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德

1990年三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整个中国开始了一场“党员重新登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新一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把那些与党离心离德，同情六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党员统统赶出党内。我所在的辽宁省委党校开始“重新登记”后，我成为被批判的首要对象。从四月六日到七月十六日，先后被迫检查四次，最痛苦的时候，想跳楼自杀。

我1974年九月十三日入党，那时才十九岁。十五年后，我清醒了，最后告别了共产主义。

1.    四月六日：

四月六日，我们哲学教研室党支部开始了自我检查，我排在后面发言。那天，我讲完后（要点见附录），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个入会者都发言，评论我的总结。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我当时做了一些笔录，如今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李春英是我的好朋友，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她第一个发言，开口就说：“你们要是不说，我就先说了啊。我个人认为，小范的检查基本和实际情况比较相符合。”

王斌老师说：“小范很有事业心，用高价买时间。”但她劝我“学会生活，学会工作，学会休息，阳光是七色的。”

教研室秘书李钟玲说：“小范的态度是认真的，诚恳地，刻苦，用功，参加集体活动不太主动。”

教研室主任齐戎是我的好友，她抢先发言想定调子。她说：小范“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献身，作了很大的贡献。在当前的背景下，不多见。是个人才。有很强的责任感，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小范基本上没有大的错误，大的方向没有错。”她最后劝我：“科研要冷静，客观，不受个人感情的支配。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作为知识，学问，也作为世界观来学习，作为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武器。”

徐淑环老师肯定我的“总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好学探索精神可嘉，在科研和讲课都树立了‘精益求精’的榜样”。不足之处，“有偏激情绪，追求创新的时候语言要谨慎，少惹麻烦。” “有点骄傲情绪，‘这事你不懂’成了口头语。”

史方是一位老资格老师，文革前就是省委党校老师，思想一直靠近报纸，他肯定了我的“研究探索精神值得学习”之后， 首先批评了我关于民主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他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从共性和个性讲不清楚，离开了国体，离开了专政，无法讲民主。

他批评了我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流派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流派，在历史上曾经是个流派，进而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今天，在西方还被认为是一个流派，站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是指导思想。它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坐的，是统帅。”

他批评我关于马克思主义也包含错误的观点之后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刘鸣威老师批判我最厉害，他特别强调：“有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认识，工作起来有困难，不能理直气壮。……”

林志付校长当年把我从沈阳药学院调到了党校，他也参加了会议。他说，小范得奖“文章我层层投了赞成票，有新意，自圆其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文章多多少少受到一些自由化的影响。”他说，学术争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共产党员必须首先考虑什么观点符合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小范的屁股没有坐正，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

王凤春老师虽然平时和刘鸣威的关系不错，但和我也可以。她说，“更深层的东西，由于自己理论层次低叫不准。小范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党校理论队伍中，是屈指可数的。有些观点搞清楚了，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教师杨钟颖是我在吉林大学哲学系的校友，低我一级。我们是好友，他说：“老范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创新上方法的失误。”

青年教师曲明哲说：“小范从政治上与中央还是保持一致的，治学严谨，中国知识分子好的方面表现很充分。”

党支部书记李宁老师说：“1，态度端正，诚恳；2，耐心听取批评意见，实事求是；3，有事业心，志向很高，很有个性，不修边幅；4，政治上谨慎。”对于我的文章，她说：“总的看法是探索中的失误。脱离实际，搞书斋哲学，学究气；通俗化，大众化不足；丧失革命乐观主义，正确对待批评。”

虽然大多数入会者都对我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但由于刘鸣威的坚持，我的第一次总结被否定了。

机关党委书记赵日晨找我谈话，说，我们党校有57名同志承认自己受某某化的影响，甚至散布了自由化的言论，但你居然一句不提。你是教师中文章发表最多影响最大的，怎么可能不受自由化的影响？

我说，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说的都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

林志副校长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私下谈话，他说，小范，你那么犟干什么，认一下错，承认你的个别观点受自由化的影响，有什么啊

我说，不可能，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愿怎么弄就怎么弄吧，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林志笑着说，你说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这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吧。

我急了，走到他的书架前，拿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翻到《共产党宣言》一书说，你看看这里怎么说的？你这选集上沾满了灰尘，看来，你也很久没有读马克思的东西了。

2.   4月25日上午九点

4月25日上午九点，我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总结。

我基本上重复了第一次所说的话，并对于批评我“傲”的问题解释说：“我是比较‘清高’的。对自己多年研究而得到的几点见解也比较自信。应当说，从到（87年）党校至去年夏，我接触同志（主要是中老年领导）不好，主要原因是没时间，没事去串门，也觉得无聊。”

我说：关于我“看不起人，有。（我认为他们）后天不努力，混，不接触新问题。我觉得知识分子该像个知识分子。我固执，（说服我需要靠）观点说服。”

直到中午吃饭，对我的批评还没有结束。那些年，为了挤出时间从事理论研究，我几乎天天都在学校食堂吃饭。但那天开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没有吃的了。我也没有心情吃。党校副校长郝怀礼是我在中央党校读书时的同学，他在培训部，我在理论部。他让我到他家吃，我说谢谢，不用了。

整个辽宁省委党校只剩下我们哲学教研室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而我们教研室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3.   5 月30日下午

5 月30日下午，又要我进行第三次总结。

省里来的工作组的负责人，两位副校长，都参加了会议。郝副校长首先讲话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小范发表了这么多的言论，同人民日报批评的自由化言论如出一辙，如果他自己没有好好地自我批评，如果我们不帮助他提高认识，这怎么可以！

