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压迫手记

几年前读到胡兰成时，从他那儿听说了台湾的女作家朱天心以及她的《击壤歌》。

有书友读罢《击壤歌》连声叫好。

最近终于读了一遍，2010年台湾第二版的《击壤歌》。据朱天心的自序，说是三十年后的再版，那么该书的第一次出版大约是1980年了。

我直奔正文而去。读起来很流畅，偶有生涩的段落，所幸都不是太长。近乎一口气读完了。

一个感觉：书中提到明人宋濂，引述台湾中学课本说他“濂文神思飘逸，词情典瞻，惟才高辞富，不忍修剪，故其文或不免繁芜之累。”

读完全书，觉得评论宋濂的这一句或者用在《击壤歌》也颇恰切。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思想飘忽不定，不爱读书，但爱读闲书、有观点、记忆力强、在高中数年经受着台湾“联考”（猜类似中国的“高考”）的压力，为了未来而被迫备考。然而高中生活不仅有备考，还有别的，还有读闲书、看电影、和同学们、朋友们东游西荡……

“荡”似乎是出现极为频繁的一个词，很有校园生活的情致。《击壤歌》如果简单化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位台湾女生的高中回忆录。

然而为什么命名为《击壤歌》呢？

《击壤歌》出自西晋皇甫谧写的一本史书《帝王世纪》。原书已轶。我在网上查到一则比较完整的引文：

《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梅注：“《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击壤，不是望文生义的“拍打土壤”之意。据《辞海》，“壤”是一种游戏之具。所谓击壤，就是玩游戏也。于是，击壤歌就是游戏之歌。

击壤歌的歌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体现的是老百姓对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满意态度。

那么，问题就来了：朱天心的《击壤歌》究竟是把高中三年视为“游戏”？还是视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呢？

我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曾经在”游戏“与”劳作“之间摇来摆去。因为很显然，朱天心的书对于台湾高中三年生活的叙写把两者都写到了。而且，明显的，作者和绝大多数台湾、中国的高中生一样，视读高中为劳作。然而青春年少，高中生的生活不可能就是上课、做作业、读教科书、备考、补习，等与读书备考有关的事情。

游戏的生活，”荡“的生活，社交活动似乎是《击壤歌》的重点。那么多少男少女，在少女朱天心的高中生活中来来往往。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与叙事者“我”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除了同龄人之外，老师、父母、“爷爷”（胡兰成），乃至那个年代台湾的书籍、作家、电影，等等，一切与“我” 相关的文化生活都通过一个台湾高中女生的视角得到了有时不免“繁芜”，然而总体而言”神思飘逸，词情典瞻“的呈现。

“繁芜”的段落之一：最明显的是有一段关于“国父”（孙中山）的政治理论的议论，颇有小孩半懂不懂学大人说话的味道。考虑到胡兰成有住在其家、充当其家庭教师角色的历史，少女朱天心的这段啰嗦而缺乏逻辑的论述大概率是胡兰成灌输之后的转述而已。与全书的文风有明显冲突。十七岁的朱天心毕竟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

“繁芜”的段落之二：是关于禅宗公案的解读。我之前读过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于是发现：《击壤歌》有一段公案几乎是照搬了胡兰成关于那一则公案的解读。十七岁的少女对于禅宗公案那种思想游戏半懂不懂完全可以理解，至于照搬老师的论述到自己的文章或书中，实在大可不必。或许是出于为胡兰成（被当年的台湾政府半封锁）抱打不平之故，然而从整体上看，又一次破坏了叙事风格的一贯性。

当然，以上批评只是指出《击壤歌》的”瑕疵“，总体而言，该书显然是一块”白璧“，其光辉不是一两点”微瑕“可以掩盖的。

读《击壤歌》，让我联想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高中生在”改开时代“的高中生活，特别是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中国高中生们。

共同点：都是处在国家比较开放的年代。教育体制都依然僵化。老师依然中规中矩。然而读闲书的话，有各种新鲜的思想、文学、影视作品在社会上风行。高中生的备考压力都很大，但是在思想、言论上有很大自由。

不同点之最大一点：国家不同。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国。虽然少女朱天心或该书的叙述者依然怀有“反攻大陆”的理想。然而那时候，两岸分治的状态已然持续了三十年左右。两岸是不同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稳固的事实。少女朱天心“反攻大陆”的理想既有台湾政府教化的影响，也有家庭的影响。对于不成熟的高中生来说，政治观念的易受影响倒也不奇怪。

第二点：时代不同。《击壤歌》写的是台湾七十年代高中生的生活。类似的生活在大陆要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之后才出现。

第三点：开放和自由的程度不同。且不管年代不同，试着平行比较一下，把台湾的七十年代比中国的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零零年代比较的话，台湾比中国还是要自由许多、开放许多。

朱天心当年可以看到的西方国家的电影，中国高中生即便在”改开“的三十年也未必能接触到。朱天心当年可以读到的书，中国高中生即便在”改开“的三十年中也大多读不到。

台湾出了朱天心，十七岁就写出了这本《击壤歌》。中国呢？出过一个韩寒，居然还是其父捉刀的。其它所谓青年作家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书。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今天，缺乏自由的中国与自由获得制度保障的台湾之间，在创造力、艺术创作之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大。相信有一天，我们将在台湾看到华语文学文化的伟大复兴。到那时候，或许朱天心“反攻大陆”的理想可以在文学、文化、思想领域上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