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峰

今天，拜登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2020年当选时，他肩负着一项不小期望：平息分裂，走出疫情，还要修复面临挑战的民主制度。如今，四年过去了，选民的希望得以实现了吗？以下，我们从成就、避免的损害、错误以及错失的机会四个方面来盘点一下他的执政功过得失。

先来说说拜登的“高光”时刻。他在俄乌战争中展示出了不错的外交手腕，成功地组建了以北约为核心的国际联盟来支持乌克兰。通过武器援助、经济支持以及外交号召力，他不仅提升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也对战争走向发挥了重大影响。此外，他也继承并升级了川普的对华政策，打造了一个经济和技术上的“制华联盟”。当然，作为华人，我们对这些政策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在美国国内，它却是个得分点。拜登在就任时向世界宣布“美国回来了。”这一点，他做到了。

国内政策上，拜登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方面也有一定功劳。疫情之后，美国经济表现全面优于欧洲工业国家，股市继续了川普时代的上升势头，就业市场也一片繁荣。虽然有人会说，“这是强韧的美国经济自己在恢复”，但拜登的领导力多少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

接下来是拜登“躲过一劫”的部分。记得当初民主党内有呼声要扩充最高法院，以此来压制保守派吗？拜登没接这个烫手山芋，而是选择了冷处理。他只在任期末，才提了个不痛不痒的“任期限制”建议。可以说，他避免了一场宪政危机。

此外，在2020年，民主党“进步议题”中有一项备受瞩目的议题——制定 “选举权利法”，以联邦权干涉州权。这是民主党试图通过联邦法律扩大选举权范围的重要尝试，他们甚至决心利用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改变议事规则，以克服共和党的阻挠。然而，拜登对此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支持，而这成为了该法案最终搁置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2024年选举证明，目前的民众投票权并未受到威胁，拜登的克制避免了一场无意义的政治争斗。

此外，他也没有积极推动极左议题，比如种族政策、LGBT+权益或“绿色新政”等。这些议题在2020年曾是民主党内的热门话题，拜登的副总统就曾经热衷于“绿色新政”。但拜登的谨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社会更大的撕裂。这种“稳字当头”的务实方式，让部分激进派感到失望，但也平息了许多潜在的争议。

不过，拜登的失误也不能忽视。他在疫情后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飙升。尽管供应链问题已经解决，但商品价格依然高企。通胀问题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多年累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衡的结果。美国长期维持的低利率环境和高赤字预算已经使得市场对货币超发十分敏感，而拜登的财政刺激导致赤字大幅调升，疫情恢复后，刺激开始时的２０２２年，美国联邦赤字达到创纪录的１.３８万亿美元，比疫情前的２０１９年跳升４０％。拜登的“大手笔”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触发了高通胀，也让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雪上加霜。

此外，他想通过“制造业复兴”让美国重回工业巅峰，但很多项目却成了“烂尾楼”。比如，政府拨款７５亿的大建充电桩计划，三年过去才建成了不到300个，而芯片行业的巨额资助似乎也打了水漂，获得８５亿联邦资助承诺的英特尔依旧在财务泥潭中挣扎，其发展下一代芯片技术的目标看来遥遥无期。

拜登还不顾全国普遍反对强推免除学生贷款。这种做法既违背契约精神，又耗费大量公帑却对无法接受大学教育的贫困人群毫无帮助。而且拜登使用各种骚操作绕过国会授权，还被法院驳回。这些行为彰显了民主党重视精英，漠视底层平民，无视规则的“新进步主义”本质。

在政治操作上，拜登的“钦定接班人”事件实在是令人发指。2024年的选举，明明老迈不能胜任的拜登却迟迟不肯让贤，最后绕过初选把资历和政见都乏善可陈的副总统推上竞选前线，结果惨败。不仅民主党失去了白宫，其遴选机制也遭人诟病。

