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工人正在跟资产阶级的走狗进行殊死的搏斗，栏杆、铁管、石块漫天飞舞，砸向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人群跟随着招展的红旗前进，愤怒的叫喊声像火球一样滚动。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开枪镇压，工人倒在血泊中——这就是11月23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发生的激战。中原大地传来的雷鸣震撼了整个社会，传遍了每一个角落：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发觉自己立足的地面正在动摇和开裂，在阶级社会里压抑了几千年的岩浆从地下喷涌而出；看来，所有阶级和政治派别都意识到，用自己的血汗劳动供养了全社会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愿再做奴隶了。这个巨人正在苏醒，正在抖落身上的灰尘和寄生虫，即将站起身来，砸碎那个束缚着自己和全人类的枷锁！
工人运动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开辟着自己的道路，令所有共产主义者感到欢欣鼓舞。没错，牺牲是惨重的：有工人被警察围殴倒地、生死未卜，有工人被追打到头破血流，传言至少十几名工人在激战中死去。但是，即便在工业高涨的和平年代，这个可憎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在无可避免地折磨和摧残千千万万的无产者。无数工人由于长期缺乏休息乃至昼夜颠倒的工厂劳动而迅速衰老、过早死去，由于脏乱低劣的居住环境和有毒有害的劳动条件染病而亡，被飞速运转的危险机器切掉肢体，在失业、饥饿和营养不良中死去。正是在富士康激战的前两天，河南安阳纺织工厂的火灾就吞噬了三十多名女工，她们的生命成了资本家无视消防安全换取更高利润的代价。资本主义用失业、贫困、疾病、过度劳动等无声的恐怖杀死的无产者，难道不是比几天的战斗中牺牲的工人多得多吗？
工人阶级已经忍气吞声太久了。曾经的富士康工人被残酷的剥削变成麻木状态，甘愿压抑自己的不满，用连环跳楼自杀来逃避这个给他们带来无尽悲惨、痛苦的世界，宁可自我毁灭，也想不到要毁灭敌人。但现在，郑州富士康的工人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自己的处境、再也不愿继续像奴隶一样苟活下去了。难道我们只能认命吗？绝不！宁可走上街头同保卫资产阶级的警察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像驯服的牲口那样在被折磨到精疲力竭之后慢慢死去，这就是英雄的无产阶级的答案。因此当富士康资本家玩弄阴阳合同的花招时，受够了愚弄的工人在忍无可忍之际突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斗争，这个斗争唤起了那些曾经最胆怯、最冷漠的群众的尊严感和对资产阶级的义愤。无产阶级仿佛昏睡中的人忽然被阳光照亮双眼，忽然看清了自己的敌人，开始运用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和斗争。这是真正的英雄行为！革命者正是从革命阶级的这种正义的愤怒和反抗精神中汲取力量的。但我们并不是说，一时冲动的工人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同敌人搏斗是最好的斗争方式。相反，我们始终向工人指出：只有组织才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唯一武器，只有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下，力求把各种自发的不满情绪变成深重的阶级仇恨、导向支持先锋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斗争，才会真正有利于工人的解放事业。
工人同警察的大规模暴力对抗，仅仅在几年前还是罕见的现象，而今天却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因为2008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危机阶段又开始了。经济危机是激起富士康工人斗争的社会根源，同样也是激起货拉拉司机罢工和广州城中村居民抗议的根源，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扩大了危机造成的破坏，本身并不是引起危机的原因。只有司马南等无耻骗子和庸俗的小市民还在将工人运动和示威游行归咎于疫情和专制政府的防疫政策，妄图用自然界偶然出现的病毒为资本主义必然爆发的危机辩护，幻想着改变防疫政策就可以消灭工人运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消除的弊病，自2019年起，世界经济就陷入了严重的低迷和不景气，制造业和国际贸易萎缩，产品找不到销路，无数资本家和小生产者破产，工厂纷纷缩减生产、解雇工人，把损失转嫁给他们。危机导致的长期失业耗光了工人的积蓄，让他们流离失所、睡在公园和桥洞里、经常连续几天吃不饱饭，把工人逼到了绝路，强迫他们在冻饿而死和绝望自杀之间选择；留在厂里的工人则不得不面对更加沉重的负担和更苛刻的条件，随时受到失业和饥饿的威胁。在繁荣时期，工人是为了提高工资、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现在工人则为了生存、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而斗争。危机使工人运动和游行示威日益深化，成为政府无法抑制的常态，无论用怎样的言论审查和信息封锁手段都无法阻止消息的传播、掩盖不住人民的怒火。反动喉舌胡锡进给舆论界打了一剂预防针：工人运动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应该对此“脱敏”。资产阶级已经预感到富士康工人的斗争只是一个开端，它将成为后续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先导，引起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效仿。
