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阔海

《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是美国作家Jay Taylor (杰伊·泰勒，中文名“陶涵”，1931——2022年) 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英文传记，据说该书同年在台湾出版了台译本。

知道杰伊·泰勒是因为他的《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2009）。几年前读到，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对于蒋介石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自己原先接受的中共教育有反洗脑的功效。

众所周知，台湾在2000年举行了首次总统大选，建立了多党制民主选举制度。过去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建设日益引起世界的瞩目。在亚洲国家中，台湾的自由、台湾的民主、台湾的繁荣都是数一数二的。

从蒋介石的一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到今天自由民主的台湾，台湾政治的演变避不开后蒋介石时代的政治人物，尤其避不开蒋经国。

作为蒋介石的儿子和继承人，蒋经国（1910-1988年）生前手握台湾党政军大权，他如果继续搞“蒋家王朝”，似乎完全可能。然而他坚决不搞“家天下”，甚至反对蒋家一些家人子弟插手政治。

蒋经国也可以不作为，继续搞国民党一党专政，估计还会在台湾的”外省人“中受欢迎。然而他坚决不搞”一党专政“，而是放开了”报禁“、”党禁“，开启了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大门。

陶涵的《蒋经国传》让我们看到他从青年时的一个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拥护苏联的人，如何在1949年前后参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运作，如何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成长为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治人物，最终继承了蒋介石的政权。在他生命中最后十年中，他又如何以温和的政策治理台湾，以稳健的步伐逐步推进台湾政治的自由化与民主化。

蒋经国简直就是台湾的戈巴契夫。惜乎！中国没有蒋经国，中国民众至今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寻找光明。

国民党和中共曾经是苏共一母所生的两个兄弟。中共一开始是苏共操纵的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完全由苏共资助，接受苏共领导。国民党在二十年代开始接受苏共的资助，比如，黄埔军校是卢布造的，还接受许多军事援助，等等。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也是按照苏共的模式来的，也有走向独裁的倾向。

国共两党还有非常类似的操作。比如“党天下”原则。一党专政既是中共的原则，也是国民党的原则。难怪储安平用这一批语先骂了国民党政权，后来又骂了中共政权。一党专政之外，还有一人独裁。毛贼东的独裁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的独裁也是众所周知。还有如党管军队的原则，等等。仔细考察，大概率是从苏联抄袭来的。

蒋经国被斯大林扣在苏联作人质多年，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结了婚，前后十二年，对于苏共、共产极权制度的了解可说是铭心刻骨。令人欣慰的是，他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或者他后来成功地实现了反洗脑。到他晚年，他能够推进台湾政治走向自由化与民主化，说明他视野开阔，看到了时代的大趋势。

戈巴契夫在苏联改革促进了苏联的解体，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蒋经国虽然没有获得这一奖项，然而他在台湾推动政治民主化自由化的举措是台湾过去三十多年逐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对于世界华人社会的贡献实在是善莫大焉！

戈巴契夫的苏联解体了，后来取而代之的俄国陷入了困境，不断地出现强人政治，或威权主义政治，一直到普京的独裁政权。相比之下，台湾却欣欣向荣。从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跻身“亚洲四小龙”，到今天的建成多党共和制，告别了威权主义，跻身世界重要的自由民主国家行列。

个人以为：蒋经国的功绩怕不输于戈巴契夫。对于中国来说，其借镜意义更为重大。

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共一党专政，党大于一切。这一政权一向”挂羊头卖狗肉“，”民主“是羊头，一党专政是狗肉。从历史上看，先是毛贼东一人独裁，然后邓小平独裁。邓之后，江、胡时期算是寡头政治。现在是习近平想倒退回毛时代搞独裁。

再加上1949年之前两三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中国社会的威权主义传统深厚，专制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当年袁世凯搞复辟不是没有动过脑。现在习近平搞独裁也不是没有民意基础。

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群民众，蒋经国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如果国民党政权没有被驱离大陆，中国或许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也未可知。

读《蒋经国传》，除了对小蒋先生与时俱进的政治理想与他兢兢业业为其理想而劳作感佩不已外，我还对台湾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精神非常钦佩。

事实上，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来，台湾民间一直有反政府的活动。而七十年代初以来，反政府的民间活动日益增加。

蒋经国政府放开报禁是在1980年代，然而1970年代，台湾民众就开始许多地下的、民间的、违法的社会活动，比如台湾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的组党时间是在蒋经国开放党禁之前。也就是说，民间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反政府的活动早在蒋经国政府放开报禁、党禁之前。

固然是蒋经国政府决定开放报禁、党禁，然而此前台湾民间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的存在不容忽视。蒋经国与时俱进，采取了温和、容忍的政策，为台湾社会成功建设自由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历史中有太多偶然，然而其中的很多元素会互相影响，对抗或协作，合纵或连横。台湾今日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上层国民党政府的决策、下层台湾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都有关系。

有些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看法不免失之偏颇，或者强调英雄、伟人的决定、举动；或者强调下层民众的群体抗争、行动。中国早有所谓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之问题。其实无论强调哪一极，上层或下层，都失之片面。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霍华德·辛（Howard Zinn, 1922-2010）从下层、底层反抗者的角度重写美国历史，写出了A 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492 to Present （《美国人民的历史：1492年至今》）。强调社会底层对历史的作用，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立场的吧。他的意思是反对一向以来强调社会上层，特别是英雄人物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而往往忽略了民间的声音、下层的运动和力量。

而大部分名人传记，不免会带有英雄造时势的偏颇，因为写作的重心在于某个人物之故。这样的偏颇在这本《蒋经国传》似乎没有出现。虽然作者的焦点在蒋经国，他依然写出了台湾民众的社运的一些重要发展，从而保持了某种平衡。

陶涵认为：蒋经国在台湾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相比于北韩“家天下”的金家王朝、中国“党天下”的“一党专政”，蒋经国与时俱进，选择了走向民主、自由的世界大趋势，施行了包括开放报禁、党禁等在内的促进社会走向民主、自由的重要政策。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读这本《蒋经国传》，我钦佩蒋经国的眼光和他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国什么时候会有蒋经国、戈巴契夫这样的人物呢？什么时候，中国民众才能享受到自由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