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的第三个秘密：为什么当年西方左派热烈支持霍梅尼？

作者.   草头大将军，仁义勇公子

回顾1979年的伊朗神棍革命，有一个历史现象至今令人感到困惑：

除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当时许多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媒体和政治活动家，竟然对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表示赞美甚至大力支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因为伊朗革命建立的是一个极端的退化的落后的宗教神权体制，而不是真正现代民主制度。

但在1978—1979年间，这种支持却真实存在。

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当时西方政治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革命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冷战。

在很多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世界政治被简单地分为两类力量：

1，反帝国主义阵营（包括社会主义阵营）

2，帝国主义阵营

伊朗国王

Mohammad Reza Pahlavi

被普遍视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因此，在很多左派看来：

推翻王朝，就等于反抗帝国主义。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一个简单的逻辑：

凡是反对亲美政权的力量，都被视为进步力量。

二、许多人误以为伊朗宗教革命会带来自由

当时很多西方观察者对伊斯兰政治几乎没有深入了解。

流亡法国的宗教领袖

Ruhollah Khomeini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使用一些模糊而富有吸引力的语言，例如：

反对独裁

支持人民参与政治

建立公正社会

这些表述很容易被理解为民主政治的承诺。

许多西方媒体因此认为：

伊朗革命可能会建立一种“宗教背景的民主制度”。

三、法国思想界的浪漫化想象

当时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甚至对伊朗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

其中包括

Michel Foucault

他曾两次前往伊朗采访革命。

在他的文章中，他把伊朗革命描述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一种“精神性的政治运动”。

在他的理解中，宗教动员似乎能够为现代政治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然而，革命成功后不久，伊朗迅速建立了严格的神权统治。

这一现实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想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四、左派内部的严重误判

后来许多学者反思这一历史现象时认为，当时西方左派存在三个主要误判。

第一，过度浪漫化群众运动。

他们认为任何反抗现有政权的群众运动都具有进步性。

第二，低估宗教政治的力量。

很多人把宗教看作传统社会的残余，而没有意识到宗教可以成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工具。

第三，用意识形态框架代替现实分析。

当“反帝”成为唯一标准时，复杂的政治现实就被忽略了。

五、革命之后的现实

1979年革命成功后，伊朗迅速建立了新的政治结构：

宗教领袖拥有最高权力

政治反对派被清洗

严格的宗教法律体系建立

许多最初参与革命的世俗自由派人士反而成为第一批受打压的对象。

这让不少曾经支持革命的西方知识分子感到震惊。

六、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回顾这一历史，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

政治运动的性质，并不能仅仅通过它反对什么来判断，更重要的是看它要建立什么。

如果只看到“反对谁”，而忽视“要建立什么制度”，就很容易产生严重误判。

1979年的伊朗革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七、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往往比意识形态想象更加复杂。

当年的伊朗革命既包含社会不满、政治斗争，也包含宗教动员和国际因素。

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改变了伊朗，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中东政治。

而那些曾经把这场革命视为理想化运动的人，后来大多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当初的判断。

至此我的【1979伊朗革命三部曲】基本结束

一，《伊朗革命其实差一点失败》

二，《CIA的致命误判》

三，《为什么西方左派曾支持霍梅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