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梁思成夫妇第四次来到山西，与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一起，深入五台山地区，终于发现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后来梁思成撰文《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登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期。1953年，梁思成应《文物参考资料》邀请，将原稿修正并改为语体文重新发表，后收录于《梁思成全集》第四卷。本期特将语体文的部分内容刊登，谨以纪念先贤。
▲梁思成
作者：梁思成
山西五台山是由五座山峰环抱起来的，当中是盆地，有一个镇叫台怀。五峰以内称为“台内”，以外称“台外”。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盛。殿塔佛像都勤经修建。其中许多金碧辉煌，用来炫耀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贵官富贾所布施重修的。千余年来所谓文殊菩萨道场的地方，竟然很少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
台外的情形，就与台内很不相同了。因为地占外围，寺刹散远，交通不便，所以祈福进香的人，足迹很少到台外。因为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所以修装困难，就比较有利于古建筑之保存。
1937年6月，我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山西这座名山，探索古刹。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佛光寺的正殿魁伟整饬，还是唐大中年间的原物。除了建筑形制的特点历历可征外，梁间还有唐代墨迹题名，可资考证。佛殿的施主是一妇人，她的姓名写在梁下，又见于阶前的石幢上，幢是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建立的。殿内尚存唐代塑像三十余尊，唐壁画一小横幅，宋壁画几幅。这不但是我们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的惟一唐代木构殿宇，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寺内还有唐石刻经幢二座，唐砖墓塔二座，魏或齐的砖塔一座，宋中叶的大殿一座。
正殿的结构既然是珍贵异常，我们开始测绘就惟恐有遗漏或错失处。我们工作开始的时候，因为木料上有新涂的土朱，没有看见梁底下有字，所以焦灼地想知道它的确实建造年代。通常殿宇的建造年月，多写在脊檩上。这座殿因为有“平暗”顶板，梁架上部结构都被顶板隐藏，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相的时候，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迹被土朱所掩盖。梁底离地两丈多高，光线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颇难确辨。审视了许久，各人凭自己的目力，揣拟再三，才认出官职一二，而不能辨别人名。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深怕有误，又详细检查阶前经幢上的姓名。幢上除有官职者外，果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为“佛殿主”，名列在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然写在梁上，又刻在幢上，则幢之建造应当是与殿同时的。即使不是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的时候。殿的年代因此就可以推出了。
