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世界分级？

——从文明等级到制度能力的现实与禁忌

一、世界早已“隐性分级”，只是话语方式不同

当今世界，虽然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敢于明言“你是三级国家”，但从现实运作上看，国家与地区的功能性分级早已无处不在。只是不同语境有不同的术语包装：

经济上，世界银行、IMF将全球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反映了国家间在财富、产业结构、资本效率上的显著差距；

战略上，G7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视为全球话语核心，地区强国如土耳其、巴西、南非则处于中间带，而治理失控、依赖外援的“失败国家”如也门、海地、利比亚，则成为边缘带的代表。

制度上，政治学家如福山将国家能力划分为“强国家”“弱国家”与“失败国家”，依据的是税收效率、法治水平、官僚体系、公共服务能力等。

这些分级虽然不再使用“优等文明”“落后民族”这样刺耳的旧词，但其制度—功能—治理的分层结构早已实质成形。

二、为什么主流学术与政界避免明言等级？

不是因为现实中没有差距，而是因为历史曾因差距而犯罪。20世纪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帝国霸权，皆以“文明优越”为名发动暴力与奴役。

纳粹德国的种族等级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血统优先、以及西欧以“启蒙”为借口推行的殖民政策，都使“文明分级”这一话语结构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合法性。

冷战之后，联合国等多边体系强调“主权平等”“文化多样性”，使得任何等级结构的公开表述都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甚至构成外交挑衅。这也是为何学者再严谨，也只能用“边缘国家”“半边缘体”“治理脆弱区”等术语，代替直白的“一级、二级、三级国家”提法。

三、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在“间接分级”

文明是否存在等级，虽然在道义上避讳，但在理论上并未真正回避。许多重量级学者早已用“结构性术语”表达了对世界分层的判断。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划分出“核心文明”“边缘文明”“文明断裂带”，用的是文化主轴视角；

福山在“政治秩序三部曲”中则以“国家能力—法治—民主正当性”为坐标体系，明确指出制度高效与否构成国家现代性的分水岭；

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将全球经济结构划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实质构建了一个全球资源—制度—资本的分布等级模型。

换句话说，世界分层从未停止，只是换了说法与工具。

四、是否可以构建一种公开、合理的文明分级体系？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殖民、羞辱或压制，而是推动认知、制度改革与全球治理优化，那么构建一个文明等级体系并非不能设想。

这种体系应避免种族、宗教、文化偏见，转而建立在制度能力、公共服务、教育普及、医疗可达性、法治独立度等实证性指标基础上。

在这种框架下，瑞典、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可视为“制度输出国”；巴西、印尼、印度等为“制度整合国”；而索马里、也门、海地等国家则仍处于“制度依赖区”，依靠国际援助维持最基本秩序。

文明分级若建立在制度维度上，不仅具有操作性，更具未来指向性——它不是在决定谁该主宰谁，而是在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标。

五、真正的问题：分级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文明的真正高度，不在于你是否领先，而在于你如何对待那些尚未现代化的国家与群体。

是封锁与压制，还是引导与整合？
是构建同盟，还是构筑壁垒？
是传播制度经验，还是收紧文化边界？

这不仅是全球治理的技术选择，更是文明自我定位的根本问题。

说穿了，我们早就分了级，但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分级，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制度与责任去处理这种差异。

六、文明不是否认差异，而是处理差异的方式

你可以说某些国家制度更高效，治理更先进，这不是歧视，而是事实；
你也可以承认有的文明发展阶段落后，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值得尊重或扶持。

问题在于：你说出这些差异的目的，是为了主宰，还是为了引导？是为了维护现状，还是为了共同升级？

文明的成熟，不在于一视同仁地忽视差异，而在于用平等、公正、负责任的方式去处理差异。

因此，世界的分级不该成为禁忌，关键在于谁来说，怎么说，为了什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