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曾上演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消滅麻雀的全民戰爭。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的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就多達19.6億隻！而且這場戰爭的發動者竟然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毛澤東從聽取農民反映開始滅“害鳥”麻雀，到最終尊重科學收回了滅雀的成命，為麻雀“平反”，前後經歷了5年的時間，也反映了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有個漸進的過程。

被劃歸“四害”後，麻雀開始了其悲情時代。

1955 年冬，毛澤東聽到農民反映：麻雀成群，禍害莊稼，一起一落，糧食上萬。在農村長大的毛澤東幼時就深知麻雀對農作物之害，他當即對有關部門發出指示：麻雀是害鳥，能不能消滅它們？時任農業部副部長的劉瑞龍找到中科院動物所前任副所長錢燕文詢問這一問題。錢燕文回答，我們對麻雀的食性還沒有系統研究過，不敢肯定是否應當消滅麻雀。

此時，毛澤東正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1955年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進人高潮，預計到全國農業生產高潮即將到來，並將轉而促進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和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大發展。為了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對於我國農業的發展有一個長期的奮鬥目標，中共中央着手起草一個從1956年到1967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於是毛澤東決定把麻雀同老鼠、蒼蠅、蚊子一起，作為必須予以消滅的“四害”寫進綱要。

這一年的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位省委書記以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討論並商定了《農業十七條》（即《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又稱《農業四十條》的前身），其中第13條為：“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消滅老鼠（及其它害獸），麻雀（及其它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未研究），蒼蠅，蚊子。”

在醞釀《農業十七條》的過程中，農業部一負責人曾約見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研究員、鳥類學家鄭作新，就該不該消滅麻雀聽取意見。鄭作新表示：國內有關麻雀的研究資料很少。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有相當益處的。對付麻雀的為害，不應該是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遺憾的是，鄭作新的正確意見在當時沒有被採納。在1955年12月21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給中共上海局、各省委和自治區黨委徵求意見的《農業十七條》中；在1956年1月間，由《農業十七條》擴展的《農業四十條》中，都將麻雀列入 “四害”之中。1月23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1月25日，經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的《綱要草案》，第27條是這樣表述的：“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

至此，麻雀被定性為害鳥並判極刑，各地展開了捕雀運動。在1955年冬，甘肅省就有百萬青少年齊出動，七天消滅麻雀23.4萬隻的報道。其它各省自然也不甘落後，一時間，麻雀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紛紛斃命。

生物學家呼籲為麻雀緩刑，《綱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可以不消滅城市和林區的麻雀。

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1956年秋在青島召開，會議期間專門召開了一次麻雀問題討論會。有幾位專家出於科學家的責任感，挺身而出，為麻雀鳴冤。

首先發言的是實驗胚胎學家、細胞學家、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自然界的奧妙》一書中“麻雀篇”的許多科學資料，闡述了歷史的教訓：1744年，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也稱腓特烈大帝），因為討厭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個不停，而且還偷吃櫻桃園裡的果子，就下令懸賞除滅麻雀，誰殺死一隻麻雀就可以得到六個芬林的獎金。於是大家爭相捕雀，結果麻雀沒有了，而果樹的害蟲因沒了天敵，越繁殖越多，把果樹葉子都吃光了，結不出一個果子來。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並且被迫去外國運來麻雀，加以保護和繁殖。朱洗在繼續引用美國紐約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亞為撲滅害蟲從國外引進麻雀的成果後說：我們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應該承認麻雀在某些季節確實有害，更多的時間是有益的。他鄭重地提出：是否應該消滅麻雀尚應考慮。

鄭作新接着發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表達過的兩點意見：一，防治雀害應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飼雛期間是吃蟲的，在這一階段是有相當益處的。他說：對麻雀的益害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應該辯證地對待。在農作地區，它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園、山區、森林地帶，它是否同樣有害，尚屬疑問。在農業發展綱要中關於除四害的規定，說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滅麻雀。為明確起見，似乎應該改為在一切麻雀可能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薛德焴、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西北農學院教授兼院長辛樹幟、福建師範學院教授丁漢波等幾位動物學家認為，定麻雀為害鳥的根據不足，建議在沒有得到科學結論之前暫緩捕殺麻雀，政府不要轟轟烈烈地發動滅雀運動；同時呼籲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對麻雀的益害問題進行深人研究。

