫”後的春天裡，他的創作激情和靈感更加迸發出來。憑着《廬山戀》、《城南舊事》等影片的音樂創作，迎來他事業的“第二春”，榮膺第三屆電影“金雞獎”的“最佳音樂獎”。

　　1990年，已經退休的呂其明，接到峨影廠副廠長、電影《焦裕祿》導演王冀邢的邀請，這使他回憶起上個世紀60年代，他含着眼淚讀完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情景。

　　懷着崇敬的心情，他來到焦裕祿烈士陵園。在鑲嵌着焦裕祿遺像的漢白玉墓碑前，呂其明久久佇立。那一刻，他感覺軀體有一種血脈被打通，如同電擊。他想到了自己的父親。在相處不多的日子裡，兒子親眼目睹父親為人民利益殫精竭慮的感人情景，他痛惜父親太苦太累，但每每看到他臉上總是洋溢着歡欣和幸福。長大後，呂其明終於明白，原來父親早已把對人民的至親至愛，化作了他心甘情願的付出。於是，他在千辛萬難中便享受到了屬於他自己的歡欣和幸福。

　　呂其明緊緊抓住焦裕祿精神這條主線，構思揭示主人公內心世界、刻畫人物個性的音樂形象。西洋管弦樂與民族樂器融為一體，使音樂具有令人沉思的韻味，並與濃郁的鄉土氣息以及厚重的歷史感相融合，達到他所追求的崇高、悲壯的藝術意境。

　　為革命先烈寫一部音樂作品，是深藏在呂其明心底許久許久的願望。199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呂其明，向人民奉獻了他的嘔心瀝血之作——管弦樂組曲《雨花祭》和弦樂合奏《龍華祭》。他以另一種方式唱出了心中永遠的紅旗頌。

　　《雨花祭》是他為南京雨花台烈士紀念館而作。15個樂章低回、震顫、莊嚴，傳達出苦難人民的痛苦呻吟和烈士的千古遺恨。悲壯的歷史戲劇的大幕，一道道被打開，音樂將人們一步步引向歷史深處。

　　雨花台，因先烈的熱血而肥沃，因先烈的英魂而神聖，因萬千後人的景仰灌溉而壯美，作曲家呂其明用他聖潔的音樂，再次灌溉了美麗的雨花台。

　　《雨花祭》完成之後，呂其明意猶未盡，他要創作一部緬懷為人民解放事業、為創建新中國而犧牲烈士的作品。他懷着無比崇敬的心情，揮筆在曲譜扉頁寫下蒼勁有力的大字：“龍華祭——獻給為解放上海而犧牲的烈士們！”

　　龍華，以“柳繞江村，桃花十里”著稱。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這裡成為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愛國志士和共產黨人的刑場。流傳很廣的《獄中吟》：“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裡血，一般鮮艷一般紅”正是那個時代龍華的真實寫照。

　　呂其明忘不了，1949年解放上海時，我軍7000多名官兵壯烈犧牲，從此長眠在這片熱土。

　　《龍華祭》與《雨花祭》構成了血肉相連的姊妹篇。它在思想主題上，承襲了《紅旗頌》的主題和精神，成為熱情謳歌黨、讚美祖國和頌揚人民的不朽音樂詩篇。

　　2000年，為紀念呂其明從藝60年，在上海大劇院舉行的“呂其明作品音樂會”上，這兩部作品震撼了全場觀眾。坐在觀眾席的呂其明，不經意間落下眼淚：“1999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最使我激動、最使我銘記的年份。為此我感到欣慰。”

　　這一年，呂其明在再版的《紅旗頌》總譜中編入了合唱。那是無字的排山倒海似的詠唱，只有4個聲部此起彼伏的混聲合唱，令這部傳揚了近半個世紀的紅色經典，更加具有豪邁的頌歌和壯麗的史詩品格。

　　(文中照片：呂其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