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阔海

　　最近再读了一遍《围城》。

　　《围城》我读了好多遍了。

　　第一次读是在大学时，记得那时候我买了本暗绿色封皮的，纸质轻薄，印刷和装订都很粗糙。然而一读之下手不释卷、捧腹喷饭不止。有个认识的女生听说，问我借了书去，时间大约是春天。

　　结果到了那年秋天还是不见其还书，于是追问之，心想：半年时间过去了，一天两页的阅读速度，不到四百页的书也该读完了吧。终于要回来了。那女生说：同宿舍隔壁宿舍的姐妹轮流看了，所以这么久才还。

　　那书外表不见异状，等翻到内里只见：薄薄的书页上油渍斑斑!

　　我的那本《围城》何等幸运，得以为一众女生佐餐喷饭。爱书之我何等不幸，书被辗转易手，历经沧桑，归来不再是“少年”。后来我又去买了本一模一样的书，不再出借。

　　很多年之后，我某次归国省亲，在书店看到一本新版的《围城》，新世纪的版本，印刷和装帧都精致多了，于是买了本带出国来。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那本《围城》在我的书架上长期潜伏，直到最近，突然动念拿下来读。

　　一读之下，感慨良多。

　　依然文气顺畅、幽默风趣，令人捧腹不已。然而捧腹之后，细思极恐、悲从中来。

　　读《围城》可知，钱钟书真聪明人也。1944年开始写《围城》时钱钟书三十四岁，而《围城》里的妙喻与通透的评论让人感觉其作者似乎已经历尽沧桑，至少是达到了圣人所谓“知天命”年纪的人。

　　《围城》不点名提到了《儒林外史》一书，有趣的是不加注解，大约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都熟悉那本小说。

　　也有人评论说，《围城》是新时代的《儒林外史》。我无法同意。我读过《儒林外史》，实在是不怎么样的一本书，除了少数段落，比如“范进中举”中的某些段落有出彩之处外，整体结构松散，情节杂乱，语言大多平平无奇。我捏着鼻子读下来了，有点浪费生命之嫌。

　　《围城》是关于中国三、四十年代知识人的讽刺小说。考虑到国民性的延续性，中国的知识人从近百年前到今天，就其思想意识层次、认知行为模式等方面没有本质的变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高松年、韩学愈、苏文纨、孙柔嘉等人依然还生活在我们身边。

　　他们的迂腐、奸猾、贪小便宜、机关算尽、假模假式、道貌岸然，等等特点我们依然可以在身边的华移、国内的亲友身上看到。

　　读《围城》，就好像读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圈子，或者在海外的华人移民圈子。你会发现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朋友、熟人、亲友的某些认知行为特点，那是一百年来不变的中国知识人劣根性。

　　《围城》是相当悲观的。在所有人物中，除了唐晓芙是一个例外，所有人包括主人翁方鸿渐都是负面形象的。而唐晓芙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她实在是西方文化所谓的“蔚蓝花”(the blue flower)，象征浪漫主义理想的可望而不可即。

　　《围城》又是相当幽默风趣的，作者在看透了人生之后，对人生采取了嘲笑、讥讽的基本态度，对笔下人物采取夸张、漫画等手法描摹、勾勒。

　　年轻时读《围城》，我只读出欢乐。此次重读，我读出了悲哀。

　　从《围城》想到中国古代的所谓四大名著，就算古代白话文之长篇小说吧。《西游》、《水浒》、《三国》、《红楼》，哪一个不是涉及勾心斗角、人情世故?哪一个不是充斥着奸诈与暴力?

　　从古代白话文的代表作，到现代白话文的代表作，中国人之擅长勾心斗角，一脉相承。《围城》因为写的限于知识人，又都是中小知识分子，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大知识分子，所以有权力斗争，而无暴力行为，总算没有落入暴力加诈计的古代白话小说模式。算是一种变化。

　　中国人拍电视剧，最擅长勾心斗角的宫斗、间谍战，或者充斥暴力的武侠、罪案。似乎也还是继承了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养成的博大精深的专制文化：与他人斗智斗勇，手段无非是暴力或阴谋。

　　《围城》不写暴力，却把诈计、阴谋发挥到艺术的极致，充分展示了中国知识人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不仅存在于知识人，更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中。让人感叹两千年专制制度对中国人群体的深刻塑造。

　　《围城》暗含的悲哀，不仅仅是对中国知识阶层无用而相轻的悲哀，甚至也不只是对中国人整体劣根性体认而来的悲哀。《围城》的悲哀，更有对人生总体的悲观认识带来的悲哀。

　　围城之喻：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在书中，以留学而言，未出国的人想出国;而出了国的人却想回国。以三闾大学的职位而言，未到职的人想赴职，已经就职的却想离开。以婚姻而论，未结婚的想结婚，已结婚的却想离婚。

　　种种挣扎、纠结、徘徊与犹豫，闲愁几许?

　　让我想到叔本华关于人生是欲望与无聊之间的钟摆的说法。欲望未达成时人想着如何满足那欲望;欲望一旦达成，人就感到无聊，于是新的欲望又来了。

　　再读《围城》，过了“为赋新诗强说愁”之年，读到的是各种“愁滋味”，只有感叹：

　　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