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

【按：新任国务卿卢比奥1月15日在参议院质询会上完整陈述对华态度，其中七点，说“中国通过撒谎、欺骗、偷窃等手段取得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可谓罄竹难书 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2335414868331/? 我就不再引述了。要让西人懂得“东方阴谋”，才会懂邓小平和中共，这却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比如邓小平生前已经下令解放军研制“细菌战”，军中搞病毒的将军都有好几个，哪里缺一个石正丽？钱其琛早已在讲“韬光养晦”，他是邓小平的外交部长、副总理；江泽民时期的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任九三年至〇三年）已经在讲“生存空间”，胡锦涛时期国防部长梁光烈则讲“战争权就是发展权”、台海战争“还不对称打起来比甲午海战还惨”、“和平牧歌式发展已到终曲”等等，后来只因这支军队腐败（如一个中将就贪污28亿、两百多根象牙）而败于“糖衣炮弹”而非美军；若论“韬光养晦”，中共其实已经赢了三十年，幸亏美国醒来，欧洲还在昏睡——拿破仑有没有说过“东方睡狮”已经不重要，吊诡的反而是，这睡狮已经不是昏瞆的满清，而欧洲也早已不是“八国联军”，历史翻转如此剧烈，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东方压到西方”倒是在他死后三十年后快要实现了。】

“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邓小平当即提出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前者应对西方制裁；后者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邓小平的话叫做“我们不抗大旗，谁愿扛谁扛去。”两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系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的历史典故，甚至几年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也是一种“古为今用”。可惜对渊源流长的这种中国“光棍”传统，西方现代政治学很缺乏研究，而这段颇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外交史课题，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泊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等。因此，他们认为：

——世界经济处于低潮，发达国家在衰退和滑坡，“我们所处的东亚地区，又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我们可以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尽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上资金短缺将会长期存在，但我们周边的日本和四小龙却有剩余资金提供”，“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加快体制改革，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仍有较大活动余地”；

——世界军备竞赛下降，各国都在调整战略，九〇年代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经济转型时期，“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机会”，“可利用他们转型的时机，引进设备，填补空缺”……

总之，1992年前后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有利性，并且强调“危机感和紧迫感，决不再丧失这次有利时机了”。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间决不取代前苏联挑头与美国抗衡，而是偃旗息鼓，开放市场，养精蓄锐（增强综合国力），待以时日。不错，中共的确是在走进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家庭”，但是它不是来当“乖孩子”的。

今天回头去看，“六四”后成功打破西方制裁，颇得益于主导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这个最高准则。1992年9月中共外长钱其琛发于党内的《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报告中称：“面临这样巨大的变化﹙指“六四”后的国际制裁﹚，我们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风暴，可以说我们站稳了脚跟。”

钱其琛特别谈到“打破西方制裁”的有计划部署，其第一步就是海湾危机时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颇有深意帮了美国一个忙。有趣的是，美国政治家对这种中国式的韬晦之计全然没有感觉——李洁明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中，列举四个事件证明“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看法，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件事。可是，你听钱其琛是怎么描述的：“我巧妙利用美在海湾问题上有求于我，去年（1990年）底实现了外长对美的正式访问，会见了布什总统，打破了美不许两国部长级官员互访的禁令，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突破。”进一步撕开这个口子的办法，是说服美国不再坚持西方国家在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上保持制裁的一致立场，当年就拿到了七个亿。他们对此叫做“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集体内部的矛盾”，其中又特别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最先使日本放弃制裁，第一个去投资，给于充分优惠，让西方各大财团和公司急得直跺脚，自然会去游说国会。到这个火候儿上，中国便组织赴美采购团，一次就签了十二亿的合同。

1993年夏天，邓小平突然说了一句“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其指苏联垮掉了，中国解除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这个改弦更张，令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诠释邓的判断，对国际形势作重新评估：

——两极格局崩溃，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苏联瓦解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东西方的矛盾已经转化为西方内部的矛盾，美国已明确把德国和日本定为主要对手，而不可能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

——欧洲依然是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外贸的三分之一和国外投资的二分之一），亚太地区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取代欧洲，美国不可能挥师东向；

——亚太出现真空，要由中国来填补。

基于这种估计，1994年以后中共的对外态度，迅速突破“冷静观察、稳住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格局，开始频频主动出击、咄咄逼人，其情绪化的、不克制的态度是九〇年代初以来所鲜见的。最突出的就是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甚至不惜在东亚海域搞“导弹危机”，由此引起东亚外围国家，以及日美的不安全感，决非前几年“如履薄冰”政策的自然延续。

因为“韬光养晦”也是中共一贯衡度实力以“随机应变”的权谋，期间参杂党魁个人事功野心、情绪误判等因素甚多，如这次台海危机，明显肇因于“统一台湾”乃邓小平可超越毛泽东的罕见机会，令其不惜一搏，但是因此触犯整个东亚、牺牲中共具有巨大经济和战略意义的亚太地区的形象，常情上讲不通，也得不偿失。不久中共果然在智慧产权问题上对美让步，并以此为标志，又开始“韬光养晦”起来，内部文件和公开宣传均重提邓小平“六四”后“韬光养诲”的策略。作为指标含义的《中国能说“不”》一书的出现和畅销，正好是中共前一段对外扩张在民间产生的情绪后果，但是这种情绪已不符合中共新近的收敛策略，此书才遭到压制，却在国际间造成错觉，掩盖了中共的这种政策转轨。中共彻底摒弃“韬光养晦”计谋迟至二十多后的习近平当政，但是其机制仍然一脉相承，不过是党魁个人事功野心、情绪误判而已。

苏晓康（1949年—），祖籍四川成都，出生于浙江杭州，为中国著名文学家、记者、异议人士，著名作家。

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并以此而闻名，被视为是中国八〇年代报道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因积极参加八九民运，“六四”后遭到通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控为八九学运的幕后黑手，1989年6月，逃亡至美国。曾任民主中国阵线理事。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 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