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做報告說，中共應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鵰”：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毛澤東接着發言支持張，強調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於政府發來的命令，“凡不利於八路軍的，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託”


　　老高按：今天有點閒暇，正打算將一篇有關長輩親屬的短文推敲一番發上博客，突然接到李南央女士群發的郵件——她轉發了DQ發來的郵件和文章。
　　DQ是誰？知道的人不會問，不知道的人無須問。
　　DQ寫道：

　　9月3日，他們居然不要臉地勝利閱兵——那場仗，怎麼打的？！
　　附件，是1937年M怎麼定下此可恥陰謀——洛川會議。
　　南央方便，在9/3閱兵前轉發朋友。

　　“9/3閱兵”就是後天了！立即擱下自己那篇小文，轉發DQ的這篇文章。文章標題為《11 洛川會議》，不知是其哪部大作的節錄？


　　11 洛川會議

　　讀史人想來都知道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這個細節，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和周小舟等五個人談話的時候，毛澤東說的那句話。當時，毛剛剛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他忿忿地捯起彭德懷的“歷史賬”：
　　在中共性命交關的歷史時刻，彭德懷所領導的“華北軍分會，不同意中央的游擊戰方針”。
　　由頭呢——他相當不平靜地講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講起1937年8月在陝北開的那次會，即史書記載的洛川會議。毛的用意，是要讓周小舟他們知道，彭在歷史上是反過自己的，不要站到這人一邊。
　　在中共黨內，誰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那麼，洛川會議和後來的“彭反毛”，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變”，開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局面——國府不可再打共軍，而是和共產黨一起打日本。這一局面，不僅使延安免去遭國軍軍事圍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穩了。但這“戰”究竟怎麼個“抗”法，怎麼才能使得共產黨既得一個愛國好名聲，又不至於把自己千辛萬苦保下來的一點點力量在戰場上拼掉？紅色將領們的意見，就相當不一致了。
　　當時，延安向“蔣委員長”呈報的抗戰力量：四萬八，而實際上，作戰部隊不過三萬——事關槍餉，南京方面只承認兩萬。那時，正值“七七事變”剛剛發生，政府一再催促，命共產黨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前線，接受閻錫山指揮。作為中共駐南京代表，周恩來也一次次來電，代為催促。
　　雖然到了1959年，堅持有話直說的張聞天也被打入“彭德懷集團”，但在1937年，這位當時的總書記，與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也認為應當立足於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自己坐收“抗日成果”。於是，對於政府的“電令”，總以種種藉口推託。
　　但形勢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已經無法再拖。怎麼辦？
　　大家都記得毛澤東那時候有兩頂軍帽：八路軍的一頂，紅軍的一頂。那頂有着紅五星的灰帽子，是無論如何捨不得丟下的。雖然口口聲聲“擁護蔣委員長”，八路軍三個師的指揮權，也是絕不能輕易交出的。他提議將各地將領召回，舉行黨的會議，確定軍隊“開赴前線”的對策。地點就選在紅軍指揮部所在地洛川縣南90里的一個村莊——此時是1937年8月22日。

　　洛川會議舊址，是中共進行黨史教育的紅色旅遊景點之一，但本文所述洛川會議的真實內容，顯然都被摒棄在外，當局一個字都不會提的。

　　這是一次為期四天、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官史上，不僅沒有像對遵義會議那樣下力氣吹乎，只要可能，絕對避開不提。今天之所以將它翻檢出來細細審視，實在因為我們中國再度面臨國共兩大黨談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被雙方或掩蓋、或改寫的史實一一剝出，分清是非曲直。類似這樣作為今後借鑑的剝離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
　　比方說，我們大家都熟悉周恩來在1950年代初說過的那段話。當時，他為了幫同推動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極為誠懇地談到“革命如何選擇了”“在重大歷史關頭總是正確的”毛澤東。那陣子，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已經具有非常高的聲望的周總理，在說這一段話時，不知有沒有將洛川會議包括進去。因為，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不但在這次會議之前的數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澤東；在長征後的這個洛川會議上，此前幾乎不曾離開黨/軍最高位置的周，最後基本告別了他“軍事家”的生涯。

　　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形勢報告開場的。
    由於為人的清正和後來所遭受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不見收入他的文集——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
　　在他的形勢報告裡，不乏對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日後的史書裡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後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鵰”：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麼，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澤東接着發言，支持張聞天的見解，提出“實際策略”，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至於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雖然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於八路軍的，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託。”
　　但那時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戰剛剛爆發的當口，到會的22個人，多不同意這兩位領袖的意見，特別是周恩來。他當時不但依舊是遵義會議定下的最高“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更是共產黨派到南京、處理種種與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1950s年代以後對毛澤東不得不唯唯諾諾、奉若神明不同，周恩來當時明白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他認為，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面前證明了我們的努力。
    即使在黨內，毛澤東“偉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意圖也只能意會，如果大家在會上公開擺道理，對“自保中求發展而自保第一”這一派，顯然不利。毛於是建議休會三天。在這三天裡，周恩來被請到一旁“休息”，毛則堅守崗位，親自對帶兵打仗的將領們苦勸——想來，彭德懷就是在那時候發表他“與中央不同”的意見的。工作做通之後，正式發布了很看得過去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接受改編。
　　會後，新當選的中央軍委主席（張國燾屆時尚未來歸，故此時軍委確切名稱是“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親自安排八路軍的三個師，循不同路線先後開往前線。他當時最擔心的是周恩來（他這回當選為軍委副主席），擔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動作；以及將領們一不小心去充當抗日英雄。還好大家黨性都很強，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中共的三個師都穩在游擊狀態。
　　周恩來沒有返回南京——以洛川會議的精神，他是無法回去面對的——他去了山西。丟下一句話：“去前線看看，幫八路軍幹部辦點外交”，實際一呆三個月。對此，毛很不滿意，一再催他，周只藉故不動，還在9月底主持策劃了平型關大捷。這場日後簡直成了共產黨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讓意志堅定的毛改主意。他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後世官史對毛澤東的頌揚中，有一條“在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正是洛川會議策略，使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三萬人發展到了近一百萬，使得毛澤東的理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