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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几个有关国共两党的历史事实
送交者:  2024年02月10日12:44:0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万维(Creaders.net)网友刘放来稿

最近看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对历史上国共两党评价出现谬误,是非黑白混淆不清。他们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党绑在一起来批。例如,有些文章分不清国共内战的本质,各打五十大板,说“毛蒋都是历史罪人”。也有些人认为国共两党都拿苏俄的钱,是苏俄培养的两个毒瘤。还有个知名自由派学者认为“毛领导的共产革命让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位,获得了民族解放。”

如此等等。

其实有关这些历史真相的信息,在网上都能查到。

                               

首先谈谈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北方陷入军阀割据局面。北方战乱频仍,接连爆发了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洋时代并非如有些后人想象的那么美好。虽然当时的经济有所发展,北洋政府也偶有善举,但总体来说,这种局面就像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一样,并非民族国家之福。这与“联邦制”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种分裂割据不可能让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

革命党人也曾努力与北洋政府沟通、谈判,试图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各据一方的土皇帝们根本没有诚意接受。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通过北伐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选择。革命党人达成共识,决心北伐。有些现代自由主义者对孙中山北伐大加指斥,甚至谩骂污蔑,将孙说成破坏民主共和的历史罪人。

当时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财政拮据,一贫如洗。为了筹措北伐军费,孙中山四处求人,向西方列强求助。但无人愿意帮忙。就在此时,苏联苏维埃政府伸出援手,答应全力支持革命军北伐。他们派出专家顾问,出钱出力,出谋划策。国民军队中设置党代表制,就源于苏俄。

苏联人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盘算。这不是免费晚餐。

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其实早有清醒认识。在他的《三民主义》一书中,对共产主义作出了深刻批判。并指出共产主义必为人类祸害。

孙中山这是病急乱投医,是饮鸩止渴。他接受了苏联的要求,提出“联俄联共”,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共同北伐,共建民主共和。

孙中山天真地以为,共产党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和掌控之中,可以借共产党之力共襄民主共和大业。这是他的失误。孙中山是个坚定的民主革命家,但不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错在过于自信。完全低估了共产党。这一步之错,终酿成大祸。

后来北伐胜利,蒋介石的革命军最终统一了中国。蒋介石通过访苏考察,看到的事实让他彻底省悟(同时他也截获了中共谋反的一些绝密文件),认识到共产党乃是中华民族之最大祸害。因此决定消灭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共产党称为四二二大屠杀)。

但显然为时已晚。共产党已深深渗透到国民党中,有些共产党人以秘密身份进入国民党党政军高层,甚至就潜伏在蒋介石身边。这也是国民党后来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必须澄清的是,国民党于1919年由孙中山创立,信奉三民主义,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属世界自由民主体系。国民党的建立与苏俄没有任何关系。

中共成立于1921年,隶属共产国际。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民主,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以阶级斗争手段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

共产党的建立与孙中山也没有任何关系。

国共两党源头不同 ,价值观截然相反,形同水火。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国共这段合作(联俄联共)始于1924年终于1926年。只有两年时间。说两党都是苏俄培植的一对蚂蚱,绝对是一种谬误。

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本可以按三民主义的蓝图,一步步走向民主共和。不管速度快慢,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历史出现了两个黑天鹅。国运陡转。

1927年,中共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江西井冈山建立起国中之国——苏维埃共和国。

随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更是彻底改变了国运。

国民党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极端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从建政之日起,就没有过一天可以从容治政,安心建设。经济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统一后勉强归顺的各路军阀、土匪、黑社会,也都是阳奉阴违,阻碍民主进程。

但就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还是砥砺前行,民主政治不断健全,经济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拼死作战,抗击和牵制了日军主力,打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仗,粉碎了日军速胜的梦想,为结束二次大战作出重大贡献。国军也付出重大牺牲(在今天,谁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已经无须再争论了吧)。

民国政府的行政架构是三权分立。司法、立法基本独立。并在1947年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的宪法。

民国时期陆续废除了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二战时,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对华不平等条约事实上作废。

也是在民国时期,中国已陆续收回外国在华的所有租界。

1942年底,英美宣布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至此,中国已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封建帝制则早已在1910年推倒。哪里来的“毛领导的共产革命让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位,获得了民族解放”?

