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人工智能的幻觉:技术革命的泡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索洛悖论”曾犀利地指出:“你能在各处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影子,唯独在生产率数据中看不到。”如今,这一悖论似乎在人工智能(AI)领域以另一种形式重现——AI的普及程度与实际经济成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落差。
无处不在的AI,尚未兑现的承诺
从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到科技展会上的璀璨亮点,再到企业年报和政府战略的宏伟蓝图,人工智能似乎无处不在。生成式AI、自动驾驶、智能医疗、AI教师……一系列颠覆性技术描绘着人类即将迈入由算法主宰的新纪元。然而,当理性的经济观察家审视这些现象时,一个简单却尴尬的问题油然而生:这些技术究竟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经济成果?
事实是,尽管AI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但它尚未转化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回顾上世纪中叶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历程,计算机从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带动营收增长,直至90年代才引发生产率的显著跃升。相比之下,AI目前连“营收增长”这一早期信号都尚未稳定显现。相反,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仍在向AI领域投入巨资,烧钱的速度远超变现,多数商业模式仍停留在概念验证或早期应用阶段。
乐观的预言与残酷的现实
尽管投资回报尚不明朗,AI的布道者们依然雄心勃勃,甚至语出惊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曾在深夜脱口秀中大胆预言:“在未来10年内,AI将取代许多医生和教师,大多数事情都不再需要人类。”这番话并非戏言,体现了业界对AI未来变革的极高期待。
然而,这种乐观是否合理?我们不妨回顾一个曾经的AI明星项目——IBM的沃森。2013年,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宣布将部署沃森,声称其将在治疗白血病方面大展身手。彼时,人们信心满满,以为这款曾在《危险边缘》(Jeopardy!)中击败人类选手的超级计算机即将“攻克癌症”。然而,几年后该项目却悄然中止,留下的只是难以量化的成果和成堆的质疑。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正在成为AI领域的通病。人们渴望AI带来奇迹般的改变,却往往忽视了技术从“可用”到“可大规模应用”之间的巨大鸿沟。算法精度、数据质量、伦理规范、监管环境、用户接受度……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AI真正实现生产力跃升的阻碍。
漫长的爬坡期与未来的可能
这并非意味着AI毫无前途。与当年的计算机类似,AI可能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爬坡期,最终才会在某一临界点爆发出质变的力量。正如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技术的兴起,都经历了一个从概念到大规模应用的演变过程。但目前来看,AI更像是一场尚未兑现的承诺,是未来的可能,而非当下的现实。面对AI的“生产率悖论”,我们或许应当从一味追捧的泡沫中抽身,重新审视科技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在技术与人类之间,真正的融合和深度变革,或许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沉淀和发展。
电脑悖论和AI悖论的差别
AI时代与早期计算机时代在生产率转化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用性”与“专用性”的权衡
早期计算机: 早期计算机更多是作为“工具”或“自动化设备”存在,尤其是在企业应用中,它们往往是针对特定任务或流程进行编程,例如会计核算、库存管理、数据处理等。虽然是通用计算机器,但在实际应用中,初期更侧重于特定任务的自动化和效率提升。这种“专用性”使得其经济效益更容易量化,因为可以直接看到特定任务处理速度的提升和人工成本的节约。
AI: AI,特别是生成式AI,被视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它不仅可以执行特定任务,更能赋能人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人类进行创造性、认知性工作。然而,其通用性也带来挑战:
难以量化: AI的效益往往是间接的、扩散性的,例如提升决策质量、加速创新、改善客户体验等,这些难以直接转化为生产率数据。
“最后一公里”的整合: AI的价值并非仅仅在于算法本身,而在于它如何被有效集成到现有的工作流程和商业模式中。这需要企业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员工技能再培训、数据基础设施升级等一系列系统性变革,这些“调整成本”在短期内可能会抵消AI带来的部分效益。
模糊的责任: AI的“自主”能力模糊了人类与机器的界限,尤其是在医疗、法律等高风险领域,谁来为AI的决策负责,以及如何建立信任,都是复杂的伦理和法律问题,阻碍了其大规模应用。
2. 数据依赖与数据质量
3. 监管环境与伦理考量
4. 投资与回报周期
早期计算机: 早期计算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硬件采购和软件开发,回报路径相对清晰,例如通过自动化节约人力成本、提高处理速度等。
AI: AI的投资链条更长,且风险更高。除了硬件和软件,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特别是基础模型)、数据收集与处理、人才培养、以及跨部门的组织变革。如文章所述,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仍在“烧钱”,商业模式仍在探索中,短期内难以看到大规模的变现能力和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投资的滞后效应和“幻觉”更容易产生。
5. 普及速度与用户接受度
早期计算机: 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相对缓慢,需要经历硬件成本下降、软件生态建立和用户习惯培养等过程。
AI: 尽管AI的实际生产力转化仍有待观察,但生成式AI的普及速度是史无前例的。ChatGPT等工具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数亿用户,比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普及速度快得多。这种快速普及带来了高预期,但如果实际效益未能跟上,反而可能加剧“索洛悖论”带来的失望情绪。同时,AI的“智能”属性也可能引发用户的“抵触”或“不信任”,尤其是在替代人类工作或决策的领域。
总结:AI时代与计算机时代最大的差异在于,AI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它触及了人类的核心认知能力和决策过程,从而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社会、伦理和经济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需要更长的适应和整合周期,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数据挑战、复杂的监管环境和伦理困境。因此,AI带来的“生产率悖论”可能比计算机时代更为复杂和持久,因为它不仅仅是技术应用的效率问题,更是技术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的范式转变问题。
对股市投资意味着什么?
