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是汉奸是地下党，鲁迅不更是地下党

　　——勘史·五千一百七十五

　　读张成觉〈评介《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行云流水记往二记》〉文，数日不能平静。

　　第一，张成觉文章及沈鹏年所著的《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一书都似在为汉奸周作人翻案，然，文章及书摘的资料都没有能够形成周作人不是汉奸、而是地下党的论证的闭环。

　　第二，虽论据不足，但沈鹏年及张成觉又是认真的、诚恳的;他们的态度，让我几乎相信，如果不是历史原因，则完全可以证明。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周作人不是汉奸而是地下党，鲁迅不更是地下党?

　　另，附文三处共删四十余字，皆为狠狠批评毛泽东的语言;如此，我就没必要为其做二传手。

　　顾晓军 2025-1-26

　　【附】评介《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行云流水记往二记》

　　近日得阅一书《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行云流水记往二记》(沈鹏年著，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出版，2013.09)

　　作者沈鹏年(1926.10—)，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电影集团干部，研究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达二十余年。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384页，下册正文244页合共628页，422016字，堪称煌煌巨著!

　　该书虽以《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为名，但其中所述事实多为作者亲历亲闻，且与现代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如潘汉年案，周作人“落水”案有关，透过重重迷雾，可以看到（此处删20字)。

　　不言而喻，此书主要披露大陆筹拍电影《鲁迅传》胎死腹中之经过。其中上册各章题目如下：

　　第一章中国电影史上的盛举──筹拍《鲁迅传》

　　第二章许广平对《鲁迅传》摄制组极大支持

　　第三章筹摄《鲁迅传》迈出最初四步

　　第四章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历程的“一波三折”

　　第五章导演如愿、两陈(白尘和鲤庭)定稿

　　下册各章题目为：

　　第六章天马厂《鲁迅传》摄制计划—1962年开拍

　　第七章陈鲤庭的《鲁迅传》摄制计划流产

　　第八章党委书记要我整理发表有关《鲁迅传》资料

　　第九章摄制组无奈解散,《鲁迅传》余波仍涌

　　第十章尊重历史事实,澄清三重迷雾

　　以上各章时间跨度为1960年4月3日(周恩来号召拍摄《鲁迅传》)至1962年12月(上影集团宣布暂停投产)。周的号召显然基于毛抗战时期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即所谓“三个家，五个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殊不知中共建政后反右期间的1957年7月，毛在上海接见该市科学,教育,美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时，当罗稷南问到“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的话广为流传，此书给出了来源：

　　毛与罗稷南的对话首见于周海婴所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其后罗的侄子陈焜也发表文章说自己也曾经亲耳听见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黄金生：《毛泽东评鲁迅》，历史研习社，2023-02-24)

　　由于有人质疑毛罗的上述对话，当时在场的黄宗英后来撰文加以证实。

　　电影《鲁迅传》的流产绝非偶然。

　　按《上海电影志》的记载是：“由于对剧本的意见无法统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决定暂停投产”。(沈鹏年：《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下册，页170)

　　具体一点说，是导演陈鲤庭跟编剧陈白尘等人意见分歧，之后陈鲤庭又病了，影片遂终告流产。

　　至于该片筹拍的两年零八个月中，发生的起伏也可谓一言难尽。

　　对此，1964年“四清”运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曾在动员大会上声称：“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鲁迅传》摄制组电影镜头一个未拍却花去国家五十多万元”(同上，页180)，号召天马厂群众揭发该组的铺张浪费情况。这已经是马后炮了。不过，当时拍一部标准长度的黑白片，成本一般才十三四万元。可见，财政资金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先动笔写电影剧本的是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1911-1966.笔名华蒂)。1958年7月周恩来到上影视察时得知此事曾笑道：“华蒂在写，好啊。他比胡风更早接近鲁迅，算得上是鲁迅的门徒。”初稿发表于1961年《人民文学》一二月号合刊上，广获好评。为精益求精，1960年重起炉灶，在原有的三人小组(即以群,陈鲤庭和挂名的唐弢)再增加三位生力军，著名的资深电影编剧陈白尘,杜宣和柯灵。同时成立“电影《鲁迅传》顾问团”。周恩来指定由夏衍兼任顾问团团长，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沈鹏年被夏衍和以群指定为创作组和顾问组的秘书。(同上书(上册)，页163)

