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政治,很多時候是一種知識上的樂趣,未必能改變什麼。秦暉老師說,就是對很多事情納悶,納悶之後想搞明白。很多時候哪怕你不能改變什麼,但是你理解政治怎麼運轉,理解你在坐標系裡的位置,活得更明白一點,本身就是有價值、有樂趣的
老高按:今年讀了一部非常好的著作《巨變第二天:新興民主的得失與選擇》(劉瑜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但是我向許多朋友“竭誠”“傾力”推薦,應者渺渺——有人是被其精裝572頁的厚度嚇退;有人則是因為深感時下民主的理論與社會現實的脫節、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變遷面前的蒼白,因此敬謝不敏;有人是因為曾飽受“磚家”的忽悠,受騙太多而採取保護性措施;當然,肯定也有人是因為老高是個“半瓶子醋”,鑑賞力和說服力都先天不足,對我的推薦半信半疑……
不管怎樣,我只能說我本人對此書,是相見恨晚:要是在我三十歲、四十歲時讀到,思想上可以少走多少彎路!至於別人不讀嘛,我只能悻悻地說一句:“那是你自己的損失!”

讓我感到“吾道不孤”的,是一篇報道說,“《巨變第二天》在香港書展熱銷,這和禁書效應有關,2022年在內地出版的(劉瑜的)《可能性的藝術》被禁,大陸的讀者怕這本書也會如此,趁這本書還沒上禁書名單,先睹為快。……這本書其實在2021年就已經交稿了,應該是在內地沒法出版,最後轉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巨變第二天》這本書講什麼?內容簡介說:
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政治發展的分析聚焦於民主轉型的動力,定格於轉型完成的時刻。許多人似乎相信,“民主轉型”意味着政治發展劃上一個美好的句號。
然而,在“歷史的終結”處,是另一段歷史的開始。轉型國家有可能走向民主穩固,也有可能走向民主倒退和崩潰,甚至可能走向戰火紛飛。“句號”並非真的句號,而是意味深長的省略號,對這個省略號,我們所知甚少。
本書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時間框架中分析新興民主國家轉型後的發展境況,從民主鞏固、經濟發展、暴力衝突、國家能力等維度,全景式呈現“巨變第二天”各國分叉的道路,並挖掘這種分叉背後的原因。歷史常常詛咒未來,而觀念驅動的選擇則是每個社會自救於轉型泥沼的一根細線。
這樣說,還是比較玄。到底本書講什麼?一般讀者,包括我在內,還是一頭霧水。
我讀後認為,這本書的內容,簡而言之,就是迎難而上,正面解析一個世界最大難題:
四十多年來數以百計的國家制度轉型,建立了民主體系。轉型的當天,舉國甚至舉世振奮、歡呼;巨變之後沒多久,就事與願違:大多數並不成功,有的舉國大亂、社會撕裂,甚至爆發屠殺;有的回頭重新走向威權甚至寡頭;有的經濟破產、民不聊生,老百姓只好大規模出逃求生;更普遍的是,不少國家與人民都喪失元氣,一蹶不振……
這些情況遍及全球,老牌民主國家也紛紛遭遇嚴重難題,使得專制國家的領袖撈足了稻草,振振有辭:民主憲政就是這個結果!你們還要拋頭顱灑熱血去爭取嗎?
《巨變第二天》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門別類展示民主化之後各國出現了哪些民主追求者始料未及的局面;第二部分,條分縷析揭示各國失足滑下陡坡、墜向深谷的原因。換句話說,書的前半截講是什麼;後半截講為什麼。
對於我這樣十多年來為民主憲政屢屢受挫、走向反面而困惑、而沮喪、而憤怒的人,此書猶如醍醐灌頂,讓我頓開茅塞——不能說解答了一切疑問,但是大開思路!
在好好介紹劉瑜副教授這本書之前,我想先推薦她就上一本書《可能性的藝術》接受專訪的答問,作此專訪的提問者不盡如意,但劉瑜的回答所涉及的許多問題與《巨變第二天》有一定關聯,很有真知灼見。
劉瑜:理解政治,應該與時代保持距離
受訪者:劉瑜
採訪者:看理想編輯部
01.
