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无意间救了大批核科学家和员工——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辉煌和苦难 |
送交者: 2024年01月30日12:20:5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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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提出一个想见人的名单,其中一位是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是其六世祖。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是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为儿子取名“稼先”寓意:禾之秀实曰“稼”,造福民众。 邓稼先1948年10月赴美国深造。不到两年他就修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随即即登上轮船回到祖国,来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被称为“两弹元勋”。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共参与进行的32次核试验,亲自去罗布泊指挥试验队就达15次。 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怀素抱朴,他虽担任领导职务,但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让同志们称其为“老邓”,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关心青年的成长和提高。邓稼先淡泊名利,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生活上实无华,平时穿一套灰色咔叽布的中山装,骑自行车上下班,给他配的专车,除了工作需要,从不使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对邓稼先的评价,“是杰出的科学领导。”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称“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在核武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科学报》:“邓稼先是中国核物理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巨擘。” 并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两弹一星元勋。 .......
邓稼先与杨振宁均为安徽人,曾一同就读于崇德中学、西南联合大学,赴美深造期间仍保持联系,两者的父亲亦是多年之交。杨振宁于1993年8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 1971年杨振宁结束中国之旅回美国时,突然回头问送行的邓稼先:“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的科学家帮忙,是真的吗?” 邓稼先愣了一下,深思片刻说:“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 邓稼先回去后请示上级,是否能够告知杨振宁。上级回复,可以。 后来,杨振宁收到了邓稼先的信,信中说:原子弹都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读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杨振宁不知道的是,当他将希望见到的人的名单交给当局时,邓稼先还正在青海基地221厂一线。当地海拔3200多米,高原空气稀薄,住在十分简陋的房子里,条件十分艰苦。工作和生活艰辛还能凭爱国热情挺过去,更难以煎熬的是当时极左猖狂,众多核武科学家遭批斗,炸药专家钱晋等五十余人被活活打死。工作组用严酷逼供信罗织了一个“反革命联络网”的黑名单,想把黑名单上的人都置之死地。黑名单不断扩大,基地每个人都随时可能上黑名单,人人自危,精神压力巨大。而邓稼先已经年近五旬了。 接到杨振宁想与邓稼先聚旧的信件后,周恩来特地把邓稼先召回北京,脱离了青海的文革迫害。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周恩来把邓稼先召回北京后,211基地对科学家的迫害的气焰被迫收敛,一批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如: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也侥幸得救。 (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先后获得共和国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能宽,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胡思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杨振宁再也没想到自己一份想见人的名单,拯救了包括邓稼先在内数以百计的中国科学家。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和妻子许鹿希相聚,而这却是他们相伴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们结婚共33年,真正朝夕相伴的只有6年。当邓稼先要去青海进行核试验时,只对许鹿希说了一句,他要调离工作,做什么工作,去哪里,要去多久,都不能说。连信箱号码都不能。两人彻夜无眠。 28年后,邓稼先回到了北京。然而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妻子面前时,学医的许鹿希是,一眼就看出丈夫的身体已经非常糟了。事实上,邓稼先愿意退出一线,不是休息,而是患了肠癌。 邓稼先在基地年复一年工作,每次核试验基地出事故,他都是第一个冲进去拯救仪器,对自己的下属,他总是这样说:"你们还年轻,不能去。"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掷落下来,降落伞没打开,直接摔在地上。氢弹没有爆炸,却摔碎了,核弹是无论如何都要找回来的。一百多个防化兵地毯式搜罗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心急如焚,亲自去寻找,最后还真是被他找到了。他用双手将碎弹片捧了起来,却受到放射线的严重侵害。 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多次在工作现场晕倒。人们不止一次提醒去医院检查,但邓稼先挂念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每次核试验要花费数千万元,万万不能出差错啊! 邓稼先一直怀揣着碎首黄尘、马革裹尸的准备,每一次装雷管,他都坚持自己亲自去做。 1985年7月,他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癌症,是他预料之中的。 许鹿希看着归来的丈夫,28年前走时风华正茂的青年,已经是鬓染霜华病入膏肓的病人,心如刀绞。丈夫承受病痛折磨,鲜血从鼻子里、嘴里和耳朵里涌出,她泪如泉涌。他的身体因为打止痛针已经到处都是针眼,每分钟都在和疼痛抗争。他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一直剧烈疼痛。即使这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占据他脑海的依然全都是中国的核事业。 邓稼先因接触了放射性元素,不幸罹患癌症去世了。然而,牺牲的何止是科学家。当时,数以千计的第一线工操作的工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工作,暴露在核辐射下,后来有多少人在癌症的病痛折磨中去世? 当第一颗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全国各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核爆炸时,蘑菇云腾飞在天空中,无数战士跃出壕沟,高呼“万岁”向蘑菇云方向冲去......电影的解说词慷慨激昂说,“不怕牺牲,在第一时间占领爆炸阵地,就能取得最终胜利!” 不知道又有多少战士因遭核辐射,在病痛折磨中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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