　　文革初期，张春桥派“爪牙”去威逼以群“交代《鲁迅传》创作的全部过程和黑后台”，以便通过批判《鲁迅传》阴谋反对周恩来。1966年8月2日清晨，叶以群被逼跳楼身亡!(同书(下册)，页174)

　　上述顾问团包括许广平,周建人,茅盾,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夏衍,阳翰笙,周扬,巴金,邵荃麟,陈荒媒等十人。(同上书(上册)，页137)真是文星荟萃，但宿命难逃。(此处删15字)。

　　与此相仿，毛曾说过：“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页1499-1500)文革前有人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了颂扬闻一多的电影剧本，但无下文，而通常这样发表的剧本都是准备投产的;朱自清则根本没人动笔写过。

　　对此，一度深获毛赏识的田家英六十年代初曾在私下里评论说：他(指毛)号召发扬海瑞精神，实际上是不希望出现海瑞!(大意如此)同样，假如被(美国人及西方学界)认定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闻一多和朱自清，活到1957年6月的话，除非不说话，否则也难免给戴上右派份子帽子!

　　补充一句，曾被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的田汉,阳翰笙,夏衍,周扬,除田汉未介入电影《鲁迅传》的筹拍之外，对该片都出了力。尤其是剧本第四稿经周恩来指定，给夏衍一个月的创作假。夏奋笔疾书(1961年5月-8月)，按时完成后病了一场，广获好评。但陈鲤庭就是持不同意见。后再由陈白尘执笔修改完成第五稿，并在《电影创作》1961年第6期卷首全文发表。陈鲤庭还是拒绝认可，并成功地通过林默涵予以否定，真是莫名其妙!

　　该书不少篇幅披露包括唐弢在内的知名作家对沈鹏年大肆攻击的文字及图片，读者不难辨别其中的是非曲直。兹不赘。

　　下面引述几点近代史上的谜团。

　　一是毛是否见过鲁迅。

　　1961年5月1日毛接见赵丹时，“赵问毛泽东在什么地方见到鲁迅?毛泽东说他是在北大见过，以后又去鲁迅家登门拜访。赵说：毛泽东见到鲁迅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负责管理图书馆的事务，去过北大图书馆。当他知道毛泽东每月工资只有八元钱时，曾提出愿意介绍他到其他图书馆工作，工资有几十元，这样生活环境可以改善一些。毛泽东表示他志不在此，便婉言拒绝了。(上影编剧孙雄飞作《忆赵丹谈“毛鲁会见”的经过》，原载于《毛泽东与著名作家》。转录自《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上册，页100)

　　笔者认为孙雄飞此文中这一段引述赵丹的话，并无赵丹本人证实;就算有，也是孤证。统而言之，无异于天方夜谭，完全不靠谱，简直胡不经一驳。

　　因为一者1918年8月中旬毛到北京后，要找工作糊口，1936年他在延安亲口告诉斯诺说：

　　“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第三节《革命的前奏》)

　　二者(此处删9字)个性，他不到处宣扬这次“鲁毛会见”才怪!

　　三者所谓“其他图书馆工作，工资有几十元”，毛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学历还能找什么“工资有几十元“的“其他图书馆工作”?真不知何所据而云尔?

　　笔者生父1918年至192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与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为同班同学，修读过杨昌济教授主持的伦理学，并在北大图书馆阅览室见过毛。他说毛就负责登记前来浏览报刊的学生名字。而毛因为字迹潦草，被顶头上司张申府(1895-1986)斥责过。中共建政后毛还说过此事。

　　中共建政初期，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见《维基百科》)

　　事实上，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后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担任预科数学和逻辑老师。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常去李大钊办公室闲谈，因此也与张申府熟识。由于李大钊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曾经在张申府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见《维基百科》张申府条)

　　一是内山完造的背景。周恩来就《鲁迅传》影片作“指示”时提到内山，他说，这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从前他曾替我们掩护过一些人，解放后搞日中友协，也受到日本反动派的压迫，但他从前的政治背景究竟如何?还不知道。假定他从前和日本统治者有关系，而日本统治者允许他给我们做些掩护工作，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同上书，上册，页129)