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常态化将使工人一次又一次认识到压迫和奴役自己的是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的自发斗争首先是向单个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作的经济斗争，是争取把劳动力卖出更高的价钱，但警察一次次用暴力提醒着工人：如果不改变工人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自发经济维权的成果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工人必须自觉将斗争矛头指向政府，必须反对资产阶级专制政权，因为资产阶级早已在用警察和法律向工人作政治斗争了。现在未必有人敢公然否定列宁主义的灌输论、赞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好处了，现实也很快就会驳倒如托派垃圾秋火称革命政党发动政治斗争是“不顾实际人为拔苗助长”之类的污蔑。但仅仅知道应当把政治斗争作为主要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用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这只不过是为自由派火中取栗，是为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政治自由如今只能给工人带来微不足道的好处，工人阶级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选票和工会最多也只能让工人出卖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条件略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卖不出去时，工会就不起作用了。自由民主丝毫也不能改变工人作为雇佣奴隶的处境。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工人深信这个真理：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全体资产阶级、推翻维护资本利益的专制政权，建立工人自己的政府即无产阶级专政，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才能破坏把劳动力变为商品的剥削制度，将工人从无可避免的极端贫困和痛苦中解救出来。当工人不再沉溺于经济斗争带来的“实际利益”跟物质好处之后，自由派也会承认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但他们将富士康工人运动称作“警民冲突”、“官民冲突”，极力回避斗争的阶级性质，妄图欺骗工人说他们的敌人只有政府和警察，仿佛政府不是在为资本家的利益镇压工人一样。河南政府提供了巨额的税收优惠来争取富士康投产，命令2000名工人24小时昼夜赶工为其修建厂房。郑州富士康作为最大的苹果代工厂，不仅装配了全球一半的iPhone手机，而且每年向政府缴税60多个亿。政府扶持了富士康，政府也离不开富士康，河南官媒公然宣布“稳富士康就是稳河南”，证明专制政府完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在镇压雇佣奴隶时，全体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即使自由派上台掌握了政权，也绝不会给无产阶级利用政治自由的机会。因此，工人需要的绝不是任意的政治斗争，不是只反对专制制度却不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斗争，而是打倒专制政府同时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的前途和最终目标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只有沿着这条唯一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解放。
10月下旬，疫情不可避免地在工厂拥挤恶劣的环境中扩散，导致工人大规模感染，大批富士康工人冲出园区逃回家乡，生产过程受到严重影响。当防疫要求和资本利润冲突时，专制政府立即放弃了“清零”政策，不仅没有勒令富士康停工停产、全厂静默，还动用行政力量在全省范围内摊派指标为富士康招工，让新招来的工人和已经染病的工人混住在一起。最坚持“清零”政策的专制政府现在忽然愿意让几十万工人和病毒共存了，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只有一个原因：代表官僚资本的派别向整个资产阶级做出了让步，专制制度的特殊利益向资本主义的一般利益做出了让步。不论是10月底冲破封锁步行返乡，还是11月23日的街头激战，支配着工人运动进程的决定性因素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
让我们回到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吧。11月22日，富士康招满十万名工人之后直接修改合同，将原本许诺的高工价和一两个月即可拿到的稳岗津贴变成半年后才能领取且条件严苛的“返费”(工人实际上根本不会拿到这笔钱)，想用这种无耻的套路欺骗工人，榨取更多血汗；政府招工时信誓旦旦做出的担保现在看来都是笑话，并且正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工人的信任；法律更显虚伪，《劳动合同法》等早已成了摆设，只有为镇压工人找理由时才搬出几条苍白的条文。于是因受欺骗而感到愤怒的工人冲出门外开始战斗，点燃工厂大门同警察对峙，掀翻了警车，砸烂了核酸检测亭。从深夜到凌晨，聚集起来的人群越来越多，几次打退了警察的进攻，头破血流也绝不屈服。工人不仅以高度的勇气表现出了不惧牺牲的顽强精神， 而且善于随机应变和灵活选择反击手段。他们将自己武装起来，拆下隔离彩钢板以为盾，拔出钢管以为矛，砸掉监控，开网络直播传递斗争消息，用灭火器对抗催泪瓦斯，在斗争中展现出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武警们像鬣狗一样只敢围着落单的工人殴打发泄，而当大群工人挥舞着钢管呐喊着向他们冲锋时，警察就“吓得像狗一样滚开了”！
