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我觉得，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什么时候崩溃，中短期来看，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风险，应该还不是内部制度上的问题，而是美国明目张胆的行为表达：不能容忍中国这个以标榜社会主义制度为特色的大国继续健康发展下去。美国已经打垮了俄国，而且俄国大概率难以复苏。后面只需要对付一个中国，美国成功的可能性太大，效果已经很明显。美国不需要中国，中国需要美国，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美国的长期打压，大概率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至少是长期的艰难发展、停滞不前。除非中国内部做出重大的政治改革。（会不会、能不能、怎么、如何，这个未来再谈）

山货郎的《从许成钢看海外学者的困境》，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和有价值的分析。他提出了中国学者在美国的立场选择，让我想起那位来自台湾在国内成为大号发展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他的立场选择（未来再谈）。下面就其中一个观点，来看看AI的分析。我觉得，基于AI的观点，我们能够看出西方主流的看法，和中国政府官方信息对AI信息的影响程度。能够读出很多背后的信息。中国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像目前的英特尔？

许成刚：由于中共和苏联相同的公有制基因缺陷， 中国无法突破苏联模式的诅咒，苏联鼎盛时期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三份之一，随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败“阀值”， 中国目前以ppp计算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如果把人口因素考虑进来，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三份之一。 因此，中国的经济已经到达“崩溃阀值”，不可能再增长了，只会重蹈苏联衰败的覆辙，这种衰退将是不可逆的， 没有解药，原因是公有制基因缺陷不具备资本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

下面是AI对于这段论述的回答。

其一，关于中共体制的长期前景，是否会重蹈苏联经济崩溃的覆辙，是一个涉及多个复杂因素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苏联在权力集中和公有制基因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推动技术发展以及扩展消费市场，构建了不同于苏联的经济结构。这种全球化嵌入性和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额外的弹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苏联式经济崩溃的风险。然而，中国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缺乏深层次制度改革的空间，以及社会中潜在的不满情绪，仍然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隐患。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将受到严重挑战，并可能面临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的风险。

其二，苏联模式的衰退“阀值”是否适用于中国，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苏联的经济在鼎盛时期确实出现了停滞，人均GDP相对美国达到约三分之一时开始走向衰退，其主要原因包括资源配置低效率、过度军事开支、技术创新不足以及缺乏市场竞争等结构性问题。然而，中国与苏联有着显著的差异，使其经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苏联式的崩溃路径。首先，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市场，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吸引外资，引入了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配置的低效问题。其次，中国虽然仍然保留公有制基因，但其私营经济的比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度远超苏联，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赋予中国经济更大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在面对内部和外部压力时展现更强的适应能力。因此，尽管中国面临与苏联类似的一些风险，但“苏联衰退阀值”并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中国，关键在于未来能否继续深化改革和优化经济结构，以突破潜在的增长瓶颈。

其三，“崩溃阀值”是否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公有制基因确实可能导致经济缺乏灵活性，尤其在面对危机时，缺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快速调整机制。这种机制性缺陷意味着，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复杂程度且创新动力不足时，很可能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然而，苏联的“阀值”是特定历史和制度背景下的现象，不一定能够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的经济复杂性和开放性明显高于苏联，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其在技术转移、产业升级和消费市场扩张方面积累了独特的优势。目前，中国以PPP计算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其经济仍在探索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的发展潜力，同时通过消费市场的扩张推动内需增长。这些因素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保持韧性。因此，“崩溃阀值”虽具有理论上的参考意义，但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境，其适用性取决于经济体的具体结构、全球化程度以及政策应对能力。

其四，公有制基因与经济“不可逆衰退”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公有制的核心弊端在于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动力机制的僵化。尤其在技术迭代加速和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时代，过度依赖公有制往往会限制资本的积累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使经济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然而，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尽管名义上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实际上中国已引入了大量私有经济和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的形态。这种“灰色地带”的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有制的弊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这种模式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例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市场化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博弈，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可能支持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仍可能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公有制基因虽然未必立即导致经济的不可逆衰退，但如果不解决混合经济模式中的结构性矛盾，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可能会逐渐显现。

其五，即使不考虑“崩溃阀值”，中国经济仍面临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对其长期发展构成挑战。首先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过去依赖廉价劳动力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正在失去效力，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显著减弱。其次，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杠杆水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偿债压力和隐性债务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此外，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如5G、人工智能）取得了技术突破，但整体研发效率和创新生态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这限制了其产业升级和长期竞争力。最后，国际环境压力加剧，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同时对出口和外资吸引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风险相互交织，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其六，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不可逆衰退”的结论，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如果中国无法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例如加强法治、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提升经济运行的透明度，其经济可能会因体制性障碍而陷入长期停滞甚至衰退。这种情境下，公有制基因的弊端、资源配置的低效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持续积累，削弱经济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尚未达到完全不可逆的“苏联式崩溃”状态，其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以及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嵌入性为未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调整空间。如果能够适时调整政策，例如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依赖、进一步鼓励创新和消费、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中国或许能够避免苏联式的全面衰退，并在新的发展路径上寻求突破。因此，“不可逆衰退”虽然是一个可能的风险，但并非中国经济的必然命运，其前景取决于政策调整和体制变革的实际执行力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