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师

帝制能不能搞好？能。

只要遇到一个圣明的皇上，以及一大批廉洁、勤政的士大夫集团；然而，这样的局面，2千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

社会能不能和谐？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公有企业能不能搞好？能。只要有一个一心为公、勇于担当、勇于创新的董事长，和一大批“以厂为家”的职工，就行。

这些人忘记了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密的公有体系，连针头线脑、火柴、酱油、醋、肥皂都专卖，连牙膏皮等废物、一颗鸡蛋都统购的双向网络，从繁华都市，直到最偏僻的乡村一网打尽。然而，庞大和严格的管制，没有带来公有企业的大发展和经济繁荣，却造成生产、生活物资极大匮乏，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造成以上局面，是中国人误将“应然”当作”实然”，混淆了“应然”和“实然”之间巨大甚至无法跨越的鸿沟。

人人都献出一点儿爱，社会就和谐了。没错！但是，用什么办法让“人人”、“所有人”都献出一点爱？现实倒是，极个别变坏的老人，在他人献出一点爱的时候，故意“碰瓷”、倒地不起，敲诈勒索。使得“献出一点爱”的人，也开始收回自己的付出。

换言之，一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应该建立在实然而不是应然的基础上，可滑稽的是，儒学之社会治理，却是以“应然”为基石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简化成一句话：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品德高尚的谦谦君子，天下太平自然达成。

反过来，要是天下不平，第一重要的是，赶紧让所有人都去“修身”。

”修身”，止于至善；这是对个人修行的理想要求，能达到吗？一个人能达到，天下所有人能做到吗？

换言之，传统中国的吏治，是建立在“人性本善”、或者“本来不善”、通过修身能将其“改善”的假设之上的，与此相对，基督教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世上的。

于是，也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中方以“应然”为起点，重道德、自省和自律；皇帝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都必须完完全全地实行。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一条假设“皇帝爱民如子”。但，这是应然，而非实然。皇帝应该“爱民如子”，可实际上，皇帝总是把人民当成可割可弃的羊群——和平时期，当羊毛，割之；危难之时，当破鞋，弃之。

西方以“实然”为起始，以法律为武器，将权力集团置于法律约束之下。“王在法下”，所以如此，也是认为“王”并不可信，必须像防范窃贼一样地监督国王和整个官僚体系。

中西社会今日之巨大分野，或肇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