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发生在上世纪1976年“四人帮”倒台事件至1978年改革开放止的中共高层内部的剧烈权力整合，在中共党史中叙述似乎已经“盖棺定论”，比如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总结，虽然后来有2021年党史第三份《决议》对这一时期没有新的论述，但其中一些真相依然被掩盖或者有刻意篡改作伪论述之嫌疑。笔者最近看到这样的论述：当年华国锋因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被当时党内元老踢出权利圈。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论述竟然已经毫无疑点的成了理所当然？细思极恐之下促使笔者对“两个凡是”历史真相作以良心澄清。本文史料以2001年起担任中央党校博导的韩刚教授发表于2016年《炎黄春秋》第二期的《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为蓝本，结合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著《党史细节》的部分史料，以及当事人李鑫的个人回忆对“两个凡是”的始末作以客观评述，以还历史真相。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通过中央警卫局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情况下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史称“粉碎四人帮”事件。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没有政治风险。事实上，高层的顾虑并非杞人之忧。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海外很快有报道和评论认为，华国锋和中共高层逮捕毛泽东的遗孀和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代言人，是在毛逝世后实行“非毛化”的开始。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马休斯在一篇题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的报道中评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如果查阅当时西方报刊，对于中国的政治变动大都反映出不安和焦虑，《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提到，国内一些地方出现对抗中央的苗头，如“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等谣言不胫而走。为了不损国际形象和稳定全国局面，当时中央在“批判四人帮”形势下，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都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令华国锋和高层更为担心的另一种动向是，人们在欢庆“粉碎四人帮”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而这两件大事都与毛主席和“四人帮”直接关联，中央元老陈云和在职的李先念等首先向中央提出平反“天安门事件”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两个凡是”最后被钉上历史十字架的论述是这样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个论述的起草者是当时担任中办副主任 李鑫之手，华国锋的确在中央会议上讲过“两个凡是”  ，但不是这个叙述，目前有两个讲话版本。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两个凡是”从来没有出现在华国锋担任最高职位期间的中央任何文件里，如果有也是口头讲话。最先出现在中央正式文件的还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

    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下对“两个凡是”的李鑫版本和华国锋讲话的两个版本作详细说明，来反证1981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违背历史的伪论述。1977年的年初，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上，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华国锋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但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可见华国锋不是不愿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他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他预设的“大局”，其关键就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的政治底线。

      为此，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到14日汪东兴又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这次起草，带来了原版的“两个凡是”。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提出“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讨论“两个凡是”问题的雏形，理论组也按照李鑫讲话的核心意思拟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最初版本。后来李鑫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了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两个凡是”。他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

     这是“两个凡是”第一次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说法，正是“两个凡是”的最初版本，与日后为人熟知的“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是有所差异的。李鑫的回忆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但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按照汪东兴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同时还作了些修改，又经过理论组讨论，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第五稿。这个表述经过汪东兴的批示如下：“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于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也是“两个凡是”口号的最终成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根据上述归纳，李鑫在1977年1月14日接受汪东兴起草华国锋讲话稿任务到中途搁置，被安排先起草社论，以及在社论中写进“两个凡是”，到2月7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时，社论中写到的“两个凡是”经典叙述公布于世，和华国锋没有一点关系，正如上述提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3月，他始终秉持着，在不损害“毛主席形象”先提下，开展“批判四人帮”，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和恢复邓小平工作都要按照他说认为的时间去做。华国锋首先在讲话中提到“两个凡是”的版本，不是2月7日社论的经典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华的讲话时间是3月，经典版本已经面世但他没有用。

    1977年3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两个凡是”：“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对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总结：“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能否认，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的“两个凡是”，与之前《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虽然在维护“毛主席形象”立意上是一致的，但在语句轻重上是有区别的，2月7日社论的经典“两个凡是”归纳起来就是“毛主席的所有决策和指示，我们要维护和遵守”，而华国锋的发言基本上是李鑫起草的第一版本，据华国锋后来回忆，当时他的发言稿事先是经过全政治局审核通过的。

      其次，在终结“两个凡是”过程中，党内元老包括邓小平提出的批评和华国锋诚恳接受批评过程中，中央上层都达到了全面谅解。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针对"两个凡是"作的含蓄批评。

      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是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李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

      同时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必须注意，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至于2月7日社论的“两个凡是”华国锋后来说：“这“两个凡是”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华国锋后来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

     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做了不小篇幅的阐述。8月中共召开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纳邓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官方的正式语言。

      赵紫阳在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曾有一段比较客观的评论：“我认为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讲“两个凡是”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粉碎“四人帮”后时间不长，要减少国外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加上大家的思想解放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十届三中全会上，华主席、邓副主席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划了一条线，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2011年中共90周年党庆前夕，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党史细节》，其中也明确地说：“两个凡是”并不是由华国锋最早提出，“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而不是要阻挠邓小平复出。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一篇社论去唱反调。如果矛头指向邓小平复出，社论发表之后，华国锋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这就无法解释了。

     综上所述，比较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华国锋和“两个凡是” 的叙述，第一，“两个凡是”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央红头文件。第二，华国锋在1977年3月14日讲话中提到的“两个凡是”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个凡是”明显不同，对于“维护毛主席形象上”前者比后者轻，后者引用的是李鑫主持撰写的2月7日社论的版本。第三，华国锋讲话过后，邓小平确实敏锐地提出了批评，华国锋也当面听取的意见，最后中央在1977年8月的十一大上完全按照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这也标志着“两个凡是”意见分歧已经终结，当时在十一大上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已基本达成一致，华国锋也在十一大上继续担任党主席。尤其是第二年，作为新一代党的领导人物赵紫阳在正式会议上公开做了对“两个凡是”客观评论。而所谓“华国锋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方针、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悖，亦不公道。第四，为什么华国锋辞去党中央最高职务时，又重新提起“两个凡是”，以及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记有如此违背历史的伪论述？这和后来邓力群参与中央高层的权力重组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而这些不是笔者在这里论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