普通人看政治類新聞,
容易陷入什麼誤區?
看理想:在您看來,普通人在思考政治或者看政治類新聞時,常常會陷入的誤區是什麼呢?
劉瑜:其實我的書裡也講到過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普通人,哪怕是專業的學者都有類似的局限性,只不過有的人意識到了,有的人沒有意識到。什麼局限性呢?就是很多人對政治的判斷,過多地被時事所左右。比如說美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候,美國模式最厲害,如果中國經濟上來了,中國模式最厲害;蘇東巨變的時候,就會說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萬歲,但是到了阿拉伯之春,就會說民主的終結、自由民主制已死。
當你對政治的判斷過多地被時事所左右的時候,你的觀點就會像狗尾巴草一樣搖來搖去。我以前也寫到過,其實最樂觀的人容易轉化成最悲觀的人,因為樂觀的人往往會對現實抱有極大的預期,一旦預期受挫,他就會變成極端的悲觀主義者,會無縫地切換。但是我覺得,理解政治還不能夠僅僅被時事所左右,還是要有更長線的對歷史的觀察和判斷。
我書裡面也講到,比如說民主的歷史,我們今天會講,你看非洲怎麼樣、中東怎麼樣,所以怎麼樣。但是實際上你去看,哪怕發達國家歷史上建立民主的過程,兩三百年前在法國、在美國、在英國,更不用說後來的德國、日本,它們建立民主制同樣是非常的艱難,甚至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甚至和今天來比,它們所激起的浪花比現在這些國家民主轉型激起的浪花還要大。
歷史上現代民主轉型最早的應該說是法國,美國和法國算一批的,但是法國的民主轉型至少在某一個階段內更徹底,因為它更早地實現了普選權。但是到1793—1794年的時候,大家也知道法國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你會發現,雖然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發達國家的、國泰民安的政治景象,但是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彎路,我書裡也講到了,1789年革命、1848年革命,什麼巴黎公社、一戰、二戰,等等。如果你站在1794年,你肯定就宣布民主死刑了;你站在拿破崙三世復辟的時候,你又宣布一次……如果你僅僅根據時事去判斷政治,你可以宣布無數次它的死刑,但它並沒有死。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我們判斷政治,還是要站得高一點和遠一點,才不會成為一個狗尾巴草式的人物。
通過時事理解政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新聞時事是報道事件,尤其是戲劇性的事件,但是其實歷史上很多非常重要的變化,未必是以爆發性事件的形式發生的。比如說我們看新聞,這裡爆發一個戰爭,那裡爆發一個颶風,這裡出現一個疫情等,它們都是以這種非常戲劇化的事件的形式發生的。但是其實歷史上很多重要的變化,是結構性的變化、觀念性的變化,它們未必是以一個爆發性事件的形式出現的。
比如在過去一兩百年,全球絕對貧困率從百分之八九十到現在可能10%左右,新聞不會去報道,或者說不會以一個非常聳人聽聞的方式去報道,不會說今年貧困率又降低了1.5%。即使報了也不會有太多人關注,因為它沒有人物、時間、地點,起因、發展、高潮、結局,沒有這樣一個故事性的結構,所以不會引起太多的關注。
又比如說教育水平的上升,還有一些文化觀念的變遷,這些東西其實對於左右歷史、至少左右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些事情可能不會出現在新聞頭條里,或者出現了你也不會太關注。
這也是我們要儘量擺脫時事偏見,才能夠理解歷史、理解政治的另一個原因。有的時候你要去關注結構性的變化,而不僅僅是新聞時事。
02.
普通人關心政治有意義嗎?
轉發就是力量嗎?
看理想:確實,最近也有一個新的詞、新的描述出現,叫政治性抑鬱,就是說關心政治越多,好像越容易產生這種心情。對於很多人來說,其實除了轉發好像什麼都改變不了,就是一種很無力的狀態。所以就特別想問您,普通人關心政治的意義在哪兒呢?
