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

赵晓铃：作家、编辑。1947年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七十年代执教于重庆清华中学，曾任重庆 《红岩》文学杂志副总编。作品主要有长篇儿童小说《独生女》、散文集《宋词有魂》、历史纪实《卢作孚之死》《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卢作孚的选择》等。

1966年夏天我19岁。

当时高中学习不分文理科，高三毕业考试以后填高考志愿表，再用一个月时间分文理科复习，然后就高考。在巴蜀中学（那时叫四十一中）高中毕业考试以后，我报了理科复习，因为我的好朋友王苏苏是化学科代表，立志考化工学院，我也上化工学院。上大学一定要上外地的，上北京，到主席身边念书！所以我俩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化工学院。

没想到这个志愿遭到我爸妈强烈反对！他们要我第一志愿报西南农学院，他们认为高考志愿必须低调。要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的苦衷，但他们那时没有说。那晚我妈还哭了，我也不听他们的。是他们让我从小知道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作主，而且，从小学到高中，我还没有一次考试失败的记录呢！让我差点改变主意的是老师。我们班主任老师是校团委书记，她说，班上报文科的只有一个同学，不足百分之五！赵晓铃，你报文科也考得起的，报文科吧！

我稍稍犹豫一下就点了头。

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班里的笔杆子，高中时还是学校广播站站长兼总编，一天三顿饭共一个半小时的广播，从内容到形式都负责，从约稿到播出，都不能出错。“党的喉舌”，这几个字，就是团委书记深深给我烙进心里的。我在爸爸妈妈面前的坚持，在老师面前就没了。听老师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而且，在市重点学校的这个重点班，我文理科学习成绩都算得上不错。这个选择还暗合了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当个作家。不过，想“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思想”，便害怕说出来，连想也不敢多想。初中时有个作文题目：我的理想。我都只敢说我要“做个红色宣传员”。

晚饭后，班里的团支部军体委员和班长大姐找我，说出去走走。我想也是，明天就要分科复习了，不在一个教室了呢。我们三人从小学部大门出来，沿着长长的石板台阶往上走。他俩的意见一致，认为我应该报理科，我好一阵没懂他们的意思。支部委员明说了，你这人小资产阶级人情味太重，如果上文科大学，将来做文字工作，容易犯错误，那，一辈子就毁了！有这么严重？我不能全理解。那时，虽说因为广播站的工作在学校很出风头，而事实上，由于多年的阶级教育，在两位红二代跟前，我已有明显的自卑心理。何况，那个傍晚，我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善意，晓得他们真是为我好——敢背着老师来反动员我！尤其班长大姐，我一向听她的。那好那好，我还是报理科！离高考没几天了。这天夜里，大家都快上床睡觉了，班长大姐突然冲进寝室，大叫一声：不考了！不考了！高三同学全部参加文化大革命！顿时，楼里各寝室都发出欢呼，同学们穿上衣服跑到教室里听广播。我照例去广播站看看，我们的机务组长李曙光笑眯眯地在放广播呢。

所有的同学都收听了中央电台播出的北京市女一中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她们建议，推迟高考半年，让高三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是1966年夏，是我的人生十字路口。那天晚上，我和同学们兴高采烈，还感觉一身轻松，我们不可能想到，以后几年，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轨了。

半年以后，没有恢复高考，连中小学都停课了。满大街都是最新最高指示，整个学校被大字报盖满，没有电影戏剧，没有诗歌小说，过去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毒草”！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们都在相互折腾。有一次借到一本《海鸥》，等车的时候看，车站的解放军问：看什么呢？我说：苏联小说。他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去。“缴了！外国的就是封资修的！”排长队等车的青年们都替我不平，帮我吵那当兵的，他也不还我。为了要回书，我跟着他不放，直到支左办公室，跟他的有文化的上级讲理。那人讲不过我，把书还我了。

1969年2月，乘了两天船，又乘一天大卡车，送我们下乡到秀山当知青了。我们得学习打柴，在柴火灶里煮饭，担水，割草，锄地，栽秧，种菜种棉花……夜里，有同学来我们户里，我们讲自己读过的书，我讲过雨果的《九三年》，不知那里来的《普希金诗选》《漂亮朋友》和公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在知青户里传阅传抄。我的好朋友王若兰在湖南老家落户，写信说认识一当地知青老周，竟懂几国外语！有一天，她真的寄来老周的译作《核桃皇后》，就一64开笔记本，世界名著的译文就密密地写在上面，我悄悄读完后，又给她寄回。要是在秀山县城遇上露天电影，那就是最快乐的节日了。有一次，为了一场《英雄儿女》，我们走了一通宵，半夜里在公路上，唱歌为自己壮胆。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会想，难道国家真的不要大学了？不会的，哪一个国家不要大学呢？上大学，对我来说不是梦，是人生路上的一段，只是被中断了，被错位了。

