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 （作家 纽约） 

关于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注意到，从抓捕彭德怀元帅、

押送彭德怀元帅、批斗彭德怀元帅、囚禁彭德怀元帅直到彭德怀元帅之死，都有目击者的文字记录；

却从未见过有谁写过彭德怀元帅游街的情况，那么，我愿如实描写我目睹的真实情况，

为那一段黑暗历史做出见证。  

1967年春，也不知道中央文革的那些新贵们的脑子出了什么毛病，用北京人的土话来说就是吃错药了，

竟然下令开放北京图书馆，供民众阅读（不得外借）。于是，当整个社会大搞焚书坑儒的时候，

北京图书馆却似世外桃源，静悄悄的用封资修的黑货毒害小青年。 

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值得结识的读友。在那样一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动乱年代，

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能够踏踏实实一坐好几个钟头看书，有人甚至带了馒头烧饼，从开馆看到闭馆，

中午就着图书馆免费提供的开水当午餐，不容易。 

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刘婷婷也常去北京图书馆看书。我至今记得，

我曾经在图书馆大厅与刘平平刘婷婷迎面相遇，刘平平看到我时眼睛为之一亮，

而刘婷婷看到我时眼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刘平平手里拿的书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

当天晚上，我把这事写进了日记。我认为二刘看见我时眼神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刘平平年纪较长（老高一），而刘婷婷年纪较幼（老初一）。 

戚本禹的批判刘少奇的雄文发表后，北京图书馆造反派挂出了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幅标语，

刘平平刘婷婷则坐在标语下埋头看书，若无其事。 

1967年炎夏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北京图书馆用心读书，一位读友告诉我说：

别看了，别看了，彭德怀就要游街了。

于是我赶快退还了书，跟着读友去了北京图书馆的大门口；这个时候，街道两旁已经是人山人海；

人人都感到兴奋、激动、喜悦、幸灾乐祸，就像重新过年一样高兴；

许多人手里拿着黄瓜西红柿以及各种时令水果，在此恭候彭德怀元帅——早年功勋卓著、

而今罪大恶极、多年后再度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 

等了片刻，押解彭德怀元帅的浩浩荡荡的车队终于到了；彭德怀元帅站在一辆大卡车上，

他显然是个矮个子，稍胖，上身着深黑色绸布衣服（不知道这颜色是不是表示他是个大黑帮头子），

下身被大卡车的挡板遮住，看不见。

大卡车开的很慢，这是因为不断有人从街道两旁冲出来拦停卡车，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彭德怀等口号，

一边奋勇向彭德怀元帅投掷黄瓜西红柿。 

我敏锐地发现，狂热乃至疯狂的北京市民是非常抠门的；他们手里明明有苹果梨李子等物，

却舍不得用来掷打彭德怀元帅，这些吝啬鬼统一使用熟透了甚至是腐烂的黄瓜西红柿——当时北京物价很低，

几分钱就能买一堆黄瓜西红柿；所以，黄瓜西红柿成了攻击彭德怀元帅的唯二武器。 

彭德怀元帅大口喘气，尽可能缩下头以躲避四面飞来的黄瓜西红柿；据我的观察，

只有极少的黄瓜西红柿击中了彭德怀元帅本尊，而大多数都打在了押解彭氏的人员身上。 

由于车速极慢，我飞跑回北京图书馆存车处，取了自行车出来，尾随大卡车看热闹。是的，

毕汝谐丝毫不想美化自己；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心平气和，无所谓；

既不像殴打彭德怀元帅的狂热市民那样义愤填膺，也没有对彭德怀元帅的起码的同情心，

就像看马戏团当街表演似的。

彭德怀元帅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包括彭德怀在内的10人接受元帅军衔的时候，高兴地说：太好了。

将来在打仗的时候，这10个元帅一起上，一定能打赢！母亲笑着说：傻孩子，打仗不能只靠他们10个人呀。

后来，我又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青年想参军而不可得，便直接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彭帅亲自批示，使他如愿以偿。到了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

报上发表了两篇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告台澎金马同胞书，文风遒劲；1959年以后，

彭德怀的名字从各种宣传机器中消失了，风传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再后来，童大林在景山学校搞教改，

要求我们把当年彭德怀的两篇文稿熟读成诵；这时我们方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笔。

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班主任告诉我们这个沉痛的消息，然后说十大元帅只剩八个了。

我们小小年纪，却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了。就我个人来说，对彭德怀既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

今天看到他游街，就是随便看个热闹而已，根本没有当成正经八百的一回事。以致于当晚我写日记的时候，

没有把这事写进去。 

现在回过头来，说几句马后炮的话：几百年来，北京市民在政治上的愚昧、狂热，并没有任何变化。

他们拿黄瓜西红柿殴打彭德怀元帅的愚昧和狂热，

与几百年前他们的老祖宗对待另一位旷世名将袁崇焕的愚昧和狂热毫无二致。

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殴打彭德怀元帅的北京市民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变得比他们的老祖宗穷困多了；几百年前的北京市民，

还拿得出银两向刽子手购买袁崇焕身上的皮肉乃至身体器官；

而毛泽东时代的北京市民只舍得用最廉价的黄瓜西红柿来表达他们的愚昧、狂热。 

毕汝谐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相信几十年、几百年以后，

北京市民的愚昧和狂热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是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而北京市民的愚昧、狂热必将代代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