當然，討論會上也有不少學者不同意以上專家的觀點，堅決擁護捕殺麻雀。鑑於大家的意見不統一，而且把麻雀列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策，主持會議的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李汝棋在會議總結髮言時說：“目前對這個問題我們很難作出結論。希望大會將記錄整理出來送農業部參考。我們建議所謂的為麻雀“緩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適當的。”（見《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關於麻雀問題的討論記錄》）

會議過後，麻雀益害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上海《文匯報》於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陸續刊出一些生物學和農學工作者反對或贊成消滅麻雀的文章。力主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連續發表文章，歷數國外保護麻雀和撲滅麻雀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並在分析麻雀的生活習性與食性後認為：麻雀之益不能一筆抹殺。他特別提醒大家注意，鳥類與鼠類不同，就老鼠來說，它有百害而無一益。在鳥類中要找出一種和老鼠有同等資格的害鳥，實在是不可能的。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作人也從尊重歷史、尊重科學的角度，主張“可以把麻雀作為控制的對象，不要作為撲滅的對象”。他在《對麻雀問題提一點參考的意見》一文中，特別就青島中國動物學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許多專家因為“撲滅麻雀”已訂為國家政策，而不願發言的情況，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其實這是行政上的事務，是一種想增加農業生產的行政事務，應當可以修正”。（見1957年1月30日的《文匯報》）。

贊成並擁護消滅麻雀的代表人物的是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生物學家周建人（魯迅的三弟）。他的文章《麻雀顯然是害鳥》刊於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報》。《北京日報》編者所加的按語，明確指出編發這篇文章，是針對朱洗在中國動物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發言，以及《文匯報》刊出的幾篇文章。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農村的體驗，在其文章中斷言“麻雀為害鳥是無須懷疑的”，“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

外國的專家也介入了這場爭論。1957年5月7日，來訪的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回答《文匯報》記者的提問時說：麻雀對人有害呢，還是有益呢？這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麻雀在什麼地區而定。蘇聯北部和森林地區田少樹多，麻雀對人益多害少。城市裡麻雀多半吃蟲，對人完全有益。對以上地區的麻雀，蘇聯人不予消滅。在蘇聯南部田野間，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蘇聯人常作小規模鬥爭。在森林、田野、城市相連地帶，麻雀對人同時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時予以消滅才是對的。當時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講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生態學家庫加金，也持與米赫羅夫同樣的看法。（見1957年5月9日的《文匯報》）

在專家們的爭論聲中，《綱要》草案做了修正。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公布經過修改後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綱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條文改為：“從1956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

1958年掀起全民滅雀運動的高潮，8個月內捕殺麻雀19 .6億隻！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好的，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但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

總路線提出後，舉國“大躍進”運動很快就開始了。在那個極“左”思想掛帥，浮誇盛行的特殊時代，《綱要修正草案》曾經作出的關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的規定，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中央要求在幾年時間內提前實現《綱要修正草案》。消滅“四害”尤其是消滅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隨着大大地提前。

在大躍進運動開始的前夕，麻雀的厄運再次降臨，而且這一次是滅頂之災。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指示提出“消滅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內實現，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實現”。2月13日《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稱：除四害是前無古人的壯舉。要爭取在十年內甚至更短時間內，在全中國除盡“四害”，使我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四無”之邦。3月17日，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與衛生部聯合召開除四害、消滅疾病競賽會議，口號是：“爭取提早成為四無國”。

從1958年3月起，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全民滅雀運動的高潮。

全民圍剿聚殲麻雀運動首先從四川省開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滅雀1500萬隻，毀雀巢8萬個，掏雀蛋35萬個。隨後，天津、哈爾濱、杭州、長春、鎮江、北京等城市紛紛效法，這些城市到4月6日共滅雀1600萬隻。

