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琪，空军抗战英雄，2025年1月8日清晨于旧金山家中安详逝世，享嵩寿102岁。

朱安琪，空军抗战英雄，2025年1月8日清晨于旧金山家中安详逝世，享嵩寿102岁。
他的离去，也代表著参加过抗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正式落幕。
朱安琪，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第二代华侨。
身为长子的他，受到父亲非常大的影响，在他完成美国高中学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祖国报效中国空军。
那年，他17岁。

1939年7月底，朱安琪从美国回到国内，到了云南昆明的空军官校，他看见精神堡垒上的几个字：“我们的身体飞机与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功尽！”给了他相当大的震撼。

1947年，他提出了退役申请，朱安琪回到美国后，他没有忘记在空军服役7年的青春岁月，他在美国组织“侨美空军同学会”担任会长40多年，每年与笕桥校友聚首。

1999年10月，他还接受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在白宫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与美军一起参加过二战的华裔老兵，表彰他们对和平作出的贡献。
他曾说：“如果牺牲我们这一辈，能换取下一代国家的和平，我愿意义无反顾从军

怀念朱安琪教官

王立桢

中华民国空军永远的上尉，最后一位飞虎队勇士，朱安琪，于美西时间1月8日凌晨逝世，享嵩寿102岁。

清晨六点钟，电话响了，在这个时候电话所传来的信息，多半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果然，这通电话所传来的信息是空军11期的老前辈，朱安琪教官在两个钟头前离世。

其实在去年九月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心中就有一股预感，那大概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因为那时他已是101岁高龄，行动明显地比以前迟缓，而那天他也自嘲的说著：“是到了要归队的时后喽。”

虽然我心中已有准备，但在听到他大去的消息时，我仍不禁感到悲伤，有些茫然失措。

认识朱教官是40年前，我刚由康州搬来加州的时候。那时张鹤华教官介绍我进入旧金山湾区的“侨美中华民国空军同学会”，而朱安琪教官正是那个组织的会长。

当时“侨美中华民国空军同学会”的入会资格，是必须由中华民国空军任何一所军事院校毕业，而我这个连兵都没当过的人，显然是无法入会，但因张教官的强力推荐，朱安琪教官就请我去他府上便餐，同时与我聊聊。

也就是在那次非正式的“面试”中，他了解到我对空军的深入了解与兴趣，我也知道了他原来是一位生在美国，不折不扣的法理美国人，但他却在1940年高中毕业后，只身远渡重洋，前往中国大陆从军与日军作战。而中国虽然算是血脉上的“祖国”，但实际上对他却是个十分陌生的国家。

那次便餐，双方都很尽兴，饭后他欢迎我进入侨美中华民国空军同学会，我也约好再次与他见面的时间，想多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因为他在1940年回国的时候，正是对日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政府由南京撤退到武汉，继而撤到重庆，战场上尽是国军失利的消息。那时的大陆，军人与百姓的生命如同蝼蚁，谁都不知会不会有明天。而美国那时尚未参战，留在美国绝对比回中国要安全，这种情况下，朱安琪的双亲为什么会送朱安琪回国从军，就是我最想知道的事。

记得我当时曾问朱安琪教官，“难道他们就不怕你作战阵亡吗？”，他笑著回答：“他们当时确实有这种心理准备，但他们也认为国家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报效国家在当时绝对要比个人生死重要！”我听了之后，虽然在震撼之下无法体会此等情操，但我却可以理解他们的用心。

“覆巢之下无完卵”是古之名训，三零年代在美国的中国人，与六零年代在美国的犹太人都有过不少年轻人回“国”，赴汤蹈火为“国”效命的故事，而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他们法理上的祖国，而是心中血脉相连的“祖国”。

朱安琪在1940年回国后，进入空军官校11期，于1941年毕业后，他先到新疆去接收俄制的I-16型战斗机，完训后即被派到五大队开始执行保卫国家的作战任务。

他在毕业后的四年间曾执行过无数次的艰钜任务，与日寇的飞机在祖国的天空中决战，或掩护地面部队对日军作战，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他本想返回美国与家人团聚，但是军中的长官却对他一直进行慰留，而他也非常喜欢与享受那种在蓝天中飞行的乐趣，于是他就写信给远在加州的父母，表示希望继续留在空军，为重建祖国效力。

然而抗战的胜利并未替国家带来平实与安全的日子，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两党之间很快地就开始了军事冲突。在一次任务中，朱安琪曾在强烈的地面炮火下，冒险飞了一架无武装的L-5联络机，降落在河北保定城内的一个中学操场上，将一位被击落的少尉飞行员营救出险。那位被救的少尉军官是陈燊龄，在四十年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军的最高指挥官 － 参谋总长。

命运对人总有想不到的安排，在营救陈燊龄少尉出险后的一个月，朱安琪在同一地点被地面炮火击落，他的运气没有陈少尉好，没能被国军营救，而被共军俘虏。

因为他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因此在美国大使出面与中共交涉后，他在被俘两个多月后被释放。

释放之后回到4大队，他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却是即日起调为附员，停止一切飞行任务。这对朱安琪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他立刻知道以他被俘归来的身份，使他在中华民国国空军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朱安琪收到了他父亲的来信，他父亲在信上告诉他回国从军抵抗外辱的使命已经达成，做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现在该是为自己的前途著想的时候了，大家都希望他能带著妻子回到美国。

既然在空军已经没有发展的机会，父亲又催他携眷返美，于是朱安琪向空军总部提出了退役的申请，但当时因为空军成军只有十多年，许多法规还不尽完善，而且一般飞行员都还没有达到退役年龄，所以一时空军总部还不知如何处理这件事。当时的总司令周至柔将军很了解朱安琪的情形，但是在无“法”可循的情形下，他也只能指示暂时以“免职留籍”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

既然是“免职留籍”，而在那之后的六、七十年间朱安琪又没回空军去办任何手续，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到目前该仍然是中华民国的空军上尉。

前年在他百岁生日之前，我前去探望他的时候，与他聊到了许多抗战期间的空军事务，他在述说那些蓝天往事时，眼神中再度流露出那种飞行人员特有的的光彩。

虽然国家对曾经被俘人员的政策，使他失去了继续为国家在蓝天中效命的机会，但他仍然觉得在蓝天中驾著战机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始终是他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回忆。

在朱教官升天归队的当天，匆匆写下此文，聊表我对他的敬意，也希望能让人知道曾有一位这样的人，在蓝天中为国效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