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节明

“六四”学领的勇敢，和高智晟，彭立法，方斌，黄琦，郭飞雄们的勇敢是不一样的，后者是真勇敢，前者却不一定勇敢。

因为，高智晟，彭立法，方斌，黄琦，郭飞雄，秦永敏。。。们所处的社会，是共产党极权重新大幅强化的高压社会，敢于在这样的社会里坚持抗争，证明了他们的勇气；

而六四学领当年的抗争，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抗争的年代（赵紫阳时期），中国社会是政治环境相当宽松的开明社会（中共建国以来迄今最开明的时期），彼时的新闻出版，结社组党，举办“沙龙”，甚至游行示威示威，事实上已相当自由，只需要出台“新闻法”等法律来保障；那时候从事和平政治反对活动，并没有镇压的风险，甚至监控，骚扰都很罕见。。。总的来说，赵紫阳时期政治“自由化”是流行色，参加示威游行是时尚，而并非勇气的体现。

当时相当多的人，是眼见没有镇压之危，才出来参加学运的（当然不是个个）。

诚然，并非所有的“六四”之名人物都没有勇气，刘晓波就是“六四”参与者勇气的代表，他在“六四”屠杀后放弃出国机会，坚持留在国内，合理非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但刘晓波不是学领，且象他这样的“六四”参与者很少。

“六四”学领之参与“六四”，不一定出自勇气，而且，“六四”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形成，并非突破了专制国家机器的结果，而是中共赵紫阳当局有意放纵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六四”学运就是赵紫阳政治改革精神的产物，赵紫阳的政改精神鼓舞+对学运的刻意优容，是“六四”运动能够形成数百万人规模的主因。赵紫阳一阻止了李鹏对学生对胡耀邦的自发悼念的禁止，二阻止了李鹏对4.27大游行的镇压。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赵紫阳故意纵容学潮，有着政治上考虑：他想借助学潮的声势，逼退以陈云，李鹏为代表的中共顽固派，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如出台新闻法，人大代表真实选举）。赵紫阳竟没料到，学领恃宠而骄，得寸进尺，悍然把学运升级为不可控的“布朗运动”（天安门大绝食），反而送给中共顽固派把体制内外政改派一网打尽的口实。

具体地说，在学生响应自己“五四”讲话的号召，退场复课后，赵紫阳没有及时调集解放军，武警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以防止学生重新聚集，是巨大的失误。

赵紫阳本可以将处理“六四”运动主导权抓在自己手中，一方面防止示威重新聚集，一方面保护高校的“自由化”成果。

而学领方面，则更是错得离谱，而且不仅是错误，还有严重的品质问题：柴玲就在其自传中承认：她和张伯笠逆赵紫阳五四讲话而动，发起5.13天安门绝食，初衷是害怕自己作为学领，在学潮退潮后会遭中共清算。也就是说，出于自己的私心，不顾大局与手握军权的邓小平死磕到底，敲锣打鼓地去把正在赵紫阳和平演变催眠曲中酣睡的共产党专政的魔性，再次唤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