劉瑜:首先我並不覺得所有的普通人都要關心政治。我覺得在一個健康的社會,其實大多數人不關心政治是正常的,甚至是好事。我在書裡講泰國的時候也提到,那種全民都狂熱地關心政治、都被動員起來,是挺可怕的一個狀態,對於任何國家都是挺可怕的狀態。更不要說對於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因為政府無法滿足民眾所有的需求。
但是同樣正常的是,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裡面,總有一定比例的人,我也不知道具體是多少,比如說20%左右,他們會比較關心公共事務。在我們中國的傳統里——其實全世界估計也都差不多,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資源比較豐富的以及手握權力的這些人可能格外關心政治,也的確更有義務關心政治,因為你有更大的影響力,你就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這些人裡面,也有很多是普通人。
關心政治有什麼意義呢?你剛才說,除了轉發也沒有什麼作為,其實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在一個大眾輿論的時代裡面,輿論所形成的壓力,往往是改變社會最大的動力。有一句話叫“圍觀就是力量”——這種力量有時候甚至可能超過所謂的遊說集團、壓力集團、集體行動等。當然它確實需要到達一定的分貝,到達一定的熱度,才能夠引起一些改變。確實很多時候轉發也改變不了什麼,或者是轉發所能改變的東西很有限。
理解政治,很多時候也是一種知識上的樂趣,它未必能改變什麼,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我記得以前讀秦暉老師,別人說他憂國憂民、是知識分子裡面的大家……他就說,其實也沒那麼複雜,就是納悶,對很多事情納悶,納悶了之後想搞明白。我覺得很多時候哪怕你不能改變什麼,但是你理解政治是怎麼運轉的,你理解你在坐標系裡的位置,你活得更明白一點,這個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而且是有樂趣的。
03.
歷史是不斷重複的嗎?
看理想:沒錯,就是因為最近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事件爆發出來,很多人回看歷史,覺得我們在一個車輪的重複之中,所以從政治學者的角度來說,政治的歷史總是在重複嗎?還是說它是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的?
劉瑜:好像是馬克·吐溫說過一句話,我也不確定是不是他說的:歷史從不重複自己,但是它會押韻。當然沒有哪段歷史是完全一樣的,我在書裡面講到了,尤其過去兩三百年是非常特殊的,在整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和今天比。不說別的,明朝人均壽命是多少,現在的人均壽命是多少?明朝的女孩子在幹什麼,現在的女孩子在幹什麼?對吧?從這點來說,不可以輕易地定斷歷史在重複,好像今天是重複昨天,而昨天在重複前天。
但確實是,所謂“歷史會押韻”,歷史對現實有巨大投影,這個投影是不容易輕易被擺脫掉的。
比如我們現在講“網格化管理”。我前一段時間看一本關於秦朝的書,它裡面就講到,秦朝當時對人口的管理非常嚴密。如果這裡出現一個外來人口,你要登記他是從哪兒來、到這裡做什麼、住在哪裡、誰是他的擔保人。這不就是另一種“網格化管理”?包括秦簡裡面講,一個縣今年多少人去徵兵、被拉走了,多少人沒有走,原因是什麼,記得非常詳細。當然現在技術手段更發達了,所以它能夠更加得事無巨細,但是對人的管理邏輯是一樣的。
包括像我們講今天的中國,基建能力非常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非常強,你回溯到2000年前,看看秦朝修的國道直道、皇帝巡迴的路,包括運河,它的基建能力已經非常驚人了。所以歷史確實是有它“押韻”的地方。
其實美國也是,當然美國只有200多年的歷史,但即便200多年,也能看到它歷史的投影非常長。現在美國的槍支問題,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們200多年前建國時刻的民兵傳統。因為那個時候美國人的政治傳統是反對常備軍,認為政府如果有常備軍,有可能用來鎮壓人民,所以我們要有民兵制度,要武裝人民,來對抗這種政治危機。
問題是,現在美國早就有常備軍,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但是你看很多人在說到把武器給剝奪掉這一點上,是堅決不妥協的。這也是歷史的投影。到今天,哪怕他們擁有武器的初衷早就不存在了,因為你現在拿一個槍,怎麼可能對抗政府,對吧?怎麼可能對付政府的這些專業軍事兵器?但是他們歷史的傳承、政治的基因就是一直流傳到了現在。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對於現實確實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解釋,但是重複我覺得說不上。
04.
為什麼在很多情況下,
我們無法互相“抄作業”?