为求得题字的全文，我们当时就请寺僧入村去募工搭架，想将梁下的土朱洗脱，以穷究竟。不料村僻人稀，和尚去了一整天，仅得老农二人，对这种工作完全没有经验，筹划了一天，才支起一架。我们已急不能待地把布单撕开浸水互相传递，但是也做了半天才洗出两道梁。土朱一着了水，墨迹就骤然显出，但是水干之后，墨色又淡下去，又隐约不可见了。费了三天时间，才得读完题字原文。可喜的是字体宛然唐风，无可置疑。“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当然是唐朝的宦官，但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正殿摄影测绘完了后，我们继续探视文殊殿的结构，测量经幢及祖师塔等。祖师塔朴拙劲重，显然是魏齐遗物。文殊殿是纯粹的北宋手法，不过构架独特，是我们前所未见；前内柱之间的内额净跨米余，其长度惊人，寺僧称这木材为“薄油树”，但是方言土音难辨究竟。一个小孩捡了一片枥树叶相示，又引导我们登后山丛林中，也许这巨材就是后山的枥木，但是今天林中并无巨木，幼树离离，我们还未敢确定它是什么木材。
最后我们上岩后山坡上探访墓塔，松林疏落，晚照幽寂；虽然峰峦萦抱着亘古胜地，而左右萧条，寂寞自如。佛教的迹象，留下的已不多了。推想唐代当时的盛况，同现在一定很不相同。工作完毕，我们写信寄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
我们游览台怀诸寺后，越过北台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工作了两天，才听到卢沟桥抗战的消息。战事爆发，已经五天了。当时访求名胜所经的，都是来日敌寇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我们从报上仅知北平形势危殆，津浦、平汉两路已不通车。归路惟有北出雁门，趋大同，试沿平绥，回返北平。我们又恐怕平绥或不得达，而平汉恢复有望，所以又嘱纪玉堂携图录稿件，暂返太原候讯。翌晨从代县出发，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就匆匆分手，各趋南北。
图稿回到北平，是经过许多挫折的。然而这仅仅是它发生安全问题的开始。此后与其他图稿由平而津，由津而平，又由社长朱桂莘先生嘱旧社员重抄，托带至上海，再由上海邮寄内地，辗转再三，无非都在困难中挣扎着。
山西沦陷之后七年，我正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豆村正是敌寇进攻台怀的据点。当时我们对这名刹之存亡，对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运之惴惧忧惶，曾经十分沉重。解放以后，我们知道佛光寺不惟仍旧存在，而且听说毛主席在那里还住过几天。这样，佛光寺的历史意义更大大地增高了。中央文化部已拨款修缮这罕贵的文物建筑，同时还做了一座精美的模型。现在我以最愉快的心情，将原稿做了些修正，并改为语体文，作为一件“文物参考资料”。
佛殿的附属艺术塑像：
▲(甲)中三间的主像及胁侍等
在佛殿槽内五间的长度，一半间的深度的位置上，是一座高74厘米的大佛坛。坛上有主像五尊，各附有胁侍像五六尊不等。当心间的主像是降魔释迦，袒着右肩，右手垂置在右膝上，作“触地印”，左手捧钵放在腹前，趺坐在长方须弥座上。左次间的主像是弥勒佛，垂下双足坐着，左右脚下各有莲花一朵。双膝并垂，是唐代佛像最盛行的姿势，是宋以后所少见的，所以最值得注意。右次间的主像是阿弥陀佛，双手略如“安慰印”状，趺坐在六角须弥座上，衣褶从座上垂下来。释迦的左右，有迦叶、阿难两尊者和两菩萨侍立，更前则有两供养菩萨跪在莲花上，手捧果品献佛。弥勒和阿弥陀的诸胁侍，除以两菩萨代两尊者外，一切与释迦同。释迦弥勒都有螺发；阿弥陀则有直发如犍陀罗式之发容。三佛丰满的面颊，弧形弯起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是极显著的唐风。