　　一是周作人(1885-1-16—1967-5-6)的“落水”。中共上海电影总公司导演室支部书记葛鑫在《中外论坛》(纽约出版)1995年第四期，发表《考查周作人落水之谜的风波》，其后，沈鹏年及时考查“周作人’落水’之谜”，抢救活史料以利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一悬案。得到上影导演室党政领导一致同意和支持。他便持上影的证明和介绍信，先后三次赴太原，四上北京，两访天津，五往南京，西至郑州和西安等地，历时近三年寻访到与周作人这件事有关者四十多位，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他向室领导作了汇报。其中有：周作人为何滞留北平,怎样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怎样参加“教科书编审会”,怎样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怎样接受伪华北教育督办一职,为何写《药堂语录》,怎样出版《药味集》,为何答应中共地下党到解放区教书而未去成,他营救了哪些共产党员,营救了哪些国民党的教育界名人，以及他和前国民政府北平市长何其巩的关系,他和教育部北平地下专员沈兼士等的关系等等，对于揭开“周作人落水之谜”有了重大突破。特别是了解到周作人和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有好几条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线是中共北平特委，又称“华北上层联络部”。(同上书(下册)，页226)

　　1964年6月14日，上影导演室党支部把沈鹏年的工作报告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党委。这些材料暂时“留中不发”。(见《中外论坛》1995年第4期第32页，转载自(同上书(下册)，页226))

　　但何以后来又在美国发表呢?盖因此事起源于文革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副市长的知情者许建国(1903-9–1977-10-4.许于文革期间饱受迫害，文革结束不久即去世，生前不便为周之“落水”解释)。

　　许建国在抗战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1939年至1943年兼任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长，是领导北平特委的直属上级。他对周作人这件事是知道并首肯的。但曾任北平特委的负责人却讳言不谈。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在1986年5月15日，持编号3823号公函，来上海向沈鹏年了解这位原北平特委负责人的情况。

　　……其实此事(指周作人“落水”，张注)早在1942年3月由贾芝(李大钊之婿)写文章公开披露了。还说许建国也知此事……他们最后表示：这是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可以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使当事人和知情人看到后进行补充和订正，就能把事实搞得更准确,更翔实……(同上书，下册，页227)

　　周作人案之所以四十多年均未能澄清，乃由于三位知情者兼负责人出于种种原因一再含糊其辞。1938年至1942年担任北平特委书记的王定南(1910-)1986年3月才讲了真话;袁殊是1986年6月25日才口述回信给沈鹏年证实有关事实;他们两位都是中共资深高干。而袁宝骙则是中共亲密朋友，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自1982年至1986年五年间多次向沈鹏年谈及周作人的事，甚至早在解放初期即向周恩来提过这件事。

　　可是好事多磨，周作人案生前始终未能澄清，以致1949年后他自国民党监狱中获释放起，因家庭人口多而生活窘迫不堪，文革狂飙一起终于死于非命。所幸历史总算还他一个公道，知堂老人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综上所述，号称“伟光正”的中共自崛起至今一百余年，蒙与骗之本性根深蒂固。所以王定南和袁殊这样的资深高干，明知所属共党之朋友受屈亦不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之，如沈鹏年这样尽管事不关己也热心尽力拯人于水火，实属难能可贵，凤毛麟角也。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即书中对于鲁迅生前十分器重和赏识的剧作家姚克(1905–1991-12-18)，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1961年3月17日夏衍谈《鲁迅传》第二章时说：“当时有一个满口洋文，油头粉面的人(指姚克)，和鲁迅交往，我曾告诉他此人不大好，鲁迅也很不以为然。”(同上书，上册，页217)

　　末句称“鲁迅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何所指。事实上姚克精通英文，应鲁迅之请一再为其翻译英文名著;姚克本人对于话剧创作更是成就斐然。他翻译完成了鲁迅《短篇小说选集》，和鲁迅的来往书信达五十多通。鲁迅对姚克“以西文介绍中国现状”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百度百科)其后在鲁迅葬仪上他担任大会司仪，全过程紧挨着大会主席宋庆龄;自灵堂抬棺出大厅时，他是扶灵者右边第一人。夏公虽然较姚克年长5岁，见多识广，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所限，对姚克的判断未免失之偏颇。

　　198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清宫秘史》之案为姚克平反，是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清宫怨》剧作(电影《清宫秘史》之剧本)。

　　温故而知新，翻阅一些前辈的旧作，往往能够大有进益。在此谨诚挚推荐沈鹏年著《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时值新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愿与诸君共勉。

　　张成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