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师

1

辨论当中，最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呢？是鸡同鸭讲。你说的是A，对方说的是A的变种，不仅如此，该变种，还会随着对话的展开，不断进化，就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样。直到，A的变种最后完全背离了A，与A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走向了A的反面。

对此，著名作家刘震云看来是深有体会。2017年《数学文化》第四期，刊载了刘震云的一段话，他说：“这个民族的思维，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不清楚事情的逻辑。我觉得作家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而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

其实，我也有这种经历，但我人微言轻，说了也没人听、没人信，因此，就引用一下刘震云的话。

刘震云的话，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就是最后说“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他数学不好”——不是数学不好，是逻辑不好。

自然语言，没有数学那么精确；说话、写文章，也用不到数学公式；遵循逻辑，就能把事情讲清楚，否则，就成了意大利通心粉了，乱作一盘。

上述现象，以逻辑来评判的话，就是违背了逻辑三铁律中的同一律。

2

同一律的数学表达是A=A，看似平淡，实则奥妙。

联想到、这是2000多年前、几乎和孔夫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发现，就更加佩服——我们今天遇到的烦恼，亚里士多德早想到了，还给你开了方子，抓了药，且，保证能治好。

你服不服？反正我服。

如何解释同一律呢？简单说，就是在一段叙述中、对话中，A就是A自身，而不能是任何其他不同于A的存在。以一贯之，前后一致，否则，就违背了同一律，就是偷换概念。借用一句俗语，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个人的名字，只要登记到身份证上了，就不能修改了。我们也知道，但凡是改名字的，不是骗子，就是江湖大盗，犯了命案了不得不隐姓埋名。

江湖大盗为掩盖罪行、逃避惩罚，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是改名——改了名，前朝旧事，都不认账了。辨论中，违背同一律、偷换概念也是否定传统、不认旧账的常用手段。

2014年夏天，在河北省井陉县锦山风景区，遇见三个游客。他们走累了，坐在路边休息，其中一个，在抽烟，对近在咫尺的“严禁抽烟”的告示，视而不见。要在外地，我不敢管。万一遇到混不吝，麻烦就大了，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在自家地盘，咱也算是地头蛇了，怎么可以对违禁行为不管不顾呢！
我问他：不是不允许抽烟吗？为什么你还抽呢？
“他不是抽烟，他在吸毒。”——这不是他说的，而是和他在一起的同伴说的。
看！他的同伴多聪明，一个“吸毒”之转换，就把不允许的变成无所谓的了。
不允许的、禁止的是“烟”，而不是毒品啊！告示牌上写的是“严禁抽烟”，而不是严禁吸毒。

在此，这位狡辩者，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智慧，使用“偷换概念”，为自己的同伴辩解了一番。

不过，他的同伴倒是自觉，知道理亏，听了我的批评之后，就掐灭了烟头——正义的力量一定是会战胜“邪恶”的。

3

不严格遵守同一律，对话和辨论，就失去了意义。对狡辩者来说，他成功了，然而，对于探究事实、真理，就毫无价值。

没有哪一条思维定律，像同一律一样简明；也没有哪一条定律，像同一律一样被肆意地违背。

再举一例。这是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

有人说，华为的鸿蒙OS，是安卓系统换了一个Skin，是抄袭，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为此，招致了大批人的讨伐。

“讨伐者”的“逻辑”是：鸿蒙OS是华为的，批评鸿蒙OS，就是批评华为；华为是民族企业，批评华为就是批评民族企业；民族企业是国家的一部分，于是，批评民族企业，就是不爱国。

连用不用华为手机，都和爱不爱国联系起来了。然而，华为长公主孟晚舟女士用的是iPhone，能说孟女士不爱华为、不爱国吗？

我们还是要回归理性，理性的根基是逻辑。

我在讨伐者的逻辑一词上，加了引号，以示他们的逻辑，不是逻辑，恰是违背逻辑的。讨伐者的“逻辑”，应验了刘震云先生的话：这个民族的思维，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

以同一律观之，“讨伐者”至少偷换了四次概念：鸿蒙OS、华为、民族企业、国家。

将四个概念罗列于此，讨伐者的荒谬，一目了然。——从一个概念，硬跳到另一个概念，没有任何说明、解释，更不要说证明了。跳转所用的垫脚石，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就是”。“就是”所展示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以势压人的武断！

经历过荒诞年代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这样的句式：反对我，就是反对组织；反对组织，就是反对领导；反对领导，就是反革命。

4

回到同一律的原始表达，A=A。

看上去平淡，实际上神奇。

同一律蕴含着这样一句不言自明的“逻辑”：宇宙之内，任何一个事物只和它自身相等。也只有与它自身相等，无需证明。此外，所有相等关系，都要严格地证明。否则，就是偷换概念。

