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淡化了意识形态后，目前没有人提马克思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那一套东西，共同富裕比较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抽象理论就接地气多了，但毕竟共同富裕太宽泛。

如果用三民主义解释容易形成华人世界的共识。

中国已经实现了三民主义中的两项目标。

首先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与美国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就是国力对比，体现在军事上与美国在争夺第一岛链的优势。GDP,科技，产业即市场竞争力，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话语权等。

其次民生主义的目标就是举国体制也可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比较的是精英政治，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福祉和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

西方是资本与官僚的博弈中，资本优势明显，资本通过代议制、律师和司法权实施统治，依据法治和程序原则展开公平竞争，资本的扩张需要自由开放的市场，资本的贪婪不受制约需要小政府，资本控制的体制导致美国1%的富人占据90%的财富，资本的趋利导致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股市与实体经济脱节造就虚浮的股价。

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出现了资产阶级，民营经济具有“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权力的傲慢与资本的贪婪所产生的博弈，资产阶级想通过自身的力量控制或操纵权力，搞西方那一套代议制民主完全没有可能，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一群官僚，拥有中国智慧和举国体制优势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素质治国精英，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高质量生产力等等都得到印证。

中国的中央集权是有历史传统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完善的大国治理经验，中国智慧是西方社会制度和传统官僚手段的结合。

新加坡历史学家王庚武研究得出，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小型政治单位”传统：我们看西方在古典时代是小城邦，到了中世纪仍然是封建小王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展为小型民族国家。

范勇鹏的研究成果是西方比如美国，没有大规模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联邦制，代议制，选举制产生的三权分立是一群小国拼接成一个大国而设计的，其中议会最容易滋生党争的地方，全国性的政党的出现，在统一地方性利益之争转化为全国性的党争，

就是规模和秩序的矛盾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带来了很多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西方的宪政出现的如瑞典社会主义化改革，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解决了造反问题被世界各国统治阶级接受并推行，彻底稳定了底层民众的暴力革命问题。

资本的扩张带来了国际化和全球化时代，宪政带来了公民社会，公权力中公共事务的参与，更不用说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是全球性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如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完全西化的大有人在，台湾就是完全的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这一中国特色宪政道路退化到完全接受西化及西方价值观的社会。

完全否定西方价值观及体制也是一种极端，也不会被人接受的。

程序正义，普世价值，人权，自由，平等等这些不是毒药，是接地气的普遍被全世界人民接受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虽然会通过凭空捏造或改造利用来攻击中国的体制，但你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精英的国家治理水平远远高出西方精英。中国是一个大国，大一统形成了中央集权传统，郡县制，内阁制与地方乡绅自治、科举制等紧密嵌合，都是官僚统治和管理一个大国的经验积累，因此中国官僚更善于中央集权管理一个大国。除中国之外，历史上各文明各民族构建大规模政治制度的经验都非常稀薄。进入“人民主权”时代之后，传统的统一模式大多宣告失效。所以联邦制应运而生，为异质人口整合为大规模共同体提供制度路径、为地区性超国家共同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为消除暴力冲突提供了一种方案。

你不管用专制，集权，威权，极权等等这些名词攻击，用中国威胁论，崩溃论来预测，中央集权的政府所推行的五年十年以上计划，中期，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在中国都稳步推进，西方政府连短期目标都难以实现更不要说长远的目标，代议制选举体制，多党制党争不绝。

一党制反而避免了无休止的多党制带来的党争，在国家治理方面显示出优势。大国治理表面上看解决的是规模与秩序问题，实质是权力分配，利益博弈。

范勇鹏指出中共的自我修复机制，实现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这个千古难题。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保持制度不僵化、权力不腐败、阶层不固化、社会不动荡、人民不分裂、文化不堕落，都是非常艰巨的考验。如果做不到这几点，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而中国共产党都做到了。

真的做到了吗？

只要阶级存在，就有特权存在，何况老百姓嘴上痛恨特权心里还很羡慕。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永远存在，统治阶级永远是少数否则就不是精英，人民永远是多数否则就没有老百姓了。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党内，西方价值观已普遍被认可，“56789”的资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博弈，权力的傲慢与资本的贪婪所产生的博弈，资产阶级阶级想通过自身的力量控制或操纵权力，搞西方那一套代议制民主，寡头操控，胡温时代达到顶峰，习近平为代表的官僚阶级进行了打击，一系列举动官僚把企业家当胡雪杨，养猪和捞浮财心态碰到了强烈抵制，因为大的资本或企业背后有国际资本的参与，政府不可能做得予取予求，何况大量外资，合资企业看着。

