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

“现在的美国人通常认识不到宗教的极端重要性。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旅行时就非常关注宗教在建构独一无二的美国文明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认为这是一种作为现代自由人出现的文明。关于宗教对美国的重要作用，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如果不再虔诚，美国的伟大就将终止——

▌托克维尔的第一印象：宗教引发的伟大政治

“在我到达美国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我在那里待得愈久，我就愈能感受到由这种新事态引发的伟大的政治后果。”

“在美国，宗教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的管理，但它肯定地被认为是他们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有一种真诚的宗教信仰——为了谁，才能去探索人类的心灵?——但我坚信，他们认为对于维护共和政体来说，它是必需的。这种看法，对市民阶层或一个党派来说，并非罕见，并且它属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等级。”

▌信仰并非与自由为敌，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紧密相连

托克维尔指出：“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但在美国，我却看到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接着，他指出美国的早期殖民者“把它们作为一种基督教的形式带进了新大陆，这种基督教，除了把它称之为一种民主与共和的宗教，我无法用更好的名称来描述它。这对公共事务中，共和与民主政体的确立有极大的帮助；从一开始，政治与宗教就结成了一个联盟，该联盟从来就没有解散过。”

然而，他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宗教约束下的政治结构是不同教派道德教义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非某种国立教会的政治压迫。他说：

“在美国存在的教派(不同的派系)是数不胜数的。在涉及由造物主引起的崇拜方面，它们表现得完全不同；但当涉及人对人肩负的那些责任时，它们的一致性立马就体现出来。尽管每个教派都以它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崇拜神祇，但所有教派都以上帝的名义来宣扬相同的道德法则……美国的所有教派都被包括在基督教的大一统中，基督教的美德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与美国相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它的基督教能够保持对人的灵魂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令托克维尔吃惊的是，自由与宗教能够以一种如此和谐与井然有序的平衡结构融合在一起。他写道：

“虽然法律允许美国人去做他们乐意做的事，宗教信仰也会阻止他们做这些事的想法，禁止他们去做那些鲁莽与不公正的事情。”

“在新英格兰，每一个公民都接受人类知识基本概念的教育；此外。他还接受他宗教信仰的教育、他的国家的历史与其宪法主要特征的教育。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你很少会发现一个对这些事情不了解的男人，一个对这些东西全然无知的人实属罕见。”

托克维尔看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内聚力的特征，这种内聚力来源于美国的不同教会。在注意到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似乎渴望维持“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之后，他仍然观察到，他们对公众生活的道德与习俗都共同有着一种巨大的影响。这一点间接地反映在法律的制定中，且最终固定在美联邦的道德与政治风气上。因此，他写道：

“这与欧洲的情况是那么不同，在那儿，神职人员几乎总是属于国家教会，并且拥有一定的权位。他写道：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把基督徒当作政治上的敌人，而非宗教上的对手来进行攻击；他们憎恨作为一个(政治)党派观点的基督教，远胜于作为一种错误信仰的基督教；他们排斥神职人员，很少是出于他们是神的代表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同盟者。”

他指出，在美国，尽管神职人员在政治上与政府保持着一种分离状态，然而他们却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坚定性，这种坚定性允许政府去促进社会的繁荣。换句话说，教会与国家是分离的，但国家与宗教却相互联系在一起。

神职人员鼓动自由与道德的热情对面临危险趋势的公民提出警告，教会维护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的作用，促使托克维尔做出了以下评论:

“美国人在心目中把基督教与自由的观念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要让他们接受一个，拒绝另一个是不可能的……我了解到那些由美国人组建的社团，把福音牧师派往新建的西部各州，在那儿修建学校与教堂，害怕宗教信仰在这些偏僻的定居点消失，担心新迁到那儿的人不会像在原籍一样享受自由。”

托克维尔这样说道:

我在她宽广的海湾与丰富的河流寻找美国的伟大之处与精髓所在，但它们并不在那里；

我在她肥沃的田野与无垠的草原寻找，看不见它们的影子；

我在她富有的矿藏与巨大规模的世界商贸中搜寻，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直到我去美国的教堂，聆听她燃烧着正义激情的布道。我才理解了她精神与力量所在的秘密——

美国的伟大是因为她的虔诚，要是她不再虔诚，那美国的伟大也就终止了。(伊兹拉·塔夫特·班森:《上帝、家庭、国家：我们的三大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