弥勒及阿弥陀佛胸腹部的衣褶与带结和释迦与阿弥陀垂在覆座上部的衣褶，都是唐代的固定程式。菩萨立像都微微向前倾侧，腰部微弯曲，腹部微凸起，是唐中叶以后菩萨像的特征，与敦煌塑像同出一范。供养菩萨都是一足蹲着一足跪着，在高蒂的莲座上。衣饰与其他菩萨相同。这种形式的供养菩萨，在国内已不多见，除敦煌石窟外，仅在山西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还有。这些像都在最近数年间，受到重妆的厄运。虽然在形体方面，原状尚得保存，但淳古的色泽却已失去；今天所见的是鲜蓝鲜碧及丹红粉白诸色，工艺粗糙，色调过于唐突鲜焕。
▲(乙)两梢间普贤观音像
左右两梢间的主像是普贤和观音两菩萨。普贤菩萨在左梢间，骑象，两菩萨胁侍，“獠蛮”牵着象。普贤像前有韦陀及一童子像。右梢间主像是观音菩萨，骑狮子，“拂”牵着狮子，两菩萨胁侍，两梢间坛的极端前角，都立着护法天王，甲胄持剑，两像魁伟，遥立对峙。坛左端天王的右侧有趺坐等身小像，是供养者“佛殿主宁公遇”的像。面对着佛坛，在殿左端梢间窗下，又有趺坐的等身像，是沙门愿诚的像。按照通常的配置，多以昔贤与文殊对称。文殊骑居左，昔贤骑象居右。这殿里却以普贤骑象居左，右侧不供文殊而供观音——因为骑狮的像的花冠上有阿弥陀化佛，是观音最显著的标志。也许因为五台是文殊的道场，所以不使他居在次要的地位。
普贤与其他菩萨都有披肩，左右作长发下垂。内衣从左肩垂下，用带子系结在胸前。腰部以下，用带子束长裙，带子在脐下打成结。观音衣饰最特殊，在胸前作如意头，两乳作成螺旋纹，云头覆在肩上，两袖翻卷作火焰形，与其他菩萨不同。天王像森严雄劲，极为生动，两像都手执长剑，嗔目怒视。它们的甲胄衣饰与唐墓中出土的武俑多相似处，也是少见的实例，可惜手臂和衣带都有近世改装之处。
坛上的三尊佛像，连像座通高约5.3米。观音、普贤连坐兽高约4.8米。胁侍诸菩萨高约3.7米。跪在莲花上的供养菩萨连同像座高约1.95米，约略为等身像，它们位置在诸像的前面，处于附属点缀的地位。两尊天王像高约4.1米，全部气象森伟。惟有宁公遇和愿诚两尊像，等身侍坐，呈现渺小谦恭之状。沿着佛殿两山和后檐墙的大部分(在扇面墙之后)排列着“五百罗汉”像，但是实际数目仅二百九十尊。它们的塑工庸俗，显然是明清添塑的。
▲(丙)侍坐供养者像
(一)宁公遇像是一座年约四十余之中年妇人像，面貌丰满，袖手趺坐，一望而知是实写的肖像，穿的是大领衣，内衣的领子从外领上翻出，衣外又罩着如意云头形的披肩。腰部所束的带子是由多数“田”字形的方块缀成的。她的衣领与敦煌壁画中供养者像，和成都发掘的前蜀永陵(王建墓)须弥座上所刻女乐的衣饰诸多相似之点，当为当时寻常的装束。以敦煌信女像与这尊宁公遇的像相比较；则前者是一幅画，用笔婉美，设色都雅，所以信女像停匀皎洁，古丽照人；像大仅等身，在佛坛上至为渺小，谦坐南端天王像旁。其姿态衣饰与敦煌画中信女像颇相似；其在坛上位置亦与信女像在画之下左隅相称。后者是塑像，塑工沉厚，隆杀适宜，所以宁公遇状貌神全，生气栩栩，丰韵亦觉高华。唐代艺术洗炼的优点，从这两尊像上都可得见一斑。
(二)沙门愿诚像在南梢间窗下，面向佛坛趺坐，是诸像中受重妆之厄最浅的一尊。像的表情冷寂清苦，前额隆起，颧骨高突，而体质从容静恬，实为写实人像中之优秀作品。英国不列颠博物院，美国纽约市博物院和彭省（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所藏唐琉璃沙门像，素称为“罗汉像”的，都与此同一格调。考十八罗汉之成为造型艺术题材，到宋代才初见，画面如贯休之十六应真，塑像如甪直保圣寺、长清灵严寺诸罗汉像。唐以前仅以两罗汉阿难尊者及迦叶尊者作为佛像之胁侍而已，其最早之例见于洛阳龙门造像。后世所谓十八罗汉，仅有“十六罗汉”见于佛典，其中二尊，为好事者所添加，其个别面貌多作印度趣，姿势表情均富于戏剧性，而这几尊唐琉璃像，则正襟趺坐，面貌严肃，姿势沉静，是典型的中国僧人，与愿诚像绝相似。相传诸琉璃像来自河北易县，可能也是易县古刹中的高僧像，处于供养者地位，而被古董商误呼作“罗汉”的。现在与愿诚像相较，我们尤其怀疑施主沙门，造像侍坐在殿隅，是当时的风尚。但仅凭这一孤例，我们未敢妄作断论。
