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舒云（下）：林彪被人下了很多“套”

　　舒云以个人之力，对“九一三”事件做了迄今最完整的调查，要彻底揭开林彪机毁人亡之谜，当务之急是什么？舒云认为：飞机上的黑匣子非常关键。“我觉得林彪是被‘软绑架’。就是说，不是明目张胆地捆绑，而是骗，骗你自动上飞机，但上了飞机到哪，是到苏联还是大连，或是广州，就由不得你了”


◆高伐林


（续前篇）我举不出来林彪害过谁

　　高：在你的长篇调查报告中，你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你自己的结论：林彪究竟是什么人，林彪事件的实质是什么，林彪集团成员的遭遇说明了什么？这里你能否谈谈，经过这次完整调查，你对林彪，对林彪事件，对“林彪集团”成员，有什么看法？
　　舒云：林彪不是一个害人的人，我举不出来他害过谁。
　　林彪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他是中共党内惟一不写检讨的人。为什么？他在苏联看到，苏联第一批五个元帅，三个被斯大林枪决，被枪决的元帅及将领，都写了认罪书，而照样二话不说被枪决。林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检讨的。
　　林彪当然有他的缺点错误。但是我认为林彪不应该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林彪只是不应该那么去捧毛泽东。可是，林彪的捧也有主客观原因，客观上是整个大环境，尤其是那个被捧之人极愿意让人捧；主观上是林要保护自己，他当然不愿意像苏联元帅那样被枪决，但是他还是难逃罗网。
　　林彪的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我同情受林彪事件牵连的老人们。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两案”判决至今已经26年（到2006年——高注），但是据说邓小平说了，“两案”判决一律不动。所以不管多少人喊冤，“两案”审理的卷宗从来没有打开过，都是“维持原判”。好多受牵连的人现在已经高龄，生活困难；好多人已经含冤去世。
　　中共公布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是惟一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拟定后的一个集体行动（注3）。但很多材料已经披露，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三国四方会议”。包括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被冤枉了。
　　审理“两案”时，已经搞清黄、吴、李、邱（注4）与“两谋”没有关系。最高人民法庭的起诉书中，他们每人都是三条罪状，罪状中都没有“两谋”（阴谋杀害毛泽东和阴谋武装政变——高注）。





美国《时代》周刊（Times）1966年9月9日这一期以林彪作为封面。



我希望对喊冤者的案情重新审理

　　“文革”中，我父亲在山西总政五七干校当政委。干校中有八一厂的“黑帮队”，包括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夫妇等。我父亲把中央文件给“黑帮”徐立清看——看文件是一种政治待遇，“黑帮”是不可能有的，我父亲这个举动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父亲还说徐立清年纪大了，安排他到苹果园去，因为那里活轻。在我父亲主持下，干校从来不批斗“黑帮”，我父亲说上边没给我们批判的任务，“黑帮”在干校就是劳动。八一厂的张加毅是国际著名电影纪录片大师伊文思非常欣赏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的老家与干校只隔一条汾河，他父亲病重，他却不被批准回家。我父亲批准了，张加毅非常感激。这些事我父亲都忘记了，而张加毅没有忘，几十年后还专门对我讲起。
　　这些在那个“左”的年代是多么不容易，你今天对“黑帮”好，没准明天你也成了“黑帮”。
　　父亲给了我一颗同情弱者的心。
　　“文革”初我虽然是小孩，也挨过两次批斗。一次是“文革”初，院里的小孩集体批斗我，让我交代我父亲都干了些什么？我说他每天回来就在屋里写，也不知道写什么。当然如果我知道我父亲写什么，我一定会揭发。这次批斗很“文明”，斗者和被斗者都坐着。但我的心灵起了变化，平时我们都是一起在院子里捉迷藏，跳皮筋，怎么突然我就成了“反革命”？
　　还有一次批斗也是在“文革”初。那时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我们班年纪大点的同学也在我们小学组织了红卫兵，到我们大院招兵买马。我回家一问，我爷爷是地主，我的好朋友回家一问，她爷爷也是地主。我们俩哈哈大笑，报名红卫兵就没有下文了。但小学的红卫兵头头又来大院动员，说不管爷爷是什么，只要父亲是革命军人就行。于是我们结伴去了学校。加入红卫兵的审查是在学校传达室，小屋里挤满了人。让我们这些新来者自报家门，我个矮，第一个被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这没有问题，革命军人。你爷爷呢？我没有犹豫，说地主。马上全场安静。其实我要不说也没人知道，谁也不会去调查。有人说，革军出身不问爷爷。虽然收了我当红卫兵，但在人家心里，组织好像不纯洁了。那时我们都睡在学校教室的凳子上，没两天，就开了我的批斗会。那是个晚上，很晚了，人家都集合好了，叫我去开会。我和我的好朋友走进教室，满满一教室同学高喊口号，打倒地主狗崽子。我从来没有见批斗场面，一下子就蒙了。我一直以革命军人的出身自豪，怎么突然间我就成了地主狗崽子？当即有人命令我摘下红卫兵袖章，我不摘。倒是没有打，也没有撕扯，只是让我自己采取行动。僵了一段时间，口号声仍不断。我的好朋友也不自觉地站在陪斗的位置，因为她没自报家门，所以她爷爷是地主没人知道，但她也心虚。她首先摘下红卫兵袖章，我一看不摘下不了台，也自己摘下袖章，交给他们。
　　当晚，我的好朋友就要抱着被子回家，我跟着她走在深夜的北京街道。只记得马路上没有一个人，除了温暖的路灯，四周像死了一样。我用被子盖住左胳膊，不想让人看见我不是红卫兵。从此，我就成了“文革”的旁观者。
　　“文革”结束30多年后，我在小学同学聚会上，见到当年我们班组织红卫兵的头头。之后我从我们老师那里得知，这位红卫兵头头的父亲也是“坏人”，好像是国民党的什么军官。但他被寄养在北京的姑姑家，他不提父亲，谁也不知道。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批斗会对我如此“文明”是他策划的呀。他心里有“鬼”，非常同情我，否则我在批斗会上怎么可能不挨打？
　　这一段经历使我深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落井下石。
　　我希望对喊冤者的案情重新审理。
　　比如，当年陪林豆豆下部队采访的空军报社某副总编，受到牵连，被发配回农村。林豆豆都落实了部分政策，而他至今连身份证也没有，是个“黑人”，取个邮件都因没有证件取不了，更不要说不能坐飞机之类的事情了。
　　比如王飞（当时任空军副参谋长），至今生活费还是每月300元，连请个保姆都不够。
　　比如胡萍（当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双目失明，每月生活费也只有三、四百元，医药费积欠下了几十万报不了。
　　还有当年抄走的林彪遗物、存款，除了林豆豆的个人东西发还了之外，都没有发还，应该呼吁把这些东西还给林彪后人。