看理想:兩個問題問下來,我覺得大家也能感覺到政治確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又要用很多不同的思維或角度來看待。我就引用一句劉老師在書和節目裡面提到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政治並不是萬能的,從來就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配方,因為政治是有限的,我們還要考慮到政治與其他因素的化學反應。”
但是我們可能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在當下好像許多人以為自己找到了所謂正確的政治配方,對於這樣的現象,您怎麼看呢?
劉瑜:我想起一句話,說現在政治之所以讓很多人感到抑鬱,原因就在於智慧的人總是很猶疑,而無知的人總是很自信。所謂的找到正確的政治配方,其實哪有這樣的配方?
比如說2020年的時候,中國那個時候疫情確實治理得不錯,很多國家死了很多人,中國在死亡率上控製得比其他國家要好。很多人就開始說,“你看作業都放在這兒了,讓你抄你都不會抄”。但是,你的作業別人是抄不了的,為什麼?因為它的土壤跟你不一樣。它的政治土壤,它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和你不一樣。
最簡單來說,中國這種抗疫模式的成功,一個前提條件是中國有很多基層組織——10多萬個居委會,無數的社區、街道、黨員基層組織,等等,這個全世界其他國家哪有?他不可能去抄這個,不可能臨時說建就建10多萬個這樣的基層組織。
包括社會文化也不一樣。中國人總體來說是非常溫和的,讓我們戴口罩就戴了對吧?但是你想,比如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有這種情況,就是一個口罩就可以引起極大的政治撕裂。憑什麼非要讓我戴口罩?為什麼要強制我戴口罩?這就造成了巨大的撕裂,更不要說打疫苗這樣的事情。所以你的作業別人是抄不了的。
05.
藝術和政治可以分開嗎?
看理想:下面一個問題是最近發生的一個事情,就是戛納電影節開幕式上,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去做了一個演講。許多人認為應該讓藝術遠離政治,您對這個觀點是怎麼看的?
劉瑜:藝術不太可能遠離政治,說這個話的人,實際想表達的意思是,我不喜歡的藝術應該遠離我不喜歡的政治。你想想看,哪怕是在中國,比如說這些年拍的主旋律電影,《長津湖》《我和我的祖國》《建國大業》等,它們遠離政治了嗎?沒有,對吧?包括我們的很多主旋律歌曲、主旋律漫畫、主旋律文藝作品,都沒有遠離政治。那些批評澤連斯基不應該參加戛納電影節的人,他們會批評我們不應該拍《長津湖》嗎?未必。
我覺得藝術和政治是不可能分開的。如果一定要分開,那種完全去政治化的藝術,當然有一些我相信也有它的價值——但是如果刻意地遠離政治,所謂的純藝術,其實也有它的政治立場,它的政治立場就是一個保守主義的立場,因為我對現實不做任何的批評,不做任何的判斷。
其實我覺得更可怕的並不是藝術和政治有所結合,而是我們只能用一種方式讓藝術和政治結合起來,藝術失去了多元性,失去了它在歷史上很多國家承擔過的這種批判性的功能。
06.
為什麼當下越來越多人感受到“不平等”?
看理想:下面一個問題其實也是書裡面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平等。您在書裡和節目都提到說所謂當代的不平等,您怎麼看待現在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打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的敘事?