1958年4月2日的《杭州日報》上有這麼一則新聞：繼上城區後，下城區苦戰三天，一躍而上，基本成為六無區：無蚊、無蠅、無臭蟲、無鼠、無蟑螂，雀窩已搗光，無成群麻雀。1958年4月3日《杭州日報》又登了一個消息：杭州春季除四害講衛生戰果統計，其中有一項是關於滅雀的，上城區滅了21892隻，下城區44391隻，西湖區20525 只，江干區5487隻，拱墅區8258隻，郊區11904隻，一共112427隻。

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殺麻雀401160 只。4月19日那天，北京300萬人民總動員，“圍剿麻雀總指揮部”派出30輛摩托車四處“偵察”。市、區指揮、副指揮等乘車分別指揮作戰。在天壇“戰區”，30多個神射手埋伏在殲滅區里，一天之中殲滅麻雀966隻，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東鐵匠營鄉承壽寺生產站的毒餌誘撲區，在兩個小時內就毒死麻雀400隻。宣武區陶然亭一帶共出動了2000居民圍剿麻雀，他們把麻雀哄趕到陶然亭公園的殲滅區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餌區里，消滅麻雀512隻。在海淀區玉淵潭四周5公里的範圍內，3000多人從水、旱兩路夾攻，把麻雀趕到湖心樹上，神槍手駕着小船瞄準射擊，被打死和疲憊不堪的麻雀紛紛墜落水中。當晚，首都舉行了展示“戰鬥”成果的“勝利大遊行”，一隊隊汽車滿載着已“滅殺”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虜”在長安街上浩浩蕩蕩地經過，全市人民無不拍手稱快。經過一天的“戰鬥”，戰果“極為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隻。據報道，忙活了一天感到疲憊不堪的首都軍民“正在養精蓄銳，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戰鬥”（見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報》）。

其時，北京大學為了消滅從附近逃至北大未名湖的麻雀，全校師生出動。北大校內鑼鼓喧天，人聲如潮，人們占領了所有的高處坡頂，搖動樹枝，使麻雀沒有可以棲身之處和落腳之地，讓它們不停地飛，最後活活累死——據說都是心臟破裂！----最早試驗這種戰術的是天津，要群追猛打，不讓麻雀有落腳和喘息的機會。麻雀有個特點是不能作長距離飛行，在人們的威嚇下，經過三四小時的急力飛行，疲勞過度，自然會跌落下來。

我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 29日捕殺麻雀505303隻。那一年的12月13日，是上海市的全民滅雀日，當天全市捕殺的麻雀就有19萬多隻。

截至1958年11 月上旬，全國各地不完全的統計共捕殺麻雀19.6億隻。

全國各地全民動員圍剿麻雀時，除了新聞媒體在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外，文藝工作者也大力謳歌“這場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時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作《咒麻雀》詩一首，刊於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報》。詩曰：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
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
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
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這不僅僅是郭沫若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毛澤東終於發出新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

經此浩劫，麻雀數量銳減，人們無視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不尊重科學，忽視生態平衡，必然要受到懲罰。1959年春夏，上海、揚州等城市樹木害蟲大發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樹的葉子幾乎被害蟲吃光。生物學家更加強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意識到發動消滅麻雀的全民戰爭之錯誤。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廬山會議上講到《農業四十條》即《綱要修正草案》時，又提到了麻雀問題。他不無情緒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

一些生物學家繼續呼籲為麻雀翻案。理論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徐京華甚至說：為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意義大（見1959年9月26日《科學簡訊》新第28期）。

專家們的疾呼終於得到了積極的回應。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以黨組書記張勁夫的名義，將《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送請胡喬木轉報毛澤東。隨《報告》附送了一份《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一些資料》。《資料》共三個部分：一、外國關於麻雀問題的幾個歷史事例；二、目前國外科學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國科學家的一些看法。

毛澤東很快看到報告，並於11月29日簽署：印發各同志。這個報告後來作為中央杭州會議文件之十八散發給與會者。

毛澤東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至此，消滅麻雀的運動終於劃上了句號。但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其中一項蟲害，或多或少與麻雀數量大減有關。

度盡劫波的麻雀，也終於過上了相對平靜的日子。（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