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气数将尽的国民党政府对关押的中共和爱国民主人士展开了屠杀。

例如在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就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下手。

而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之时，全国竟然有1万多“政治犯”被释放了！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同志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末代最高检察长杨兆龙设法营救出的。此后，这位法学专家又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兆龙

然而，在1957年，他却因为一篇文章获罪，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出狱。

那么，这位杨兆龙有着怎样的经历？

他是如何营救出那么多被捕的中共党员？

而他又是因什么样的文章获罪的呢？

学霸

本文要说的这位杨兆龙，能说6种外语，精通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是民国时期法学界的罕见奇才。

杨兆龙出生于1904年，是江苏金坛东岗村人。家里只是普通农民，不甚富裕。

读完私塾和小学后，12岁的杨兆龙考入了一所美国人在镇江开的教会中学。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家里穷，而教会学校的学费低，有时还能免费，并且，优秀学生能拿到大额的奖学金。

在就读的6年里，杨兆龙只有1年没拿到奖学金。

1922年，18岁的杨兆龙考入了燕京大学，不过，他当时学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哲学。其实，因为家里穷，他当初想学医，好在在毕业后能谋份好差事。可学医要7年，家里供不起，他只能先凑合着学哲学了。

但是，无论学生们，学霸就是学霸，杨兆龙用了两年就修满了所有学分，以优异成绩拿到学位，提前毕业。毕业后，他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介绍下，转到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

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1925年便引进了美国盛行的判例教学法。这时，杨兆龙正好上大二，所以成为了中国法学界较早就出道英美法系的学生。

因为教学方法参考了美国，所以，东吴法学院是全英文授课，杨兆龙在40多门课程的考试中都拿到90多分，而且，都是用英语答卷。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对这位高徒是青睐有加。

1927年，学霸顺利毕业。

那时候，东吴的毕业生，尤其是法学院毕业生的首选出路是出国，而杨兆龙在中学时上的是教会私立，没法拿到省内保送的资格，自费又太贵，所以，只能作罢。在毕业的4个月后，他顺利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律师证，并在老院长吴经熊的推荐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临时法院做事，专门负责华洋纠纷。

在任上，杨兆龙秉公执法，从来不怕和外国陪审领事较劲儿，坚决维护了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在首次出庭中，他就判决一位无辜的中国人力车车夫无罪释放。可是，因为经常得罪洋人，他最终被辞退了。

1931年，杨兆龙到了南京，在司法行政部的秘书处担任了外事科科长。当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庞德访华，就是他负责接待，并给庞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其实这位庞德不叫庞德，这个庞德是杨兆龙在10几年之后帮他起的中文名。

不得不说，杨兆龙和庞德的相识真是天意。3年后，在老院长吴经熊向庞德的推荐下，哈佛法学院破格录取杨兆龙为博士研究生。

在哈佛期间，杨兆龙预感到国民政府会对欧美司法进行考察，便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1934年，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率团考察欧美司法的时候，杨兆龙便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次考察，他不但练熟了外语，还开阔了眼界，并长了不少对西方司法制度和实践的见识。

杨兆龙毕业时，庞德亲自主持了他长达4个小时的论文答辩。最终，他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赞誉。并且，他和庞德也结下了终生的师生情谊。

在庞德的推荐下，杨兆龙在毕业后又到柏林大学法学院深造，在此期间，他又掌握了俄语等3种语言，并成为中国法学界难得的、精通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的奇才。

本来，他还想到苏联等国考察，但是，一件大事使他毅然放弃了这个原定计划。

专家

1936年，随着日本进一步侵华，杨兆龙毅然放弃原定的出访计划，返回国内，投入到抗日大业。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司法行政部的法制专员和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技术专家，专门研究战时期间的立法问题，并负责起草了《国民总动员法》等多项相关法令。

1944年2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国民政府成立了跨多部门的、专门调查日伪罪行的委员会，杨兆龙受聘，担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杨兆龙奉命成立战犯罪证调查室，并组织700多名工作人员收集了30多万件有关鬼子侵华罪行的材料。

这些材料在杨兆龙亲自审定后，一部分呈送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余转交给国内的战犯审判委员会。这些材料为审判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证据。

此外，他还亲自起草了惩治日本战犯和汉奸的相关条例，为国内审判这些禽兽和败类提供了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杨兆龙还在忙着另一件大事，那就是邀请自己的恩师庞德来华，来华担任司法行政部的顾问，协助国民政府重建战后法制。也就是在此期间，他为恩师起了中文名字~庞德，意为“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美德”。

1946年6月，庞德夫妇抵达南京，并在随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对中国的法制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而杨兆龙则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协助工作。