我就刘鸣威一再纠缠的八个问题进行了说明，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并在马列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某些中央文件中，寻找大量的根据支持我自己的观点。

我讲完以后，党支部主要负责人再次表态。支部书记李宁说，小范在研究方法上有些问题过分考究了，繁琐了，要从书斋哲学中冲出来。

副支书胡延风（他是我在中央党校理论部的同学）说，小范 “对自己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找了主客观原因，在六四中一般学术探讨中的具体问题不一定要在这次中解决。”

齐戎说：“有些具体问题一时难以说清楚。这些学术问题慢慢去研究，注意学术研究的大背景。”

刘鸣威再次发难，说：“有些问题还没有谈，有些是非问题要下决心搞清楚。是错误观点，无论政治上学术上的都应当解决。有些问题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今天的国内自由化的大气候，要放在这个条件下看。”

意见严重对立，书记李宁无奈地说：“下一次继续讨论。“

食堂已经下班了，我饿着肚子回到了家里，爬上六楼，空荡荡的一间房子，就我一个人，一点人气也没有。我打开了录音机，听完了柴科夫斯基的《悲苍》后，又听京剧《野猪林》，一遍又一遍，悲凉绝望的气息笼罩着我，我感到生命又一次走到了尽头。

我站到了凉台上，对面楼里的灯光一家家的熄灭了，而《悲苍》又一次袭来。我不想活了，想跳下去。但又一想，我走了容易，可爸爸妈妈怎么办，他们重病在身，怎么活下去。

一再纠结。

泪水满面。

4.   7月16日

7月16日，我第四次总结，心里凉透了。我基本上照着第三次的稿子再念一遍。我念完后，绝大多数同事都不说话了。只有刘鸣威再次发言，他说，小范“正视了一些自己的问题，对有些问题有所认识，但认识很不够。有些主要问题还没有认识。还应认真地进行反思检查。”

我心如死灰地坐在那里。最后，机关党委赵日晨书记说，可以先到这里，以后继续提高认识。后来知道，省里来的工作组组长听了我的自我检查后，认为我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于一个青年教师，要给他一点时间慢慢认识。可惜，我连她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永远感谢她。

党支部给我写了鉴定，全文如下：“同意该同志个人总结。范学德在六四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与中央行动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平时工作中严格按党章要求自己，出色完成教学科研任务，教学效果好，科研成果突出。个别文章的某些观点偏激。“

我没事了。

我知道，一切都过去了。

2008年1月2日，据保留下来的自我总结原稿写作

2018.8.18 删节后如上

附录

在这次“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每一个党员都要写一份书面的自我总结。

1990年4月6日，在我们哲学教研室党支部生活会上轮到我进行自我总结了，我一开头就说：“自1984年在沈阳药学院参加整党以来，总的来说，我一直随着我们党和国家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尽管5年来，我在工作和科研中存在着许多错误，缺点及弱点，但是，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一直坚定跟着党走的，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改革开放共命运，并完成我的本职工作，扪心自问，我自认为我没有玷污共产党人的良心。”

在第一部分“在政治风波中的表现”（每个人都必须说明——范注）中，我说：“对腐败与官倒如再不严惩，就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我认为“学生的爱国热情应得到党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但严惩腐败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民主一定要采取民主的程序和手段，而没有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大大延缓。”

对于我在省里的理论讨论会提出的三点呼吁的第二点（千万不要再用搞运动的方式反自由化了），我重申：“用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往往直接导致伤害大批政治的知识分子。”同时我承认，在邓小平和中央已经明确反对自由化后，我的观点“容易引起人们对反自由化斗争的必要性的怀疑，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于党的事业是不利的。”

在第二部分“对学术理论观点的反思”中，我认为，几年来，“在研究探索中，我一直坚持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第二，“既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作指导，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我认为，我在论文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的，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及不准确的叙述，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其一，“我在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出发论证民主的共性时，忽视了对民主的个性，对不同类型的民主之间的对立作全面地分析。”

其二，我承认，“我在‘阻障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内部发表的）一文中的某些观点的表述是不成熟的，个别提法是错误的，某些词句在情绪上是偏激的。”这主要是指我在论述“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时，1，“没有再次强调这种阻障机制集中表现在‘非常时期’”；2。“没有指出即使在这种出现了全局性长时期严重错误的非常时期，也应承认意识形态中还存在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尽管它不占统治地位”；3，没有指出党内外也有人与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进行了斗争，“尽管它无法改变当时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的状况。”

我认为“我在学术上的观点受到了3个方面的影响：

第1，我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时，在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某些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某些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我对当代人存在的处境时常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情绪，从二次世界大战，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威胁，苏联大清洗，中国的十年动乱，都使我感到人类的非理性力量太强大了，个人在盲目的破坏的社会力量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悲观情绪虽然从来没有写成系统的论文，但在我与朋友们的通信中常流露出来。

第2，我在研究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时，受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影响，注重发掘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层面上理解马克思，而没有很好地把它同马克思的其他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我抨击十年动乱的某些文章中是有所表现的。

第3．几年来，社会上及党内大量存在的，急剧膨胀起来的腐败现象使我愤慨万分，悲愤欲绝，这就造成了对现实某些问题的观察及和分析，往往趋于偏激而缺少系统的冷静地分析，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在教研室日常讨论的某些发言中及与朋友的谈话中。”

我最后写道：三年来，“我把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科研上，力图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研究为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尽管至今还成果寥寥，但几年来自己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耕，共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这其中有7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一部27万字的学术专著也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还有一篇论文，获得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入选论文奖”。

1988年与省委党校的学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