可见，同一律的条件是非常严格、近乎不可能达到的。

也因为其严格、不容易达到，同一律才无限频繁地被人破坏，还浑然不觉。

这也提醒我们，相等和相似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不可混淆。只有与其自身，是相等；此外的所有关系，最多是相似、类同，而不是相等。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但，相似的叶子何止千万。

然而，经常是，人们将相似关系误作等同，且，不断放大。一旦迈出了错误的一步，却不能被及时发现、矫正的话，结局只能是一错再错、积小错为大错，以至于满盘皆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是也。

儒学之“家国混用”，是违背同一律的一个例子。

家国相似，可，绝不相同。

但是，自古而今，中国人都是家国不分、家国一体来处理社会问题的。就像歌词里所唱：家是小国，国是大家。

家国之异，不在于规模大小、人口多少，而是家国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组织。

首先，家是自然的；国，是外力强制形成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动物，都是在父母和家庭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没有父母和家庭，人，就成了孤儿。尤其是初生的婴儿，失去了父母，就会死亡。一个人、动物，在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之前，脱离家庭，是不可想象的。国，显然没有这种功效。

其次，种族延续是家族的第一目标。国，是无生命的组织，无所谓生死，也无所谓是否延续。因为种族延续是家族第一目标，所以，最严重的家长专制，也不过是开明专制和有限专制，父亲不是出于例外，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的。

与此相对，即使是最开明的皇帝，一怒之下，大臣们的脑袋可就搬了家。朱元璋当了皇帝，擅杀功臣，仅仅朱善长一案，就杀掉了好几万人。

统计一下，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父亲杀死儿子的，有多少例？屈指可数吧！

儒家之所以将家国等量齐观，是想把父子和君臣对应起来。即：是想以“管家”套“治国”。问题是，父子和君臣，管家和治国，等同吗？儒家学者们从来没有证明家、国是等同的，就胡乱地以国代家，或者以家代国；或者，在两者之间随意切换。

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视君如父。然而，皇帝可没有把大臣当儿子，生杀予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理想的情同父子，现实却是伴君如虎。大臣们轻则挨板子，重则掉脑袋。朱元璋的大臣一早上朝，要和家人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傍晚，散朝到家，则与家人相拥而泣、弹泪相庆，祝贺自己又多活了一天。

哪一个儿子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受这样的委屈？过这样的日子？

追究起来，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原因起于儒家“家国同构”的逻辑错误——在家，父权是无限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机制去对抗和抵消父权，然而，对父权的消解是内置的。因为，种族的第一使命，是种群延续和扩大。因此，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痛下杀手的。杀了儿子，就是断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脉。自绝其后，是任何一个种群都不会作的愚蠢行为。

儒学以家论国，将父亲的无限权力，也赋予了皇帝，之后，希望皇帝“内圣外王”，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大臣和草民，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自秦始皇开创帝制以来，士大夫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屁滚尿流，就是“误了卿卿性命”。

违背同一律，有多可怕。

再没有比儒家信徒更愚蠢的群体了，他们宣扬的“家国一体”不仅害了国家和民族，还害了广大老百姓。更可悲的是，老百姓失去的只是自由，他们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

没有逻辑的古人，发现不了“家国同构”的致命缺陷；逻辑不好的今人，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5

由于，相同是如此的严格，所以，日常所谓相同，是类同，而非相同。即：属于同一个类别，类别一致，而不是个体相同。

对此，波兰著名学者塔尔斯基在《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中，是这样定义的：

x＝y，当且仅当y所具有的每一个性质，x都具有，同时，x所具有的每一个性质，y也都有。简单一些，我们也可以说： x＝y，当且仅当x与y的每一性质都是相同的。

塔尔斯基的表述非常清楚，是性质相同，而不是量。

我们也知道，性质是类属性，用于区别两个不同的类别。但，每一个个体之特征在于量，而非质。

就像我们和姚明，都是人类一分子、类同，可是，个体差异何其巨大啊。大到当曾志伟和姚明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误以为他们不是一类——至少，有一个是来自外星的。

但，语言是模糊的。

对话中，没有人会有意区分自己使用的是类概念、还是个体概念，并且，往往类、个体概念是同一个名词，这就违反了“同一律”。同一律要求，或者使用类概念，或者使用个体概念，两者不能混同。可事实上，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其混用。

例如，某人说，东北人净吹牛！

反对者说：胡说八道，谁说东北人吹牛了，我是东北的，我还不知道啊，我就实话实说。我不吹牛。

于是，常见的口水战，就开始了，无休无止。

为什么会发生争吵呢？

原因是，前一个人说的“东北人”，是个体概念，后一个人说的“东北人”，是类概念。个体和类，类同而不是相同。

这样的争吵，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上演，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何也？

