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地缘篇》

美国国家利益的再定义：从价值外交到交易主权（系列版）

—— “把赚钱写进国策”吗？

导言

二〇二五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引发强烈讨论。纽约时报用“把赚钱写进国策”形容这一转向，认为美国正在放弃七十年来的价值外交。但制度视角揭示的是另一幅更深的结构图景。美国不是突然决定不讲价值，而是第一次把自身的财政极限、产业竞争压力与全球承载能力下降写进国家安全逻辑。国家安全与国家收益被绑定，价值逻辑退场，交易逻辑进场，美国的自我身份正在完成一次历史性置换。

这一变化不是政治风格，而是制度周期。美国进入一个能力收缩而工具精确的时代，其外交不再依赖宏大叙事，而依赖可测量的收益结构。下面以六个制度切面展开这一系列性的演化。

一 、欧洲的制度断裂与美国的盟友分层工程

新版战略对欧洲的措辞，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尖锐的官方表述。然而其背后并非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利益结构的重估。

1 欧洲的制度风险累积。移民潮、治理分裂与社会凝聚力下降，使欧洲的制度稳定性无法支撑美国长期的安全外包。

2 欧洲对美国贡献不足。美国承担北约主体成本，而欧洲财政与军事能力长期滞后，使美国无法从盟友结构获得足够回报。

3 欧洲经济进入低增长区间。过去的经济互补关系已经瓦解，美国不再把欧洲视为共同增长空间。

因此，美欧关系第一次脱离“文明共同体”的叙事，而转向“成本分摊的合作体”。美国正在重新对盟友进行分层，欧洲被归入收益有限、风险上升的区域。

这个判断不是情绪，而是制度定价。

二 拉丁美洲的合同殖民与门罗主义的二十一世纪形态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要求美国外交官以争取大型政府合约为首要目标，而且必须是免招标的直接指派。许多媒体称之为敲诈，但制度分析显示的是另一种现实。

1 美国财政赤字进入新台阶，必须寻找外部收益区以减轻国内成本。

2 拉丁美洲长期制度薄弱，对美国的依附度高，通过合同锁定比军事介入更高效。

3 美中竞争的重心转入供应链，美国不能容许中国在该地区建立制度支点。

二十一世纪的门罗主义不再靠军队，而靠合同结构。美国通过合同掌控一个国家的预算入口、能源流向与基础设施投资方向，成本远低于传统地缘干预。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再殖民方式。

美国并不是突然变强硬，而是把地缘政治改写为财政工程。

三 、中东的去价值化与投资主权的制度崛起

美国正式宣布不再要求波湾君主国进行政治改革。过去三十年的民主移植实验被定性为误判。这被媒体视为美国对独裁政体的退让，但制度逻辑恰恰相反。

1 美国能源结构转型后，中东的重要性不在石油，而在资本。波湾资本正成为美国科技与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柱。

2 中东制度形态高度稳定，外力改革成本过高且无回报。

3 俄中力量在中东逐步渗透，美国必须以稳定换取结构优势。

中东从文明试验场转为投资主权区。美国不再追求政治改造，而追求稳定的资本流动与可预测的安全框架。这种转向不是退缩，而是把外交从价值工程转为收益工程。

四 、台湾与以色列的功能化重建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淡化台湾与以色列的民主形象，强调的是两地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功能位置。

1 台湾被定义为半导体与航道结合的战略节点。其价值来自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而非政治制度。

2 以色列是情报、科技与区域制衡的综合支点。美国的区域策略无法绕过以色列的数据与技术能力。

美国正在实行一种新的联盟体系。功能决定位置，贡献决定关系，民主不再自动产生战略回报。在制度逻辑中，可替代性越低，战略价值越高。

台湾与以色列因此不是被弱化，而是被功能化。

五 、对中国与俄罗斯的结构软化与成本化对抗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中俄的语言显著温和，但这是误导性的表象。美国并非退让，而是把对抗结构从“理念冲突”重新定义为“成本控制”。

1 对俄罗斯的目标是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使欧洲从财政泥潭中脱身，从而减轻美国负担。

2 对中国的竞争从文明叙事回到供应链、关税、技术封锁与关键产业链的制度战。

美国正在进行对抗方式的升级。理念战争成本极高，经济制度战成本更低且更可持续。软化语言是降低对抗成本的第一步，而不是放弃竞争。

这既是财政逻辑，也是全球秩序的再工程。

六 、美国的制度性身份置换：从文明国家到交易国家

美国的国家身份在二〇二五年第一次被清晰写进国家安全文件。美国不再以文明输出者自居，而以收益吸附者定义自身。这是一次跨时代的制度更替。

1 美国不再承担全球价值叙事的边际成本。

2 美国不再追求制度复制，而追求制度收益。

3 美国不再依赖盟友体系，而依赖供应链与合同体系。

国家安全成为国家收益的镜像。外交成为财政工具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从道义结构转向利润结构。

这是美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真实形态。

制度余响

纽约时报惊讶的是美国放弃了文明叙事，而制度观察者看到的是美国进入了新的国家能力周期。美国从布道者转向交易者，从价值输出转向结构吸附，从全球责任转向全球收益。这是世界秩序从自由主义转向能力主义的转折点。

未来十年，国际关系将不再由意识形态区分，而由功能、成本与收益决定。世界将被重新排序，各国将被重新定价。制度价值不再看政治形态，而看其能否为全球结构提供不可替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