民国时期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民国时期从未发生过打压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事件。

许多民主党派都是在民国时期建立的,如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等。

民国时有许多私营报纸、刊物,连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可以在重庆出版发行。民国时那些左联作家,包括鲁迅这样激进的作家,都能自由发表文章。虽然也会有新闻审查,但他们也都能生存,都得到保护。

民国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有一个事例足于说明:安徽大学刘文典教授曾与蒋介石当面顶撞,因一言不合,对蒋介石大打出手。刘也并未被逮捕定罪。

这样的情况在共产党治下能想象吗?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保护。抗战最艰苦阶段,民国政府在财政相当拮据的情况下,组织华北、华东各主要大学的师生们转移,南迁到西南后方,成立了西南联大(详见岳南《南渡北归》)。

蒋介石认为知识分子乃民族的精华和血脉,保住了知识分子就保住了中国的未来。事实证明,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后来许多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大陆易帜前夕,蒋又派出专机到北京上海接送一些重要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赴台。这次,许多人不愿登机,选择留下。蒋痛心疾首。正如大家所知,这些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精英,大多都在政治运动中含冤而死。

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压,受到残酷迫害。几乎无一幸免!

蒋公没有负中国知识分子。但中国知识分子负了他!

两相对比,国民党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对国民乃天壤之别,云泥之别!怎么能说国共是两个坏蛋呢?

民国时代较为人诟病的是蒋的独裁与官员腐败。

蒋并非圣人。他有历史局限性。我们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

首先,按民国自己的规划,这个时期是所谓的“训政阶段”,民国宪法也还没有正式制定,还不是成熟健全的民主制度。蒋介石提出“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可以作不同解读和诠释。蒋意在强化国民党领导,抵制共产党。但也可理解为就是一种独裁。

在这个时期,内有共产党割据,外有日本侵略,中国实际处于战争状态。按国际惯例,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具备选举条件时,总统任期可以延长至战争结束。

所以蒋的连任有一定法理依据。即便如此,蒋在民国政府中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毕竟有两院制度,有独立司法、立法,有反对党。故蒋介石有三次被迫下野。只不过,因当时复杂严酷的国内环境,也因为蒋在军政界的实力和威望,只有他才能控制局面,反对派只得无奈请他回来。

蒋退守台湾后,他和民国政府已身处险境。大陆失守,看到众多的亲信下属背叛,蒋对许多人都已不敢信任。在此特别时期,台湾省政府宣布实施“戒严令”,实行“战时勘乱临时条款”。台湾人称“白色恐怖”。直到后期蒋经国、李登辉宣布解除。这也是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确实有严重贪污腐败。试想想,一个处在内战外患的国家,民国政府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够安下心来治理吏政,整顿贪腐。尤其到了民国后期,战乱让国家完全失控,通货膨胀、贪污腐败更加严重。

且看今日的中国,在和平时期,贪污腐败如何?可谓是怵目惊心!无论官员贪腐的普遍、贪腐的程度,与民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再就是关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腐的传闻,说他们搜括了多少公共财产民脂民膏等等,都是些不实的谎言。

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家族本就是传统富商,宋子文家世也略为殷实,其他所有贪腐传言都属子虚乌有。

迄今为止,并未发现蒋介石在经济上有重大贪污行为。蒋一生清廉。他是基督徒,生活简朴,对金钱物质没有太大兴趣。

蒋去世后宋美龄移居美国。其生活费用按相关规定,由台湾政府定期付给。每年约为人民币200多万(含医务人员、工作人员费用)。她的生活也得到外甥女(孔家)的资助。不过她收藏有一些字画,据说还是值点钱的。

经济最拮据的是陈立夫。他离开大陆后在加拿大办养鸡场,靠卖鸡蛋为生。一个耄耋老人,像工人那样亲力亲为,不辞劳苦。直到百岁。

这哪里像是搜括了大量民财的样子?