统治阶层既得利益者中大量涉及“56789”的独角兽企业。

习近平说中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这是习的理想主义，所谓不忘初心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

比如第一，每当承平日久，制度腐朽，我们就会陷入“历史周期律”。

第二，大规模国家带来的长期和平，它是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和平是个好事，但是问题是如果只有我们和平，别的国家在不断地进行战争，在催化（技术）进步，就会反过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

第三，过于重视秩序，也会抑制思想和文化的创新。

第四，回顾历史，限于前现代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国家也没有能力对社会进行有效地治理，所以这种大国维持稳定秩序的状态，就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不断地拉远，在互相疏离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就产生了地主乡绅这些人上下其手的一个缝隙。所以我们看清末改革到民国建设，都是离不开这些基层地主乡绅，但是这个阶层又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来建设国家，反而自己会成为纷争之源，加剧了军阀割据、匪患泛滥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使中国又一次陷入大争之世，生灵涂炭，几至亡国。

毛主席提出的“自我革命”，人民民主的解决之道，人民民主使人民和国家融为一体，须臾不可分离；而自我革命使党永不懈怠，勇于日新，永葆党和国家机体的健康生机。

范勇鹏研究成果：按照古典定义，民主的原义是“人民的统治”，对应的是“精英的统治”，而代议制毫无疑问是精英的统治。

古典民主有两个特征，其一，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其二，多数决定。所以亚里士多德称雅典民主就是一个“数学概念”。代议制显然既非直接参政也不一定能保证多数决定。事实上，在制定美国制度的过程中，人们并不看好民主，或希望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麦迪逊就曾直白地讲，民主政体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民主是动乱和争论之源，将亡于夭折。从政治思想史来看，几乎所有欧洲思想家都认为代议制与民主是不同的政体类型。从代议制发展史看，代议制的主要特征是选举和代议，而选举和代议均是源于贵族制，也一直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因而，它与自由有关，与民主无关。是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美国宪法设计的新政体是代表制与民主制的嫁接。如果代议制就是民主，潘恩又何必将代表制与民主制并称呢？

其次，代议制和选举制的权力来源于下，故必然会向下负责。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政府的民主性和责任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对社会的回应。但是“专在上”和“专在下”均有弊端。合理的制度应该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统一。美国今天在立法和政策方面的“专在下”弊端日益严重，甚至地方分裂主义也有抬头之势，便是封建性遗留所致。

选举和代议制对于资本、利益集团及各种政治势力天然缺乏免疫力。资本所掌握之国家，必然会建立代议制，因为这最符合资本间接统治国家的需要。但是现代大众政治的崛起，使代议制不可避免地与选举权扩大相联系。在掌握媒体和金融的情况下，资本一般可以使选举不失控，保持独享国家权力。但是有组织的现代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甚至无组织的民粹力量也同样可以使用选举制度将自己的意志输入至国家政治权力之中（特朗普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控的结果）。

除了传统的资本家、金融集团、军工复合体、媒体势力外，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是否会带来新的封建性集团？维系统一性的制度，需要未雨绸缪地思考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算法之类新技术因素的应对方法。这是人类未来政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回到中国的问题，中国已经实现了三民主义中的两项目标。

第三个目标-民权主义目标是实现县一级自治的公民社会。

中国的问题不是家长制和一党制，是公权力没有划分边界，是没有搞清楚统治权和地方自治权分属于上层社会和世俗社会，没有明确的界定。

1，官与民的界定

假如处级以上的精英阶层是属于统治阶级，县长以下的就是被统治阶级，处长以上统治者和县长以下为人民，官与民划分界限。

2，官与民等级划分。

处长以上为官，包含处长以下不能称为官，民权体制中处级以上的级别才称得上官，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级即县长都是人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为人民公仆，县长到村长不是官，是为人民服务的，管的是世俗的事务，公共事务人民有权参与监督，只有认识到公民社会就是世俗社会，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形成。