省委书记楼阳生亲临富士康，手忙脚乱地一面虚情假意安抚工人，一面从外地调来更多警察试图加强力度镇压。但政府根本做不到把所有参加冲突的工人都投入监狱，更不可能公开审判他们；政府颜面扫地，法律失去了任何威信，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暴露无遗。惯于将一切反政府分子打成境外势力的政府为台湾资本的利益镇压大陆工人，这个事实本身就将同时破除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谎言，吹散迷雾、揭露出战场的真实状况：专制政府和台湾资本才是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至于郑州富士康的工程师、经理、监工、文员等等这些资本家雇佣的脑力劳动者有没有“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肩并肩站在一个队伍里”呢？很明显，他们要么躲了起来、离工人远远的，要么干脆就是工人的敌人(如经理、主管)，根本没有参加斗争，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证明他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根本不一致。脑力雇佣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且更加依附于政府和资本家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不可能像俄国历史上的农民那样同无产阶级结成工农联盟来进行民主革命、镇压反动派，更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和工人“肩并着肩”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团结这些阶级去进行民主革命是痴心妄想，指望民主革命后的政治自由更不可能。
封控在社区里的市民和校园里爬行的大学生被两大阶级的搏斗所震撼，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从乌鲁木齐到重庆再到北京，在整个互联网上，被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所感染的小资产阶级也开始走上街头、冲击防疫关卡，向政府要求解封。无产阶级再一次证明只有它能够成为人民的领袖和先锋，领导小资产阶级向政府斗争，也只有无产阶级有力量和决心彻底粉碎这个资产阶级专制政权。然而希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试图利用工人的力量，但又害怕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于是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以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自居，用革命的甜言蜜语哄骗工人，实际上却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疯狂攻击污蔑，对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仇恨入骨。这其中有未明子这种代表自由资本家利益的合法改良派，有激流网(即佐伊23)这种代表脑力雇佣劳动者利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有许许多多正在形成但尚未成气候的机会主义小团体，如《燎原月刊》等。考虑到就连最反动的中国特色修正主义政党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其他阶级的自觉分子现在纷纷戴上这个假面具也丝毫不让人意外；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可以预见到，未来中国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每个阶级的队伍里都将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们服务，各个反政府的政党都将以工人之友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关怀一下无产者的生活。他们偶尔也会狗咬狗、相互争吵，但当他们反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时，必然会捐弃前嫌、握手言欢；等到工人阶级真正觉醒起来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而奋不顾身的那一天，他们必然要滚到《乌有之乡》等民族主义者和专制政府那边去，被革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正在日益分解和破裂，其下层分化出的半无产者有可能意识到自己行将破产的命运从而支持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整个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两大阵营，小资产阶级不是站到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而无产阶级则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在郑州富士康的激战中，有工人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万岁！”诚然，还些口号现在还只是由零星的个别人喊出的，没有得到其他群众的响应，因而必然会被机会主义者质疑和嘲讽，被专制政府极力掩盖下去。但只要千千万万的工人都喊出这个口号并为之殊死斗争，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富士康工人运动仍然是完全受自发性支配的斗争，资产阶级用几块糖饼和棍棒就平息了暴乱，但我们已经找到了科学的革命道路，并将坚定地沿着马列毛主义为我们指明的这条道路走下去。