再谈谈国共内战。

这应该分两个阶段来谈。也就是俗称的第一次内战和第二次内战。

第一次内战比较简单。1927年,中共接连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在江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正常主权国家内发动武装起义(政变),建立国中之国,这是妥妥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那么“勾结境外势力”应该也坐实了。

民国政府剿灭、取缔这股威胁他们政权的武装力量,具有一定正当性。经过五次围剿,井冈山红军几乎溃败。

1934年10月红军以“北上抗日”为由,突破重围开始长征。并在1936年抵达陕北,暂时逃出生天。国民党功败垂成。

当然“北上抗日”是经不起推敲的——陕北并无日军。

1936年12月突发“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抓捕了蒋介石,迫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苏联、中共等多方调停下,蒋在同意他们的条件后获释。

第一次内战暂时结束。但国共双方的零星磨擦,小战还是常有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即开始着手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邀请中共会谈,筹备建立联合政府。如果不是发生内战,实现民主共和是可期的。

但此时情况已不同了。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避免了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保存了有生力量,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遍布十几个省,有人口一亿多。中共军队也扩展至120多万人。

日本投降,苏军占领东北,将大量日军留下的精良武器直接给了中共军队。另外还将苏军二战时淘汰的许多武器送给中共军队。解放军已经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再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

此时打与不打,已不是国民党说了算。在苏联帮助下,林彪部队很快控制了东北这个战略要地。战争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从根本上来说,共产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建立乌托邦社会。中国战场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可以说,中共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与国民党合作搞什么民主共和。这些也都是有据可查的。

国共根本就不是同路人。

中共以前那些许诺,包括延安时期的报纸舆论,及毛那些蛊惑人心的讲话,什么反对一党专制、学习美国,走自由民主之路等等,都是幌子,都是谎言。与国民党的一次次合作,都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

所以再去查究是谁先动手,谁后动手,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但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普世价值的角度,从战争带来的后果,是不难作出是非判断的。将国共各打五十大板,那种“毛、蒋都是历史罪人”的说法,绝对是一种谬误。

然而,蒋介石的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继承了儒家文化某些传统。如仁义礼智信。他同时又是个基督徒,主张宽恕、仁爱。正是这样的文化特质,让他在处理有些重大问题时犹柔寡断,进退失据。

古人说,慈不领兵。蒋的这些性格特点显然不适合丛林法则,不适合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蒋在西安事变后的“一诺千金”,已近乎迂腐。

蒋基本上执行了协议,停止剿共,承认延安政府和军队的合法存在,并给他们财政拨款,给他们武器弹药、粮食和给养。        

事实证明,中共并未将这些资源投入抗日。如上所述,中共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他们的战略是在安全的敌后大量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日本侵华战争反而成为共产党崛起的历史机遇。国民政府是在当冤大头,养虎遗患。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感谢日本人,实属事出有因。这些也都是有据可查的。

蒋也并未杀死张学良,只是将他软禁,直至老年。有史以来,统治者如此宽对一个谋反者,也是绝无仅有的。蒋只为某种江湖“义气”(蒋、张曾金兰结义)。

他其实有多次机会可以成功。红军长征时,国民党压倒性的军力优势居然未将红军消灭在途中,也为世人诟病——要是这次解决了,就没有后来什么事了。

张戎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也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因蒋的儿子蒋经国被苏联扣为人质,苏联以此要脇蒋放红军一马。

又如重庆谈判。他太看重自己的声誉,太在乎公众舆论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事实上他只要敢于豁出去,完全可以一网打尽,一举成功的。任何事情,做了就做了,造成既成事实,生米熟饭,覆水难收,人们就只能接受现实,定格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

可惜他成为两千年后的又一个项羽,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对方也是看准了他的项羽命格,所以才敢贸然赴这个鸿门宴的。

有时候良知和道德会成为正义的绑缚——对付流氓绝不能心慈手软。

这是血的教训。

正是这种“仁慈”,断送了中华民国(大陆),断送了中国民主共和之路。蒋虽逃离,偏安台湾,但留在大陆的数百万军政人员惨遭迫害;成千上万的抗日将士被残忍杀死。其后的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各种运动,各种折腾,杀死害死了多少民族精英,饿死了数千万民众。知识分子的脊梁被彻底打断,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被彻底摧毁。中华民族已经没有了魂。

这就是蒋的最大失误。

这就是天意?就是国运?

叩问苍天,中华民族何时能走出轮回,免遭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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