三年以后，从乡下回来，因为插队的县里想留我，我已是这一批里最后一位到区教育局人事科报到的知青了。那天，我心里牢记着爸爸的话“你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教语文”。不料人事科长说：我们最缺的就是语文老师呵！陪我一起去报到的是初中同学周沪英，嘴快， “哎呀，她教语文最合适了，最会写文章了！” 到重庆清华中学参加教师培训时，这一学期只有一个月了。暑假以后再去学校，才知道培训的20余名知青中，就我一个被留在清华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师。

从此，我命中注定要和中国语言文字打一辈子交道了。这真不是我刻意选择的。我和我的同代人，没有多少机会和能力在人生路上做自我选择，我也不是那种有个性有胆识的人。但我不否定那之前的所有学校教育，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至今仍是人生积极而正面的财富与力量。

在清华中学，老教师对我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我的那桶水在哪呢？

我到老教师课堂上听课，到他们家借书。全组的老教师都被我听遍了，而经过文革浩劫，老师们书架上除了几本鲁迅杂文也没什么书。但是大学开学了，很多单位都有上大学名额！不兴考试，由单位推荐，本人写申请。我年年写申请。写了几年，人家说，小赵，你不要写了，没用的，你去不了。我说，推荐不推荐是领导的事，申请不申请是我的事，我表达一下愿望总可以吧。

1976年10月以后，广播报纸总有让人兴奋开心的事，人们读报迫不及待。每天大清早，清华中学教师宿舍群力楼上，大家一边洗漱早餐，一边听教务处陈章老师读报。陈老师老单身，以前话不多，那些日子满活跃，就爱尽这个义务。数学组老师率先开始业务学习，长年生病的朱老师给青年教师讲微积分，我也去听，管他懂不懂用不用得着的，好歹是学习呀！现在想来好笑，但那时数学组的老师们一点不怪，没人说你一语文组的听什么微积分呐！那时大家都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吧。

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恢复高考！

真是盛事呵！清华中学沸腾了！老师们精神振奋，兴高采烈。一向木纳不言的老先生聊起文革前“保高三”的日子容光焕发，笑说那时开夜车，伙房把面块直接端到教研室办公桌上！我想他们不仅是说那时的面块好吃，更怀念那时工人对教师的尊重和体贴吧。一夜之间，“臭老九”不臭了！

校园门庭若市，过去的学生来找老师。老师们在狭窄的寝室里翻课本，找教材，欣然接待。时已深秋，咋感觉万木复苏呢！那时重庆的长江上一座桥都没有，我们组江老师家在沙坪坝，夫人身体不好，回家须转车转船好几个小时，他每周六上完上午二节课就急急地离开学校。这天我看见他走了，中午又看他急喘喘地回来，说是都走到江边了，碰上一学生来要复习资料。要是不回来取，得耽误学生两天复习时间呢！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两个月时间。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清华中学教务处窗口挂了个小黑板，写着某日某时某教室某老师讲什么课。老师们全是义务，而且兴致勃勃。原来，高考恢复了，老师们的尊严才能恢复呀！

数学丁安老师那会儿瘦得很，她孩子小，爱人也只能一周回来一次，她忙得屁股上总是白白的粉笔灰，那些日子却忙得很享受，忙得精神。她看见我兴奋地说：哎呀，小赵，你那个弟弟不错哟！我上完课，他不走，说老师你算错了。我一看，他是对的呐！丁老师很要强的，没想到学生当众指出她的错，她这么喜欢！她是文革前两年大学毕业分到清华中学的，还没好好表现才华呢，就遇上文革，十多年了，她才看到这样投入的学习和这样较真的学生！那些义务的高考复习课，谁都可以进来听，坐不下了就站着，教室里面站不下就站门外，窗边。

