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伪君子基辛格》，作者Ben Rhodes（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认为，在全球事务上的冷血思维让基辛格在对与美国实力接近的专制国家打交道时取得了重大突破——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给军备竞赛升级降温；对中国的开放则加剧了中苏矛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全球秩序，并开启让数亿人民摆脱贫困的改革。这场改革的发起人正是下令镇压天安门抗议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一事实本身也体现了基辛格遗产模糊黑白的本质。一方面，中美恢复邦交是“冷战”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权主义领头羊，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并威胁入侵台湾，而台湾的地位之所以悬而未决，正是因为基辛格的政策。

文章说，就像人际关系一样，谁也不期望国家事务的处理能尽善尽美。但美国已为其伪善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代价比战争或谈判的结果更难衡量。几十年来，美国讲述的民主故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经变得空洞，而“民主”一词听起来就是美国利益的遮羞布。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亨利·基辛格一人。从很多方面看，他既是美国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缔造者，也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但他同样是一则警世故事。作者说，尽管如此不完美，但美国的存在离不开美国的故事，是它让美国成为了一个多种族民主国家，并与俄罗斯和中国泾渭分明。

近日有一对中国郑州网红小夫妻“亮亮丽君”成为微博热议话题。“亮亮丽君”是典型中国打拼的小夫妻，近期他们买的楼房变成烂尾楼，完工遥遥无期，要求地产商退款，却遭对方殴打。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亮亮丽君”的烂尾楼　预告中国经济失速》，作者洪耀南指出， 其实“亮亮丽君”不是个案更不是特例，根据日本野村证券调查，截至2022年底中国有二千万户的烂尾楼，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预估要“保交楼”（保证交屋）2000万套需要3.2兆人民币，大约台湾政府六年的总预算。无论预算是杯水车薪或进度完成比率偏低，地方政府也都陷入债务危机，尚无法自救，还需要中央来救，保交楼政策在地方政府只能敷衍。日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中国准备列出50家“白名单”大型房地产商几乎都是国企，提供这50家信贷、债券、股权的融资，在房地产商的骨牌效应下，中国政府准备只“救”这50家，其他都要断尾。

文章说，中国上层是按权力分配、中层是按资本分配、底层是按劳分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用权力来决定“谁”可以生存，哪一些企业可以无条件被注入无限的资金，而地产商是按资本分配，一家恒大可以欠债2.4兆人民币，现在被划入白名单的50家都有可能是一下一家的恒大，甚至是一个更大的泡沬。而像亮亮丽君一样的底层人民，他们按劳分配，劳动所得还被减薪，维权还被打，目前只能离开郑州回乡下。

一部以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为主角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在中国大陆上映，并引起多重争议。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我本是高山>与争夺张桂梅：“党性”、“人性”与女权主义的较量》，作者詹时指出，尽管处境艰难，但女性视角既然打开，就难以被关上。这些年，舆论场对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新闻报道性别意识缺失的批评仍然是越来越多。不谈主义，但可以谈问题。由于张桂梅是被党国以最高规格嘉奖的，所以她成为少有的不可被男性冒犯的女权象征。这使得通过张桂梅来伸张女性权利的视角，是在恶劣的舆论环境中少有的可以对抗厌女力量的方式。但这也意味着，女性视角的一方只能全盘接受张桂梅，而不能提出批评。

文章指出，当下舆论场对《我本是高山》的批评，最多的已经不是“男锅女背”，而是指责电影淡化了张桂梅的党员身份（比如没有戴党徽），指责电影把张桂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矮化成了小情小爱。有些评论虽然批判电影缺乏“党性”，但落点仍然是亲西方的女权分子，为了迎合西方，淡化党的作用。也就是说，论证的逻辑仍然是：女权在淡化党的存在。这使得虽然对《我本是高山》的批判已经成为舆论主流，但女性议题在其中的空间是少之又少，而张桂梅的形象也从某种女权象征，变成绝对的共产党员。

作者认为，这番舆论风波之后，留下的是一种新的反女权方法论，也是对以爱国为护身符的“粉红女权”的进一步打压：从共产党的历史和思想中寻找女权的思想资源，得到的是共产党，丢弃掉的是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