早在2020年6月，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就做出了如下的声明：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的目标是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这个党要在革命的马列毛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左翼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这就是我党的道路，也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马列毛主义者都应当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先锋队的领导下，自觉进厂融工的学生小组和先进工人将被组织成一张覆盖全国的严密网络，这张网络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条支线都要遵循秘密活动的艺术，警察的任何逮捕和破坏都无法摧毁这个网络。必须尽可能扩展革命工作的规模，把每一颗螺丝钉都装到合适的地方，严守秘密、严格地筛选和培养成员，用铁的纪律保证组织的稳定性和继承性。训练有素的代办员将用一切办法建立《斗争报》和产业工人的普遍联系，为报纸提供通讯，也把报纸传递给工人。在《斗争报》的鼓动下，阶级斗争的每一粒火星都能够燃烧成熊熊烈焰，变成由党的秘密组织所领导的高度自觉的政治斗争。党和工人群众都会得到锻炼，不断提高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并做好准备，在属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性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气创造世界历史，迎接被剥削阶级最盛大的节日。
这里我们还要谈一下街头斗争问题。《列宁道路》等机会主义派别敌视和反对一切号召工人上街的口号，同时又极力回避这个问题。那些远离工人群众、脱离斗争的“批评家”在书斋里源源不断地制造文章，坚称2022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参与和组织诸如游行、示威、集会这样的上街行动”，不能散发抨击政府的传单，否则就是冒险主义，必然遭到失败。他们用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即“资源稀缺”的庸俗理由来论证办报期间不能上街，以自身的落后状态为尺度去衡量先锋队的水平，并曲解列宁的原意。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要善于领导运动，变自发游行示威为自觉的政治游行示威，加强游行示威的政治性。革命组织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派人参加游行示威、向群众提出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加强示威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走在运动前面以尽力领导运动；机会主义者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先去办报纸，不要参加游行示威！最近几天迅猛进展的政治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些议论完全是胡说八道。革命组织介入和领导街头斗争是完全可能的，上万名富士康工人冲上街头的时候，警察难道可以抓住所有参加示威的工人吗？工人自己举起了红旗，喊出了口号，在网络上到处转发必然被封禁的斗争消息，团结一致同警察搏斗，革命组织在现场的有准备的成员难道不能将斗争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人群中喊出更加明确的政治口号，在网络上“散发鼓动传单”，将大字报贴在群众必经之路的监控盲区吗？机会主义者在工人中没有根基，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之外声称要“与工人接近”，却想不到有革命知识分子愿意并且已经“到工人当中”成为工人；谁都知道，革命者参加街头斗争可能会招致镇压和逮捕、失去自由，可只有机会主义者不知道游行示威是直接激发义愤和震撼群众的最有力的政治鼓动手段之一，政府在街头的每一次胜利都必然促进它未来的失败，培养出更有经验、更勇敢、更善于武装的掘墓人。当自发的工人运动爆发时，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仅仅跟在群众屁股后面参加街头斗争却不愿意走在前面组织和领导斗争，就是在对工人阶级犯罪，是在逃避对解放事业的责任，放任工人在街头斗争中受自由派和小资民主派的政治影响。露骨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却在鼓吹离开街头、回到书斋里去读书，“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去办工人学习小组”，把斗争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
同志们！一定要尽力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斗争报》取得联系，并且用各种方式向工人传播这份报纸。未受警察监视的知识分子应当到富士康这样的大工厂去融工，自觉地成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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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工人声援团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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