中国当时实行的是大陆法系，庞德对此给予了极高评价，并建议组织大批中国专家来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巨著。

1946年9月，杨兆龙率中国司法代表团随庞德夫妇回到美国。在哈佛，他和庞德一起草拟了这部法学巨著的大纲。

1948年，杨兆龙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全球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另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法学家是王宠惠先生。

不过，杨兆龙的个人成就也不能掩盖国民党政府的颓势。在他获奖时，蒋介石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国内大规模的司法重建只能中断。

在解放军在各条展现势如破竹之际，荷兰国际法学院邀请杨兆龙前去任教；加拿大一所法学院希望聘请他担任终身教授；庞德也好几次邀请他回到哈佛。陈立夫的老婆甚至还给他寄去飞到台湾的机票。

对此，杨兆龙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最高检察长已经辞职，国民党高层想请他接任。

但杨兆龙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不想再涉足政治，所以一度婉拒。可他的小姨子沙轶因却特别想让他接下这个差事。

这是因为沙轶因是中共党员，而她的上级领导希望杨兆龙能设法营救在“520运动”中被捕的我党同志和进步学生。

沙轶因将此事和盘托出后，杨兆龙虽然知道国民党已经气数已尽，但也知道如果帮中共的忙，风险也是极大。

那么，杨兆龙该如何是好呢？

杨兆龙左思右想之后，认为事关重大，不能光凭小姨子的一句话，就贸然行动，所以，他希望中共能有正式代表出面，来商谈此事为妥。

得知此事后，担任当时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同志当即拍板，委托策反部的白沙同时和沙轶因一起去做杨兆龙的工作。

可以说，白沙与杨兆龙的会面非常成功，两人相谈甚欢。同时，沙轶因也做通了姐姐沙溯因的工作，沙溯因也劝丈夫来帮中共的忙。

最终，杨兆龙同意了中共的要求，接任了国民党的末代最高法检察署的检察长。

杨兆龙上任时，国共正在北平进行和谈。按常理，总统可以进行大赦。不过，这个大赦法令必须要由行政院的院长副署。

于是，杨兆龙在做通了代总统李宗仁的工作后，又说服了担任司法部部长的老朋友张知本帮助推动对政治犯的大赦。张知本是近代中国四大法学家之一，曾担任过武昌军政司法部长、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还筹建了武汉大学，1933年其在主持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五·五宪章》。杨兆龙与张知本曾在30年代共过事，彼此互相了解，交情深厚。于是，杨兆龙坦诚地向张知本建议，希望他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提案，挽救那些被关押的进步青年。

随后，杨兆龙安排检察署草拟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训令。张知本作为上级领导，则带着这份训令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动议。

虽然这个动议遭到了何应钦等一种老反革命分子的极力反对，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李宗仁则直接在大赦令上签了字。

   杨兆龙拿到总统签字的通令后，立即用代电方式通告尚在国民党政府掌控范围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十几个法院检察院立即执行。

   根据各地法院向杨兆龙反馈的执行情况，除南京释放了包括朱成学、华彬请、李飞三人等100余人外，全国共有一万余所谓的“政治犯”因这一指令得以释放。

本来，中共这边认为杨兆龙能把关押在南京的中共同志和中央大学的几名学生营救出来就不简单了。可谁也没想到，在杨兆龙的努力下，竟然有1万多名“政治犯”获释。

上海解放后，陈修良特意到杨兆龙的家中登门道谢，而且，每次和杨兆龙遇到被释放的学生时，陈修良都会对大家说：“快来谢谢你们的救命大恩人！”

晚年时，杨兆龙回忆此事时，说道：“这些能伸张正义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一辈子希望做的。”

1950年，杨兆龙从南京大学调任到母校东吴大学，担任了法学院院长，为我国的司法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很多讲解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的司法建设要不要从原有的司法制度进行一些继承和借鉴，国内有很大争议。为此，杨兆龙写了一篇专门的论文，从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两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而就是这篇文章却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1957年6月，杨兆龙被扣了“右”的帽子，含冤入狱，直到1975年，71岁的老专家才被特赦出狱。

1979年4月1日，杨兆龙因病去世。

1980年，杨兆龙终于获得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2004年11月27～28日，杨兆龙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及学术思想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经他营救幸免于难且尚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们，纷纷齐齐聚在杨兆龙的遗像前，再三鞠躬，感念他的救命之恩！

斯人已逝，但杨先生那深沉的家国情怀仍在感动着无数晚辈，而他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的司法远见至今仍在熠熠生辉，给后人以良多启迪。随着中国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杨兆龙这位伟大而又默默耕耘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