劉瑜:對,我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了。好像是過去一兩年開始的,包括我自己在學校里上課跟學生對話的時候,也發現學生的語言系統有了一個微妙的轉化,他們越來越多地引用一種像是階級鬥爭的話語。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確實是現在年輕人太難了,卷得太厲害了。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新聞說,北大的物理學博士找到一個城管的工作,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大材小用。當然也許城管其實也不是那麼好干的,可能幹好也不容易,作為起點也沒什麼問題,但是確實是和很多人對於北大博士的預期是不一樣的。
說實話,在很多方面,我們這些所謂的70後、60後真的是非常幸運的一代。我們走向社會的時候,中國剛剛開始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也不久,所以很多領域一片空白,沒有很充分的競爭,所以大家都是隨便做做,好像就成了什麼鼻祖、老總、行業的先驅,等等。
但現在的年輕人,只能在龐大的機器裡面卡到一個非常小的螺絲釘的位置上去,連這個工作都不一定能保住,朝不保夕。所以他們那種艱難我覺得也能理解,因為這種艱難產生的怨恨,我覺得也是能理解的。
年輕人必然是有一點反叛精神的,因為反叛才能夠感覺到存在,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在目前來說,幾乎是唯一可以被允許或者說被鼓勵的抗議和反叛,所以矛頭都指向了資本家、有錢人這些。
但是就我個人來說,雖然我能理解情緒的源頭,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退步。因為這種思維方式里包含了一種挺可怕的“零和博弈”思維,就是一個社會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一定是我得到你得不到。前幾天,吳曉波老師的一篇文章(《我們這是怎麼了》)在網上傳得挺廣的,裡面就講到最近由於各種原因,很多企業家心灰意冷。然後我看下面的跟帖里,一些年輕人說,正好他們不幹了,我們來干!這些人占的地盤占得太久了,意思是讓給我們還更好。
這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維模式,似乎這個餅會一直在那裡,而且一直以同樣的總量在那裡。他就沒有想到,一旦企業家被污名化,一旦企業家的產權得不到保障,一旦企業家精神萎縮,其實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並不存在說,企業家已經被污名化了、萎縮了,你還可以在這裡占領同樣的地盤,並不是這樣的。前兩天我在網上看到,今年好像幾百萬上千萬大學生畢業,但壞消息是,老闆都沒了,大概是這個意思。當然可能有點誇張了,但是不管怎麼說,抱有階級鬥爭話語的年輕人要意識到這種零和思維的問題。
我小時候也接受過這種話語的教育,但是後來發現,這種教育、這種你死我活、你退我進的零和博弈思維其實是挺可怕的。我記得小時候印象很深的一個批評資本主義的說法是:你看,他們寧可把牛奶都倒到大海里,也不分給窮苦老百姓吃。
這個說法的假定是,如果我們消滅了所謂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市場經濟,牛奶還會在那裡。但問題是,你一旦消滅了資本家階層,消滅了利潤,消滅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不被倒進大海的牛奶本身可能就不會被生產出來。所以你不能把這個社會擁有的資源的總量作為一個給定條件,這個條件其實是一系列其他前提的一個結果,而且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結果。
07.
如何看待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
看理想:去年(2021年)福山的《身份政治》(中文版)出版的時候,您為他寫過推薦序。我們可以回看,比如說從2016年特朗普上台,越來越多的學者就注意到了美國國內的這種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正是基於此福山才寫下《身份政治》這本書。但是到後來的 Black lives matter,到美國民眾衝擊國會山,使得美國政治極化好像愈演愈烈,有人會將它視為美國民主衰落的標誌。對於這個觀點,您怎麼看?
劉瑜:首先,美國政治極化這個事情也不像有些人看的那麼簡單,當然,美國政治的確在極化,其實我看美國研究的學者會區分兩種東西:一種叫affective polarization,還有一種叫ideological polarization。其實美國真正發生的是affective polarization,是情感上的極化,而不是觀點上的極化。如果你去做民意調查,至少有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比如說他們對槍支問題、對醫療保障問題、對同性戀問題,整個社會的不同陣營的觀念差距並沒有擴大多少。
但所謂的情感兩極化指的是什麼呢?儘管這個差距可能還是那麼多,但是引起的仇恨要大多了,相互的不寬容、相互的怨恨憎恨在激化。像他們有民調,你願不願意你的孩子跟另外一個黨派的人結婚?這樣的比例可能在急劇地縮小。這裡面當然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說跟美國的政黨制度、選舉制度,跟美國政黨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生的政黨重組,還有包括全球化、選區的重新劃分等這些因素都是聯繫起來的。
剛才你的問題,其實更多想問的是這種極化的後果。當然,一方面,確實是當情感極化到一定程度,可能是非常危險的。我記得前兩年大選的時候,有一個民意調查,當時我看了還嚇了一跳,大概意思就是問兩黨的民眾,你認為對對方使用暴力在某些條件下是不是可以被認同的,是不是合理的。我不知道這個調查的代表性怎麼樣,但是在這個調查當中,大概有1/3的人——雙方都有1/3的人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暴力是合理的。這就非常危險了,恨不得戰爭都有可能爆發的那種感覺。
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也不要太高估這種極化的危險。從美國的歷史來說,極化比現在嚴重得多的情況,都是有過不少次的,無論是像南北戰爭——都爆發戰爭了,對吧?——還是說像20世紀60年代,當時像燒車、街上暴亂其實比現在還要嚴重得多。包括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時候,美國也有所謂的紅色左翼浪潮的興起,也有很大的政治撕裂等。觀察這個制度,你會發現,從歷史上來說,它還是有一種浴火重生的能力。現在這種極化的程度,這種社會撕裂的程度,至少和南北戰爭還沒法比,對吧?如果說南北戰爭這個坎他們都能邁過去,那憑什麼特朗普這個坎他們就邁不過去,對吧?
