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图门巴雅尔

　　某日，笔者下班回家，发现门把手上插了一张粉色宣传单。这原本司空见惯，混入小区散发小广告的人不计其数，只是这回 “广告”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头不小啊。

　　这张《致被调查户的一封信》大意是让家里留人，户口、身份张、护照、暂住证甚至“房屋出租合同”，凡有的就统统拿出来交由工作人员勘验。

　　总结起来，说通俗点：政府又要查户口了。

　　自打我懂事起，户口二字不绝于耳，来北京上大学，更是明白了有一纸京城户口有着分外不同——真正意义上进了北京城，否则终是 “北漂一族”。这“一纸辛酸泪”曾惹得无数大学生“满腔愤怒言”，在这里也不必重复。

　　笔者乃学历史出身，多年的专业训练，让自己情不自禁地翻出史籍，吹去蒙尘，发黄的纸页，哗啦啦作响……作为一项绵延两千多年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古代帝王及其朝廷中枢，对老百姓户籍，只有更严格勘察造册，没有一丝一毫松懈之意。

　　若问，皇帝们为何喜欢查户口，听听他们自己的回答。


　　刘邦说：得户籍者得天下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众英雄盟约，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阴错阳差，起于泼皮无赖的刘邦得了先。刘邦军队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后来的事儿，家喻户晓，著名的“鸿门宴”上刘邦金蝉脱壳。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萧何为“丞相”，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与各路诸侯大肆罗掠，然后一把火少了咸阳城。

　　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这件事后写下这样的话：“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隋文帝说：有图有真相，严查偷税漏税

　　古有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赋税的征收和徭役兵役的发动都是以户为单位，以人头为核算起点。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国家年龄达到法定赋税徭役起征标准）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大索貌阅的具体方法是：“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就是按照户籍登记的年龄，来对照各家庭成员的实际形貌，以定真伪，套用时下流行的网路用语就是：有图有真相，无图无真相。此外，还检查每个家庭是否在户籍上有隐瞒、脱漏等欺诈行为。

　　如此大规模的户籍普查运动，仅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行的。隋文帝对此作出的对策是，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远方。隋朝所谓“三长”类似于今日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等等，笔者接到的那封《致被调查户的一封信》最后一句话如是说：“或带相关证件到居委会登记”。

　　任由时间在变，发动基层组织的传统策略不会变……

　　隋文帝大索貌阅的工作，做的相当细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增加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业五年（公元609年），文帝的接班人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宋太祖说：严禁“高考移民”

　　杨坚父子在中国古代户口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搞“有图有真相”，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史称“本贯应举之制”，“本贯”就是“户籍在本地”之意，“应举”即“参加科举考试”，套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本贯应举之制”渊源在隋朝，真正确立是在唐朝，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规定了三项内容：一是考生一律在有户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二是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三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在其基本原则指导下，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

　　应试考生报名，要向州府递交状纸，上列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地方官据此进行审查，其中乡贯的户籍要求很严格。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须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虽然有本地户籍，但长时间不在本地居住），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改为须有户籍七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户籍不足七年、不住开封者，“不在接收之限。”

　　户籍在宋代科举制中的重要意义已如上述，宋政府为保证科举的质量和公正，对户籍要求相当严格。但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制度的实行又是一回事，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科场取胜，入仕做官，许多士子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问题的根源是“解额”，即分配给个地方的“取士名额”，相当于现在中国高考制度下每个省的录取分数线与招生名额不同。既然考生与解额比例差别因地而异，考生多、解额少的地区的考生，便想方设法转移到考生少、解额相对多的地区应试，以增大胜出的机率。

　　在北宋，冒贯最多发生在东京开封府，首先是因为开封府解额最多，其二宋代科举制允许外地人在特殊情况下，按一定要求、程序在开封应试。其三，开封是文化中心和最发达的首善之地，在此可直接获得时尚的、顶尖的文化。正如司马光所说：“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远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本段文言，比较浅近，恕不译作现代汉语，因为古文自有其韵味，读者自己品尝）

　　开封就是龙门所在，既是科举的起点又是终点，故而吸引聚集了大批外地学子。宋仁宗时，“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其中狗苟蝇营之徒，当然会冒贯开封。例如天圣七年上封者揭露： “今岁开封府举进士者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户贯。”利之所在，自当趋之若鹜

　　如果我们看看当下，凡是从外地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恐怕都有类似经历：学校里北京本地的孩子遍地走……其中缘由，古今一也。


　　宋真宗：城里人交钱，乡下人出力

　　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考证，北宋崇宁时（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5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治理碰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不轻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二月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城市居民）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

　　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自西周，有户籍制度雏形以来，政府征税的依据一是人口二是土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相对最简单，地方政府收取赋税和派遣徭役，操作程序也简便。然而，城市中的居民，其财产类型多样，房舍、店铺是有形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个人财产，是无法统计的。城市居民阶层复杂，上自名商巨贾，下至以及专以佣工为业的手工业者，甚至乞丐，经常流动。

　　针对这种情况，北宋专为城市居民单独造户籍，根据核查到的财产分成若干等，税种也多样，比如宅税（类似今天的房产税）；地税，指城市店宅地基税（类似今天的土地税）。盐钱，以及临时摊派。这些税种都以货币形式征收，所谓“出钱”；而农村，主要征发徭役和兵役，即“出力”，综合起来，就是“城里人出钱，乡下人出力”。


　　朱元璋说：离家百里，先得申请通行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每逢饥荒横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时，大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民帝国”。最严重的一次，当属明末李自成起义，当时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1639年（崇祯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

　　宋太祖及其子孙，遇到灾荒之年，不断地将流民吸纳进军队，目的就是，即便造反也是叛军而非叛民；相形之下，朱元璋的做法颇不高明，为子孙万代着想的户籍制度，因为“路引”一项，而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