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
读书札记 包刚升《民主的逻辑》
包刚升是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的《民主的逻辑》介绍民主ABC。
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民主也可以被视为多数人的统治。
只有民主政体，才有可能落实“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同意”的原则。所以，这是从自由原则推导出民主规则的一种逻辑。民主已成为唯一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政治统治形式。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号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其他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这并不是说当今美国、法国或瑞士等国家的稳定的民主体制已不存在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则是因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我们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1）法治保护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只有那些公民拥有表达和参与自由的社会，才有可能是民主的，而法治提供了这种必要的保护。（2）法治要确保选举本身的自由与公正，确保政治规则制定与操作的合法性，确保不同政治力量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3）法治不仅要求普通公民守法，而且还要求执政者守法和恪守民主规则。执政的总统、总理与执政党通常都拥有巨大的在位者优势。不仅控制着军队和普通的行政机构，而且还控制着情报部门、安全机构。法治也是约束执政者守法和恪守民主规则的重要机制。（4）很多新兴民主国家都出现过重大的政治争端，若非通过和平的法律方式来解决，就会相当危险。如果法治传统能在解决政治争端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的民主政体往往更为稳定。
民主治理绩效的评定, 世界银行公布的评级指数——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公民表达与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和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等六个指标。
责任政府意味着，内阁或政府在施政过程中需要有效回应民意和社会诉求。
对于一个坏制度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民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揭示苦难可以消除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革命不是在邪恶最为猖獗之时爆发，而是在改革开始之际爆发。在楼梯走了一半时，我们自己从窗户里跳出来。
在越是发达的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就越远离谋求生存型价值观，而更倾向于自我表现型价值观。
美国政治学者菲利普·施密特说:“民主化并不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行政效率、政治和谐、自由市场。……它们既不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也不是民主的直接产物。……与威权政体不同，民主国家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自行修改其规则和制度。他们可能不会立即带来上述所有的美好事物，但民主最终要比威权政体更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以英格兰的政治革新和立宪体制的确立为前提。唯有政治权力受到制约，产权才能得到确定的保护，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后来英国能发生工业革命与经济能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一整套制度安排究竟是激励人去从事互为有利的行为，还是鼓励人从事攫取性的行为，这是重要的分野。凡是存在大规模掠夺性行为、攫取性行为的社会，背后往往是政治权力，甚至是暴力的滥用。这种现象的发生，几乎肯定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
交易成本的降低、有效产权制度的塑造和正确激励结构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民主或民主化在以下几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在民主条件下，政府权力受到了约束，政府不能胡作非为，民主政体下更可能是一个立宪政府或法治政府，这样的政府往往能够推动更好的经济增长。这里强调的逻辑是民主使政府权力受约束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在民主条件下，公共政策通常具有更好的回应性，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通常更能反映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利益。反之，如果公共政策让经济变得很糟糕，这样的政策在民主条件下更有可能被纠错。
第三，在民主条件下，公民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往往更快。不少威权国家倾向于实行“愚民政策”，因为人接受的知识和信息越少，就越容易服从或被统治。按照这种逻辑，威权体制更有可能会弱化人力资本的优化与积累。
第四，民主国家往往具有更好的创新能力。按照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一个社会的进步高度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普遍的创新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中央协调机构的统一规划或一种计划经济的方式去实现，而是需要一种更为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所以自由变得格外重要。自由度较高的社会也拥有更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
今天全球威权政体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合法性的困境。证明这种困境存在的标志就是，绝大多数威权政体都不会公开声称本国就是威权政体或非民主政体。几乎所有国家都号称是民主国家，几乎所有政党都号称是民主政党，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号称是民主派领导人。
从逻辑上说，威权统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顶层，而基层社会力量通常对政府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约束力，至少是缺少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威权政体的有效运转，高度依赖于最高层给整个官僚系统所施加的压力与动力。
威权体制通常会禁止某些外部思想或信息的输入，甚至需要建立一个更封闭的经济、政治与信息体系。这种做法有时看起来不过是维护体制稳定的权宜之计，但其长期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有可能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科学进步、产业升级与整体创新能力。
威权政体往往更难选择具有胜任力的领导人。一个主要原因是，威权政体选择政治领导人的过程往往不是透明的。威权政体下一旦一个人执掌大权以后，倘若无法胜任，也很难替换，往往会比民主政体下的政治领导人不胜任产生更大的破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