对于股市投资者而言,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悖论”带来了复杂且需要深思熟虑的局面。它意味着:
高预期与高风险并存: AI概念的巨大热度导致市场对相关公司赋予了极高的预期和估值。投资者普遍相信AI将带来颠覆性变革,因此愿意为未来的增长潜力支付高昂溢价。然而,当实际的营收增长和生产率提升未能及时兑现时,这些高估值就面临巨大的回调风险。
“赢家通吃”效应可能加剧: 在AI这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只有少数拥有顶尖技术、海量数据、雄厚资金和强大生态系统的公司才能最终脱颖而出。这意味着“赢家通吃”的格局可能会更加明显。投资者需要警惕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烧钱速度快但变现能力弱的“蹭热点”公司。
长期投资的挑战: AI的效益释放需要漫长的爬坡期和大量的系统性整合。这意味着短期内很难看到显著的投资回报。对于追求短期收益的投资者来说,AI板块可能会充满波动和不确定性。即便是长期投资者,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风险承受能力,才能熬过这个“幻觉期”。
行业分化加剧: AI的影响不会是普惠的。一些行业可能率先受益,例如软件、互联网服务、半导体等;而另一些行业可能面临被颠覆的风险,或者受益较晚。投资者需要仔细研究AI对不同行业和公司的具体影响,而非盲目地投资整个AI概念股。
关注“变现能力”和“护城河”: 在AI热潮中,投资者需要更关注公司的实际商业模式和变现能力,而非仅仅是技术噱头。拥有清晰的盈利路径、强大的技术壁垒、独特的数据资源以及卓越的执行力的公司,才更有可能在长期竞争中胜出。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面对这种状况,投资者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保持理性,警惕非理性繁荣:
避免盲目追高: 不要被短期股价暴涨所迷惑,尤其是在缺乏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
独立思考,拒绝羊群效应: 市场情绪容易传染,但投资决策需要基于理性的分析。
参考历史经验: 历史上的科技泡沫(如互联网泡沫)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即技术创新到实际经济效益转化之间存在滞后。
深入研究,而非仅仅追逐概念:
分析公司基本面: 仔细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营收增长、利润率、现金流等关键指标。
评估AI技术与商业模式的结合度: 了解公司如何将AI技术融入其核心业务,以及这种结合是否能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可量化的经济效益。
关注护城河: 寻找那些拥有独特数据、领先算法、强大的生态系统或难以复制的客户关系的AI公司。
分散投资,降低风险:
关注“卖铲人”和“基础设施”提供商:
半导体公司: AI的发展离不开高性能芯片,因此那些提供AI芯片(如GPU、NPU)的公司,如英伟达(NVIDIA)、AMD,可能会是AI热潮中较为确定的受益者。
云计算服务商: 大部分AI模型训练和部署都依赖云计算平台,因此亚马逊(AWS)、微软(Azure)、谷歌(Google Cloud)等云计算巨头也可能间接受益。
数据服务商: 那些提供高质量数据、数据标注服务或数据管理工具的公司,也可能在AI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
长期视角与耐心:
关注新兴应用和潜在的“临界点”:
总之,AI无疑是未来的重要趋势,但其经济效益的兑现需要时间。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在拥抱AI带来的机遇时,更要保持清醒和理性,着眼于公司的实际价值和长期的发展潜力,而非被短期的市场情绪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