所以沒有必要太高估這種極化會不會成為民主衰落、終結的標誌。而且事實上,美國在過去幾年,我覺得它有一個回調,包括特朗普的敗選、拜登的上台,包括美國現在對過度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的一些批評和反思,都是極化的回調。最近馬斯克購買推特,至少從他個人來講,我認為動機其實主要不是經濟上的,主要就是他認為一個公共平台應該有更多元化的聲音。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允許一個民主制度繼續有自由的元素在裡面,它其實可能有一個自我糾錯的機制和自我回調的能力。
但是前提是,社會的確要允許自由的討論,為什麼過度的政治正確會是一個問題?就在於它會大大縮小我們討論問題的半徑。當然,政治正確在歷史上是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的,但是我個人覺得,現在確實應該去反思它是不是走得太遠了。變成一種杯弓蛇影的狀態,就會限制我們思考的半徑、政策的半徑,對於制度演化的空間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08.
政治態度不同的人能談戀愛嗎?
看理想:我也想把這個問題稍微拉回到我們身邊,政治態度不同的人可以談戀愛嗎?因為聽您剛剛講,所謂意識和觀念的對沖好像很強烈,不管是情感化的還是怎麼樣的,比如說,我們和家人、和摯友有非常不一樣的政治態度的時候,應該怎麼相處呢?
劉瑜:我覺得談戀愛肯定是不行。一個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和一個沒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可以談戀愛,但是兩個人都有強烈的政治立場,並且政治立場相反,是看不到談戀愛的希望的。政治立場的背後是什麼?是三觀對吧?當然,並不是所有時候人在公共領域裡的觀念和私人生活里的觀念都是相通的,但它肯定有很大的相通性。
比如說,一個政治上的國家主義者和一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對子女的教育理念肯定是不同的。一個國家主義者,我相信他肯定更傾向於成為虎爸虎媽,一個自由主義者可能更傾向於(帶孩子)放養,就像我這樣的人基本上是放養。又比如說,一個政治上講究平等的人和一個政治上講究所謂的等級差距的人,他們對待男女關係、對待女性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那些相信等級差距的人,可能認為女性作為一個賢妻良母,這就是她的天職,這是一個和諧社會的前提,或者說是一個和諧社會的標誌。對於一個認為人與人應該是相互平等的人,他對女性的理解可能就完全不是這樣的。
所以政治觀念非常不同的人,哪怕他們在生活中可以做到完全不談論政治,他們在生活中還是會發生很多的衝突和矛盾。所以他們談戀愛結婚是很難的。
但是家庭沒辦法,因為你可以選擇你的愛人,但是你不能選擇你的父母,不能選擇你的哥哥姐姐。但是,好處是什麼呢?好處是成年以後,你跟你的父母也好,跟你的哥哥姐姐也好,跟你的七大姑八大舅也好,不用每天相處,對吧?你跟你的戀人、跟你的配偶,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須朝夕相處。但是既然你跟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七大姑八大舅並不需要天天在一起,那麼你可以通過迴避談論政治,化解掉很多矛盾。
在中國來說,我覺得代溝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個很有意思,一般來說,很多時候是年輕人更自由化、中老年人更保守,但是在中國某些受過教育的階層裡面有可能是相反的。我確實也聽說過不少這樣的事,孩子更保守,父母更自由化,也有這種情況。對我來說,在我的家庭里,我顯然更自由一些,我父母更保守一些,我們就不談論政治,儘量不談論,當然他肯定要說,說你就聽着,不斷地點頭就好了。我覺得有些東西可能比所謂的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更重要,沒必要在所有的關係中都要弄清楚誰對誰錯、誰是誰非。
09.