争吵的双方，都不懂逻辑，都不知道问题何在。都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地方，也能找见对方的错漏，于是，各执己见，不眠不休也。

可见，懂逻辑的话，会减少很多争吵。

中国各处，总是吵吵闹闹，除去欠缺公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不懂逻辑。要是懂逻辑的话，噪声会降低很多分贝，公共场合也会安静下来。

我这句话，还是会被很多人攻击的：谁说中国人不懂逻辑的？金岳霖不是中国人吗？金岳霖写了《形式逻辑》一书，你能说他不懂逻辑？你能说中国人不懂逻辑？

我无言以对。

唯一可奉劝的，是学习逻辑、学好逻辑。

无逻辑，无以言。

6

同一律的目的，旨在保持表达的一致性，使文章之前后、辨论的双方、作者和读者，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同一个名词，尽可能地避免歧义和鸡同鸭讲。

由此，一致性至少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 始终如一、前后连贯地使用同一个名词，在没有改变名词内涵的情况下，不造新词，也不用新词；

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为什么不改名呢？就是要对自己所作所为，有承担而不是逃避。反过来，骗子和强盗，总是隐姓埋名的。原因也很简单，通过改名隐瞒罪行、逃逸惩罚。

同理，在思维、表达、讨论过程中，名词和概念也不能“改名”。要前后一致，否则，一改名，别人就不知道新名词的内涵，以及它和旧名词之间的关系了。

当然，在辨论中，随意地改变名词，能瞬间从窘境中逃逸，然而，那是对逻辑规则的冒犯，和诡辩式的小聪明，于口舌之快有益，于探究和发现真理无补。就像白马非马之论，可以蒙混过关，然而，沉溺于此的中国学术，则在逻辑方面踯躅不前。

如果说，白马非马式的诡辩，还是混淆概念的话，孔夫子在生、死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跳转，就是“生死切换”。

孔子的学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是否可以仿照孔圣人的话，造一个句子，学生问老师：什么是黑？老师答：不知道白，怎么能说黑？

再造一个句子，小学生放学回家，问自己的爸爸：我妈在家吗？父亲回答：不知道爸爸在不在家，怎么能知道妈妈在不在家呢？

孔夫子无法探究并回答“死亡”之内涵，就用另一个名词来敷衍。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来者，学了孔圣人的样子，在无法改变名词之内涵时，就再造一个名词，以为创新，实际是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

改的是名词，而不是内涵；换的是面子，里子纹丝不动。

对此，百岁老人、杨振宁先生的老同学何兆武先生说：这一百年来，我们招牌换得多，实质内容变得少。革命不能只是一个招牌，内容不变，只换招牌不行。招牌变了，内容也要跟着变。

第二， 不改变该名词的固有内涵；

有时，名词没有改，却改变了其内涵，也是不允许的。

例如“人”。

什么是人？人的生命是从哪一刻开始计算的？不同文化、不同时期，其内涵是不同的。

300年前，天主教会一直允许妇女在胎动之前，堕胎；圣托马斯认为，胎动是胎儿生命的起点，因此，在此之前，就不算杀人。

今天，天主教会将生命的起点定义为精子进入卵子之时，因此，根据新定义堕胎就算是杀人。

比较而言，东方文化中，对人和生命的定义，就比较含混。所以，中国古代溺婴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被西方普遍地批评和指摘，也是基于中西双方对“人”之定义的分歧。

或者说，西方人说的“人”，和中国所谓“人”，是不一样的。

西方认为受精卵和胎儿是人，中国认为不是人；是人，堕胎就是最大之恶，是杀人啊，还有比杀人更严重的罪恶嘛！不是人，堕胎就是小事一桩了。

一方，认为堕胎万万不可；另一方，对此漫不经心。那能不吵架嘛？能不吵翻天嘛！

然而，双方最严重的分歧，却源于一个最基本的定义。

逻辑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 定义该名词内涵的标准，始终如一。

有时名词没变，然而，定义该名词的标准变了，名词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经济，企业是主力军。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没有任何一家私人所有的经济组织，所有经济单位不是全民的，就是大集体，最差也是小集体，比如街道办、机关办、学校办的小作坊。娃哈哈，就是一家学校实习工厂。

对此，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指出：中国只有工厂，没有企业。

分歧何在呢？出在中日双方定义企业的标准，不同。

在中国，企业被定义为一个生产单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上级有关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加工过程，也不为盈亏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企业”没有决策权。

在日本，企业被定义为一个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都由企业主独自决定。

综上，要是不能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同一律就不成立了；同一律不成立的话，后续的所有，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