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一、人性：普遍且带着罪性

关于人性，其实就是人的本质。这里，我想先“泼点冷水”。从基督信仰来看，人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普遍性，无论中外、古今，都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罪性”。圣经说得很直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3:23）。罪性的性，就是自私、骄傲、贪婪，总想着不劳而获、操控他人、追逐权力。《商君书》其实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它利用人性，通过制度设计去“驯服”人，让每个人都被利益和利害收拾得服服帖帖，最终实现“把人民装进笼子里”的专制国家的目标。

当然，这种“驯服”本质上并没有解决人性深处的问题。罪性不会因为制度而消失，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商君书》试图塑造出服从型的“国民性”，但底层的罪性依然在暗处伺机反扑。这种反扑，使中国社会在不断上演的“治乱循环”中，表现得更加分裂、更加冷酷，缺乏宗教社会中那种温情与信任。

2. 国民性：文化影响的产物

国民性和人性不同，它更像是文化和历史环境的“沉淀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托克维尔说的“民情”。这是一种集体性的习惯、气质和精神状态。比如中国的“国民性”很大程度上就受儒家、法家文化的塑造：一方面重视秩序、权威，表现出奴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种灵活的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表现出不可捉摸的变化性。久而久之，这种文化影响塑造了中国人对权力、规则的独特态度。

有意思的是，国民性虽然是文化的结果，却又反过来塑造文化和制度。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像你提到的“官员性”和“臣民性”，其实就是这种文化互动的产物。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是自由与宗教的平衡，而在《商君书》的逻辑下，却是权力与人性的博弈。

3. 罪性与文化：谁决定谁？

这里要强调一点，人性中的罪性是更深层、更普遍的“底色”，国民性只是这底色上的“花纹”。无论是商君书式的严刑峻法，还是儒家的教化伦理，其实都是在“管理”人性，而不能“改变”人性。

圣经中指出，人心才是罪恶的源头（耶17:9）。所以如果罪性不变，无论文化怎么设计，制度怎么调整，国民性都难免沦为罪性的“延伸”。《商君书》作为专为统治者服务的“秘笈”，试图用制度驯服国人，但最终只是强化了国人人性中的利己和冷漠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它在短期内奏效，长期却让中国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权斗以及灾难性的底层反抗。

4. 文化的出路：从罪性到更新

最后，说说出路。国民性可以被文化塑造，但文化本身要想“变好”，得先解决人性的救赎问题。换句话说，国民性要更新，人性必须被超验地救赎。从基督信仰来看，这更新的出路，没有别的，就是福音的力量——只有当人从罪中被释放，与上帝和好，才能真正塑造出健康的文化和国民性。

托克维尔为什么说宗教是美国民情的基石？因为他看到，当人敬畏上帝，文化中就会自然涌现出爱、责任和自由这些美好的品质。相比之下，《商君书》这种对人性悲观到极致，又被权力加以利用的文化与制度设计，注定缺乏持久的生机，只会像邪派武功一样，把社会带向深渊。

总结一下，人性决定国民性的“底线”，文化塑造国民性的“细节”。但罪性的普遍性提醒我们，任何国民性都不能脱离罪的现实。真正的更新，始终要回到生命的源头——与真理和福音连接。一个国家和社会，只有透过基督信仰将罪恶的人性装进笼子里，继而将罪恶的权力也装进笼子里，才能告别“人吃人”的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