《可能性的藝術》一書中,
哪些章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國際政治狀況?
看理想:想請您特別推薦一下在《可能性的藝術》這本書或者節目裡面,有哪些章節可以供讀者回顧,能夠幫助理解今天的國際政治的狀況?
劉瑜:我覺得挺多的。一本書寫出來,肯定是要不斷地接受現實的檢驗。如果說對了,一些說法、觀點也許就被加固了;如果說錯了,那就調整,對吧?這種所謂的實證研究或者說實證性的學說,肯定是要接受時間的檢驗的。過去兩年來,我這個音頻節目做完之後,在不少時事發生的時候,我會回想到當時我寫的那些東西,覺得對於理解當下的一些情況還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比如說,2021年塔利班打進喀布爾的時候,很多人感到很震驚,說美國那麼強大的國家打了十幾年,怎麼還干不掉塔利班這麼一個游擊隊,這麼一個草台班子?但是我在分析阿富汗的文章裡面,就說到阿富汗的社會條件、地理因素、族群結構、宗教背景等這些因素。
我在書裡面也講到國家能力來自哪兒,講到戰爭對於國家能力的塑造,講到為什麼戰爭有利於國家能力的塑造,因為戰爭會促進財政能力、後勤補給能力、基建能力,包括官僚組織能力的建設,就是倒逼這些系統的建成,這些一旦落地生根,就成了國家能力。
那為什麼阿富汗打了這麼多年仗,它的國家能力還是不行?其實我在那個文章里也講到,因為阿富汗打的始終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理戰爭。什麼意思?它使用美國的槍炮,使用美國的軍事指導、美國的經濟資源,這有點像什麼?你騎車本來是可以鍛煉身體的,但如果你騎的是電動車,並不是你自己在發力,其實你是鍛煉不了身體的。
阿富汗打了這麼多年仗,從美國入侵以來,它的中央政府始終就扶不起來,這跟它始終處於一種代理戰爭的狀態是有關係的。所以某種意義上說,雖然塔利班的捲土重來,對於美國來說,它在阿富汗的整個援助,包括軍事援助,是失敗的,但是美軍的撤離對阿富汗自身來說未必是壞事:它就開始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問題,由他們自己的人來面對自己的問題。這樣不管是誰贏誰輸,至少是鍛煉自己的國家能力、鍛煉自己的制度建設,等等。
還有一點,講到阿富汗的時候,我也講到剛才我們談到的政治的有限性。我覺得阿富汗是一個典型,它缺乏很多制度存活的土壤。你想想看,我們現在講美軍入侵阿富汗,給它輸入所謂的民主不行,但是在過去40年,阿富汗實驗的豈止是美式民主,它實驗過蘇式民主,實驗過神權政治,也實驗過所謂的君主立憲、共和等,都失敗了,不是一種制度失敗了,而是就像我在書裡講的,神農嘗百草式的制度實驗都失敗了。所以這個案例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政治的有限性,就是政治制度、政治作為,對於改變一個社會、改變一個國家歷史軌跡的作用,可能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麼大,因為還有其他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族群結構的這些因素,有些時候它們的作用可能更大。
雖然我是學政治學的,一般每個學科的人都願意強調自己的學科有多麼重要,但是說實話,我越研究政治,越研究政治與其他因素的關係,越覺得不能誇大政治的作用,它不是萬能的。講到阿富汗這篇文章,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像我在書裡面講到“平庸之惡”。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其實想講的核心觀點是,不存在平庸的惡,平庸的惡背後是激進的惡,這個我也是引用別人的一句話。什麼意思呢?如果沒有權力的翅膀,每一個普通人所能做的惡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乘以權力的係數以後,這個普通人、平凡人所做的惡就可能變得非常駭人,變得非常恐怖。權力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是一個放大器,它會把小惡放大成大惡,而且它有一種塑造意識形態話語的能力,或者簡單來說就是洗腦的能力,它會使惡看上去變成是善,這個是平庸的惡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