在即将离任时，拜登还动用总统特权赦免自己儿子，而且直接赦免了过去十年的“所有行为”。历史上总统虽然赦免过家人，但从未赦免过配偶，子女那样的直系亲属，更没有这种“空白支票”式的赦免。而且，拜登正面临伙同儿子利用政府公权牟利的指责和怀疑。所以，赦免儿子“所有行为”也有借此保护自己不被追究之嫌。同时，拜登还一举赦免几千名罪犯。他关于“法律不公”的声称可以讨论，但是用总统的赦免特权来“纠正”大规模的法律判决，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赦免，只有针对内战士兵和越战逃避兵役者用过，而拜登却用之于普通的刑事罪犯）。他用赦免和宽容特权把自己的总统政策永久化，也是一种越权的行为。自此之后，民主党再也不能以“体制维护者”自居了。

至于拜登错过的机会，非法移民危机首当其冲。他本可以在边境管理上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但却因为政治原因选择了放任和拖延，直到问题严重到激起民愤并成为共和党批评的主要靶点。

在左派一直津津乐道的贫富差别问题上，拜登也毫无建树。他把通货膨胀归罪于“公司的贪婪”，打击银行和航空公司的“垃圾收费”，以及要求医院价格透明化等。这些议题确实对民生有帮助，但都是舍本求末，对于扭转收入不平等加大的趋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底层劳工，甚至包括少数族裔民众继续背离民主党，也一点不奇怪了。

另一个错失的机会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尽管工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拜登政府却没有概念和政策来发挥技术革命的作用和缓解变革带来的冲击。拜登的执政没有超越提高最低工资，扶持工会，反垄断等上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对改善蓝领劳工的生活和争取他们的支持毫无效果。贫富差别的加剧，也在继续伤害美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活力。

而在提升美国长期竞争力方面，拜登也过于依赖上世纪的“工具箱”：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以“国家安全”碾压商业利益和契约义务。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遏制了竞争对手的某些发展，但也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且在消费美国的信誉和影响力。在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改善上，他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和长远规划。面对中国等国家在技术研发、制造业升级等领域的投入和成就，美国处于被动应付地位。在科技革命的关键时刻，拜登错失了制定和实施综合战略、加强国内创新能力的宝贵机会，而这正是保持美国经济长期活力的关键。

总结来看，拜登的执政也许可以用“平庸”来形容。也许是因为他非极端的立场，也许是因为他的无能，这四年还算是没有太大波折。虽然他没能阻止川普卷土重来，但也没有为了反制川普而进一步伤害民主体制。这算是符合了２０２０年选民追求稳定的愿望。但是他在２０２４年竞选中不肯让贤和离任前有悖常规的大赦，严重破坏了民主党的形象，对未来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方面说，拜登对于民主党和整个美国政体，都造成了长期的损害。

拜登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未来仍然充满未知。对比2016年，今天的川普已经成功整合了共和党势力，并吸引了大批中间选民和企业家的支持。曾经在2016年对他大肆批评的主流媒体，如今也纷纷开始对他示好。而反观左派，它的势力却出现了明显的退潮迹象。曾风光一时的国会极左“四人帮”几乎销声匿迹，极左言论在主流媒体上也渐渐失去了舞台。由法院否决招生偏向少数族裔的政策以及反犹情绪引发的反弹为契机，作为左派大本营的精英学校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好几名校长被拉下马。与此同时，2024年大选前后，拜登及其团队的一系列行为更是将民主党拉下道德高地，大大削弱它对川普的制约能力。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使得川普在未来四年里有了更大的推进议题的能力，美国未来的走向也因此充满更多变数。

不过，川普本人执行政策的能力却依然值得怀疑，这在他的上一任期内已被反复证明。这一次，他的权力基础不再只是极右派和白人至上主义者，而是更加多元化。这增强了川普的执行力，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制衡力量。这些新情况能否促使他的愿景和政策更契合现实，还需拭目以待。

美国历史一再证明，物极必反是政治发展的常态。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偏移太远，最终都会迎来强烈的反弹。然而，2024年两大党却竞相奔向道义低谷，彼此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得以服众的长远政治诉求。在这种前景下，怎样实现“物极必反”的平衡，或许是对美国制度韧性和民众智慧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