除诸塑像外，殿内还存有石像两尊。其一是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比丘融山等所造的释迦玉石像。像并座共高约1米。佛体肥硕，结踟趺坐在须弥座上，发卷如犍陀罗式，右手已毁，左手抚在左膝上，他的内衣自左肩而下，胸前的带子打成一个结。僧衣的下部覆盖着须弥座垂下，自然流畅，有风吹即动之感。其衣下缘，饰以垂直褶纹，与殿内释迦阿弥陀两像相同。就宗教意境而论，此像貌特肥，像个酒肉和尚，毫无出尘超世之感。就造像技术而论，其所表现乃是写实性的型类，似富有个性的个人，在我国佛教艺术中，是很少见的。现在流落在日本的定县某塔上的释迦立像，其神情手法，与此像完全相同，像是出自同一匠师的手。像须弥座下澁的铭文所称“无垢净光塔”者，或者就是佛殿东南的祖师塔，塔下层内室现在没有像，玉石释迦像可能本是塔中的本尊，不知何时移至殿中供养的。无垢净光塔在大殿后山上，1973年曾在塔基旁发掘出塔的碑额。（——罗哲文注）
壁画：从文字记录，如《历代名画记》、《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等书看来，唐代的佛殿，很少不用壁画做装饰的。现在内柱额上少数栱眼壁上，还有壁画存在，是原有壁画之得仅存的。
这些壁画中最古的在右次间前内额的上边。栱眼壁长约450厘米，高约66厘米。其构图分为三组，中央一组，以佛(似为阿弥陀)为中心，七菩萨胁侍，其左第一位是观音，余不可辨。颜色则除石绿色以外，其他设色，无论是像脸或衣饰，均一律呈深黯的铁青色。左右两组都以菩萨为中心，略矮小，似为观音及势至。两主要菩萨之旁，又各有菩萨、天王、飞天等随从。各像的衣纹和姿态都很流畅圆婉，飞天飘旋的姿势，尤其富有唐风。壁之两极端更有僧俗供养者像。北端一列是僧人披着袈裟，南端一列是穿着文官袍服大冠的人。其中之一，权衡短促，嘴的两旁出胡须，与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同一格式，画脸和胡须的笔法，还含有汉画遗风，如营城子墓壁所见。
就构图及笔法而论，这幅壁画与敦煌唐代壁画，处处类似，其为唐代原画之可能性，实在很少可疑之点。敦煌以外，唐代壁画之存在“中原”的，这是我们所知绝无仅有的一幅。1964年曾在大殿佛像须弥座后发现了唐代原来的壁画。（——罗哲文注）即使此外还有存在的也必然是附属在其他唐代原来幸存的建筑物上的，而今日可能存有唐代建筑之处，已杳不可寻，所以就是这二三方米长的栱眼壁上的唐画，也是珍罕可贵之极的。
左次间前内额上的栱眼壁，画作七个圆光，每圆光内画佛像十躯，光下作长方框，内写各佛号。最左一格题“佛光庄信佛弟子刘太知……宣和四年三月初……”(公元1123年)。以笔法及构图格式而论，这幅宋宣和圆光形佛像图，与左次间内额上的壁画迥然不同。宋画颜色也还鲜焕，绝无黝黑之变。已成黝黑色的彩画，除此右次间内额者外，我们仅在云冈少数崖顶石窟藻井上见到。这又可以佐证左次间的壁画，其时代之早，远过于宋宣和年代。
左山前侧的内额上的栱眼壁，画着密列的菩萨约七十躯。各菩萨都有头光，宝冠花饰，颇为繁缛。衣褶笔法虽略嫌繁琐，但尚豪劲，与四川大足北崖摩崖石刻中宋代菩萨之作风颇相似，可能也是宋代物。前内柱上北端栱眼壁上还有五彩卷草纹，可能也是宋代的彩画。题字：佛殿梁下题字，以地势所限，字形一般多是横而扁的。笔纹颇婉劲沉着，意兼欧虞；结字则有时近于颜柳而略秀(如第二梁之“东”、“尚”、“兼”诸字近颜，第四梁“弟”字近柳)。其不经意之处，犹略存魏晋的遗韵，虽说时代相近，也是贞观以后风气所使然，也是出于书法家之笔。
后记：考察完佛光寺，学社一行人先去了台怀，然后经繁峙到代县继续考察，工作两天后才知道卢沟桥烽火已起，便匆匆赶回北平。不多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便离开了日军占领的北平，流亡大西南。佛光寺之行，恐怕也是梁林这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刻之一，此后几十年，他们再也没有重回这里。
▲东大殿斗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