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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杜君立《现代的历程》

独立作家杜君立的《现代的历程》写机器一人的进化历程。本书没有写成流水账，有很多隽思妙语可圈可点。

现代的本质就是对个人的解放，使人获得自由，包括知识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中国的口语与书面语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口头是一码事，书面是一码事，事实又是另一码事；这种分裂影响了中国在宗教、历史、逻辑、哲学、法律和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而文学和书法因为仅限于文字本身的艺术性，反而保持了诡异的繁荣。与大多数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更强大的信息容量和压缩能力。同样的内容，汉语比英文要减少30%以上的页面；若是古汉语，还要再减少一半。这是汉语过分书面化的好处。另一方面，汉字数量庞大、笔画复杂、意音断裂、多音多意、语境微妙等缺点，使汉语成为世界上几乎最难以掌握的文字。即使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阅读和写作也是一件劳心费力的技术活儿。从阅读和写作来说，中国至今仍处于一个后文盲阶段。

费正清说：中国比欧洲更早使用笔试，可能有碍于创造性思想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人缺乏书写材料，而长于口头辩论，并且到19世纪开始后过了若干年，还宁愿采用口试，而不大愿意采用笔试。这也许就使他们把机智和推理能力看得比记忆更为重要。

地理大发现、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可以说，印刷机为未来所有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纸张是最早实现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商品，金属活字是第一种完全标准化和互换性生产的机器零部件。印刷机是利用标准化、互换和可替代的部件，实现机械化大量生产的第一个工业案例。 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书籍的传播让个人阅读普及，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

钉子在中国的缺失，导致中国一直以复杂的卯榫连接来代替钉子，而且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更为“神奇”的螺丝钉。导致工具和武器的落后。

爱因斯坦将列队行进鄙视为“庸众最丑陋的一面”和“人类罪恶的渊薮”，“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戴蒙德说“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为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

韦伯说 “儒家理性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新教理性意味着理性地掌握世界”。

顾准：“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马克斯·韦伯说 “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

中英通商条约产生的方式固然是不平等的，但和约本身却谈不上不平等；换句话说，英国所要求的就是废除不平等的朝贡，建立平等的通商。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这是一种讽刺。在天朝字典里，素来就没有“平等”二字。

杨小凯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因为“山寨”和模仿而轻松获得的“暴富”，会使后发国家产生“错觉”，丧失技术创新的动力，甚至更加趋于保守和拒绝制度变革，从而牺牲持续发展和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历史之所以陷于停滞与轮回，就在于缺乏创新。没有创新来引导投资，获取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诈骗和掠夺，所以有“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之说。

在严格的分工下，那些进行大屠杀的技术专家们扮演着毁灭机器中的齿轮角色，他们的工作是制造、运送、维护和处理。在他们眼里，屠杀的每一个环节只是技术问题和工艺问题。而对整个毁灭机器的道德评判对他们无关痛痒。

波普尔说 “社会主义本来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适合于人类的新社会，但是新社会一旦建立，倒反过来要改造人以适应新社会了。假如新社会不能适应人的需要的话，人们不能责难新社会，而只好责难自己没有改造好，以至于适应不了新社会。”

伟大的不平均总比普遍的贫穷要好。今天的人们能得到质地优良的各种商品，其价格之低，在上一代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穷人享受了以前富人享受不到的东西，以前的奢侈品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现在的农民比以前的地主穿得更漂亮，住得更宽敞，生活得更奢华。而现在的农场主则拥有以前的国王也消受不到的图书、绘画和家具。 美国学者富勒做过一项测算，一个现代美国人享受到的优裕生活在传统时代需要400个奴隶劳动；

民主不仅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消费的民主必然会促进文化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说：“一个社会中公民的生活水准若上升，那么这一社会就更可能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反之，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向相反的方向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