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

毛泽东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既是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宇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主席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实）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主席插话）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象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

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主席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未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干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读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作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主席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主席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人广地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不要交服，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枝枪，他先攻我。

去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之一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作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作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作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的，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匈、波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不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