我弟弟陈卫星是外校来复习的。那年他19岁，因为腿有残疾，没下乡，也没工作。粉碎“四人帮”了，各单位上街游行欢呼，他也随街道组织去了。看热闹的人高兴地数着游行队伍：学生、工厂……他们的队伍过来时，人们看不出是哪单位的，就说：哦，废品青年来了！我那时张罗他来复习，比我自己复习重要，因为我总是有工作，他却不能不跳出废品堆。老师们那些天见到我就问：报名没有哇？年轻的同事当然相互鼓励，没想到平日不苟言笑的教研组长林老师特意把我叫到他家里，说历来考语文，作文占大头，你还是要写几篇练习，严格掌握作文时间。连平时不大来往的历史梁老师也叫我去他寝室，给我讲历史，送我史地复习资料。考大学，谁都想帮我！

当然，我别无选择地只能报文科。好多年买菜都懒得算账了，考数理化还考得上？我爸爸没有意见，高中同学陈榕的爸爸还坚持她不能考文科。陈榕把书本一推说，那我不考了，考理科考不上的！她爸妈才罢了。后来我才知道，陈理源伯伯是重庆有名的新闻才子，曾任《新民晚报》重庆版主编，1949年前就很能为共产党鼓吹，50年代却因胡风问题有过一年牢狱之灾。在中国，文字狱影响深远，代代知识分子一念及此，不寒而栗！祸从口出，株连家小！个人爱好，轻若鸿毛哇！

那时我们夫妻两地分居，考前，先生从大东北到大西南来探亲。说我帮你改作业，你看书吧。可我刚接了一个新初一，课是要自己去上的。记得临考前，学校开冬运会，班主任要带同学参加，学生们在看同学长跑，我就坐在后面看历史复习资料。

清华中学唯一吹冷风的是校长。我妈妈在群力楼遇见他，他说，赵妈妈，你们晓铃去上大学不带薪，你要考虑哦！我妈妈说：校长，不要紧！我的女儿上大学，我供；她的女儿上幼儿园，她爸爸供。现在想来，校长或许只是不愿意初中部少一个能顶岗的教师，而我妈妈真是很棒！

12月考试，考场在李家沱，记得政治考试开始不多会儿，就听头顶咚咚咚直响，声音越来越大，滚雷似的。出什么事了？我吓得站起来。监考老师开门看看，又关上，示意我没事，我坐下继续答题。交了卷，才发现教室里没人了。监考老师说，你帮我收一下卷子。我扫了一眼，好吃惊。多数试卷了了数语，答非所问，还有白卷。后来才明白，这楼里各教室考生大多不会答题，面对考卷完全傻了，等规定的半小时过去，就交卷走人，许多人同时从楼上教室出来往下跑，木地板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以后，人们说七七级是百里挑一（那年四川考生200万，录取2万），我就会想起这个令人心酸的细节。十一年了，因为领袖对学校考试口出恶语，上大学不考，上中学不考，小学也不考！老师们不敢考，甚至不敢要求学生，生怕晚间某个会上突然“揪出某某某！”我们语文组搞个作文比赛写字比赛都难，我这个年轻教师也被批评单纯业务观点。突然间，上大学要考试了，那么多报名的，恐怕连什么叫考试都没弄明白！那年是考完以后再填报志愿，我瞩目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又踌躇。清华中学报考的4位青年教师，只有我是结了婚有孩子的。说是录取老高三高二，会不会只是说说而已？早先不是说推迟半年考大学么？谁想一推就把我推到三十岁了！我爸爸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说志愿不能填高了，不过你是教师，师范院校总要让你上的。志愿表拿回房间，落不下笔。

这位先生问：毛老师填哪里？——第一志愿四川大学，然后西师、重师。毛老师是清华中学高66届，与我同年，数学教师，但她还没结婚。她信心满满。——那你也填四川大学！——考不上呢？——你好歹参加一回国家考试呀，都不填个好学校？你以为还有第二次！——我填。

你别跟爸爸说哦，到时考不上他会怪我不听话。

结果一回家他就得意地告诉了我爸：晓铃第一志愿四川大学。爸爸无语。他收拾行李回东北上班，走时说，录取通知到了给我电报！妹妹说，我也给你电报！春节刚过，妹妹的录取通知书先到，华东化工学院！妹妹比我小一岁半，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同校，上山下乡插队当然一起。我们什么事都商量着办，但考大学没有和妹妹商量过，因为这事在我们家没商量！我俩是高66和高67，都是能报考的，能不考么？看了妹妹的通知，爸爸妈妈悄悄看我，不敢吭声。我说我是南岸考生，通知不会送到家里的！