精英治理处级以上的行政区域叫政府，所雇佣的处理事务的叫公务员。

公务员不是官，是办事员，是政府雇员采用雇佣制，签订雇佣合同。

县为地方自治县，除了人民公仆外，办事员即公务员和社区志愿者组成。

人民代表参加竞选县级民意代表，自动成为监督党党员，行使人民监督权。因此县级以上的为执政党，县级以下的为监督党。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和政协到全国人大和政协由执政党决定如何改革。

只有地方自治才能建设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地方自治也解决了授权，政权的合法性，才是真正的程序正义。

3，大政府与地方自治权的划分

现实告诉我们，人民参与不了国家大事，只有到了一定层次，达到一定高度才能正确认识和决策。同样精英管不好地方事务，因为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越来越脱离人民，而县长这个层级刚好，一县之地就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属于地方事务的范畴，参与式民主也能实行。世俗社会就是大社会，多数公共服务属于地方事务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社会矛盾也多数存在于此。

中国出问题最多的就是处级，县长是执政党任命的，只对上级负责导致权力无边，无法无天，普遍有捞浮财的冲动，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地方自治是人民用选票决定，县长以下人民公仆要对选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满意和不合格就会落选还怎么敢称王称霸。

就算出了问题也怪不得统治者，都把权力下放了，也就没有责任。谁让这个县的人民选出一个贪官污吏。发展的不好谁让这个地方的选民选出一个无能的县长。

4，为什么要以县来划分权力边界？，

孙中山曾分析联省自治与分县自治之利弊“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故联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也。至言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盖县之范围有限，凡关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见闻较切，兴革必易，且其应享之权利亦必能尽其监督与管理之责，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无实，复有府道界限之争也。分县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乡区域之分，然其范围狭小，人民辨别较易，以其身家攸关，公共事业之善否与是非，当不致为中级社会所壅蔽。且因其范围不广，故其对于中央必不能脱离而称独立也。至如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吾之主张联省不如分县者以此，当世明达必有决择也。

再看薄熙来在四川搞的那一套，俨然是一个四川王的存在，而地方自治后，省管不了地方事务，失去了军阀化的基础，如今要实行大市场战略，其最大障碍来自省级，省级又牢牢控制着县级，地方自治就是一种公权力的碎片化，省级对地方最多是按照国家战略进行协调和国家政策的落实。

地方自治也有利于中央集权，发挥原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县来划分权力边界就避免省级军阀的出现。

5，地方自治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出现了资产阶级，民营经济具有“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权力的傲慢与资本的贪婪所产生的博弈，资产阶级阶级想通过自身的力量控制或操纵权力，搞西方那一套代议制民主完全没有可能，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一群官僚，拥有中国智慧和举国体制优势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素质治国精英，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高质量生产力等等都得到印证。

权力的傲慢体现官僚对资本的予取予求，养猪心态就是官僚传统思维的体现，但资本的国际化，市场的全球化让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胡雪岩任由你统治阶级宰割，家长制最大的习惯就是权力的恣意妄为，但独角兽企业背后的国际资本力量，在中的外资和合资企业这些资本的力量让统治阶层也做不到予取予求。

权力和资本的博弈，极端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合作共存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放弃任何对中共统治阶层的统治权的不切实际的企图，比如组建以夺取统治权，执政为目的的传统政党，不改变一党举国体制换取中共从县级公权力退出，实现县级地方自治，资产阶级作为人民阶层联合知识分子，参选一人一票的县长选举，估计会占有多数县长位置，为了制衡资本家的贪婪，中共支持人民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对县长以下人民公仆进行监督。

由于人民做主，实行民主制度，地方就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富人，资金也不用出逃，只要不违法犯罪，就不用害怕，一人一票人民子弟个个有当县长市长，镇长区长，村长居委会主任的机会。

6，地方自治也是思想的自由港

地方自治实现公民社会，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彻底结束潜规则，一切都是透明的，公开的，自由，平等，人民的活力，创造力才会被激发，只凭本事能力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没有阶级固化，做好合格的县长就能进入统治阶层追求更高的自我实现。

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一党制，家长制就是民意的体现，只是一种治国方式。

没有人民一人一票选举县长的地方自治权，一党制，家长制就是专制，独裁，永远恐惧在被沉默的多数中，中国权力社会官员权利无边才是不安全感的根源。

地方自治，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无墙无关键词的网络世界，但绝不是造谣自由，说谎自由的无底线自由。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政党政治的弊端，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