林彪事件套中有套

　　高：我在读你的书时有些感觉：你对汪东兴、对江腾蛟（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李伟信（上海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等几个人在林彪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有特殊的使命，欲言又止，呼之欲出。您能否进一步作些解释？
　　舒云：在林立果身边的人中，林立果最听江腾蛟的，毕竟江是和他父亲一辈的人。
　　某官员曾问我，你有什么证据？我说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根据材料分析。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毛泽东南巡和林立果回北京联系起来，一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这位官员说，你是对的。
　　本来嘛，汪东兴等人的回忆录中，已经提到毛泽东产生了怀疑。
　　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有很多“套”。例如，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大将张春桥，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一般认为林彪最恨江青，但不敢对着江青。而江青集团靠张春桥在撑着，打倒了张春桥，江青自然就没有市场了。
　　我想，张春桥自己跳出来，摆出与毛不一致的样子，引林等发怒。是不是也是个“套”？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彪没有“尾巴”，他不像刘少奇，刘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林彪什么也不干，也不表态，也不要权。可是他的一双儿女放在空军，黄、吴、李、邱又都是他的干将，能眼看着军权落到了林手里吗？
　　可是要打倒他总要有个理由吧？
　　高：你以个人之力，作了迄今林彪事件最完整的调查，你认为要彻底揭开这个谜，当务之急是什么？
　　舒云：我认为要揭开林彪机毁人亡之谜，飞机上的黑匣子非常关键。
　　我觉得林彪是被“软绑架”。就是说，不是明目张胆地捆绑，而是骗，骗你自动上飞机，但上了飞机到哪，是到苏联还是大连，或是广州，就由不得你了。像早先那次被叶群他们骗去井冈山一样（《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对此有详细叙述——高注），叶群和林立果可以骗林彪，飞出国境才摊牌。所以说“黑匣子”非常关键，它录了最后30分钟的对话和飞行路线。有人认为当时他们的飞机飞到苏蒙边境又转回来，我认为没有飞到苏蒙边境。
　　希望俄罗斯能公布当时苏联拿走的黑匣子和在坠机现场拿走的证据，还有他们掌握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所有档案材料。也希望蒙古公布他们掌握的材料。
　　高：你对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有什么希望吗？
　　舒云：我希望有更多像澳大利亚汉纳姆（注4）那样的有心人，继续追寻林彪事件真相，例如，去翻阅前苏联的克格勃档案，披露出来。（全文完）





林彪的秘书李德与舒云合著《林彪日记》（上下册）。




注释：

　　3，“三国四方会议”本指1970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领导人会议，越南当时未统一，分南方、北方，所以如此命名。林彪事件后江腾蛟交代说：1971年3月，林立果为落实《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上海召集秘密会议，参加者为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林立果称之为“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南京、杭州，“四方”指“三国”的负责人加上江腾蛟。

　　4，黄、吴、李、邱：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他们都是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1981年均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5，汉纳姆：澳大利亚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从1993年5月开始，用半年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找到林彪坠机的勘验人员，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