回清华中学去看，收发室老师见了我眉开眼笑。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我取了通知就去邮局发电报。他后来跟我说，他们单位的老工程师说他：一女孩子让她读那么多书做甚？她进了大学要跟人跑了喃？我问他，你咋说？他傻呵呵笑：我老婆30岁了，还有人追，嘿嘿！那时我已知道，如果66年能考，我多半考不上，因为文革运动初期，爸爸单位的人事干部就把人家写我爸爸大字报的内容抄下来，寄给学校，放进了我的档案里，我就成了家庭有问题的考生，过不了政审这一关。那么，1966年便是我人生一劫，所有的梦想都会在最好的年华里终止！说起来，那人事干部还是看着我长大的阿姨。我妈妈说，组织都没有做结论呢，她为什么这样做喃？明明知道人家娃娃要考大学！

现在，1978年的春天，两个女儿同时考上了大学！爸爸妈妈真是扬眉吐气呀！实际上，七七届录取时，“阶级路线”“血统论”尚有余威。重庆十八中有位高67级的同学就因出身问题而落榜，他用英语给招生办写了一封长信，在七八届被录取。我们语文组的老师，还有群力楼的高邻们，到土桥饭店聚餐向我祝贺。说起大学，老师们话很多。方泉兴老师说他进过两个大学，第二个才让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他的话，还有他的学问修养，他的风度气质和为人让我知道，大学里还有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龚懋老师对我说，外语课你最好选修法文，法兰西文学世界顶峰。我不知道龚老师为啥把我估计那么高！但我明白了山外有山！土桥饭店白木方桌拼成长桌，长板凳，土碗盛饭菜，土碗斟黄酒，谁敬酒我都傻乎乎的喝，一会就醉了。回家跟爸爸描绘那场景，说老师们一人出一元钱，不叫我出。他开心笑：哈哈，这有一说，叫罗汉请观音！离开清华中学那天清晨，龚老师和江俊贤老师跟食堂借了个板车，把我的行李拉到公路边。我的学生韩平，主动叫她爸爸开着送菜进城的大卡车，把行李放在那些绿色的小白菜中间，捎我进城回家。依依惜别之际，江老师说，小赵，学习要好，也要注意身体。龚老师说，注意身体是对的。不过人总是要死的，有人累死，有人病死，有人耍死；我以为，耍死的不如病死的，病死的不如累死的。他说这话时一点没有笑，他一向特看不起那些混事的人。他是很好的语文老师，但我刚到清华中学时，他属于“打倒”之列，在保管室工作，给各班发撮箕扫帚，过两年才重上讲台。他跟我一个年级组。文革期间的学生程度差得难以置信，我得教学生查字典，初中语文从汉语拼音补起。没有教材，我仗着普通话还好，就自编，龚老师把我编的普通话教材刻印后装订成册，发给学生。课外为学生补拼音时，幼儿园已放学，龚老师就替我抱着孩子。

我懂龚老师的意思。生命不是专用来享受，而是要工作要让世界更好的。不管怎样的生存环境，人总是要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这真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后来龚老师寄我他教的高中班学生作文，是我教过的初中班学生朱雅军写的“怀念赵老师”！龚老师好填词，我还曾和过他的小词，那些书信都没有保存好，现在只记得有句曰：校园寻得三生石，世世教书好。我是真心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能够对一些人的人生发生一点影响。那一年，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凡参加考试的，极少落榜；未参加考试的，多是身不由已。上大学前去妇产医院探望，病房里刚生孩子的同班女生就有两个。还有的同学，孩子太小。她们和高考擦肩而过，以后，多以夜大电大接受高等教育！回想起来，我真是幸运之极！有那么好的亲人和同事，有清华中学这个好环境！应该感谢的还有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就在高考前几个月，我带着三岁的女儿路遇好朋友小刘。说起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教书。她说，来来来，到我这来。原来她在重庆最好的第一托儿所工作！高考时，我完全不用为孩子分心。前几年，见到小刘，我说，那天要是没有遇见你，我恐怕上不了大学。小刘却说，她是老三届初一的，因为我的鼓励和帮助，才敢去考了大学。她上完大学，还是做幼教工作。她喜欢她的工作。如果不上大学，我还会在清华中学，还教语文，但一生中没有向往的大学生活，会终身遗憾。人说知识改变命运，我体会不到。我和小刘都不是为了改变工作命运而上大学的。我们想要读书，十多年里一直想，一直想，想见学问满满的老师，想坐图书馆，想享受那种读书的氛围，在那样的环境和氛围里我们如鱼得水。

1977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高考淡化了阶级路线。恢复高考让我们得到不论出身高低，不论与领导关系亲疏都能得到的机会，这就不仅仅是能够上大学，还多少恢复了人生而应有的尊严和受教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