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忠于信仰、勇于献身，但他误入歧途，甘愿受苏联驱使。他写下“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却背叛中华民族的利益，至死不悟。李大钊的悲剧，是那代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敲响了让后世引为教训的警钟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背面的悲剧
《读书之乐》第14期，2021年12月12日首播
◆高伐林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读书查资料，翻阅多种《李大钊传》。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几本《李大钊传》互相矛盾，真假混杂。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期节目就来谈谈李大钊。李大钊不到38岁的生命，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有深远影响，我这里只谈谈他的死。
1927年4月28日，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李大钊，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城走上绞刑台。九十四年来，尤其是中共建国以来，出版了无数《李大钊传》，都浓墨重彩地描绘他就义的经过。
数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李大钊传记。
李大钊就义之际，中国还没有定于一尊，北洋政府还没能严密控制媒体，没有规定只准刊登什么“新华社通稿”，“舆论一律”，北京的《世界日报》，天津的《北洋画报》和汉口的《民国日报》都发表了来源不同、角度不同的报道。但是中共掌权之后要按照政治需要来讲述历史，就导致神话压倒了史实。
众多《李大钊传》中，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比较权威，这是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1960年初建议北京市委党校编写的。党校校长赵征夫主持组织班子写出草稿，朱乔森、黄真又用三年执笔写出初稿。但文革爆发，邓拓、赵征夫等相继被迫害致死，编写者都受打击，书稿中断十多年，文革后重新启动，成为向李大钊诞辰90周年的献礼著作。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大钊传》是向李大钊诞辰90周年献礼。
第九章专门有一节《绞死了我，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这样叙述：
大钊同志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从容地、昂然地走上绞刑台……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以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烈士陵园塑像。
这本书出版不久，一些专家学者就在内部提出质疑，外界并不知晓，还是按照这个口径进行宣传。直到出版28年后，《党史博采》杂志2007年第4期董宝瑞的文章认为有“明显的硬伤”：李大钊在刑场上是否发表过“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是否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位董宝瑞，是河北一位作家，也写过一本《李大钊评传》。
董宝瑞称，查阅当年报道，并无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记述，更别说演说内容了。当时的刑场是封闭的，除了刽子手和宪兵军警，没有放进任何群众和记者，李大钊没有演说的对象；如果发表了演说，当时记者寻访过军警目击者，报道中不会只字不露。《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叙述李大钊就义时要求写一份“遗嘱”，未得允许，便无言地走上了绞刑台，神色“未变”“殊从容”。才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中共建国之初，张次溪编著《李大钊先生传》，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也证明了这一点。
董宝瑞《李大钊评传》。
董宝瑞找到的最具颠覆性的证据是：《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朱乔森，后来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书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坦率承认，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演说词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杜撰的，目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传记作者本人承认了是子虚乌有！
董宝瑞这篇文章还澄清了：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也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李大钊被捕后，没有刻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但他主要是以国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面目出现的。在人生最后时刻，有可能在心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否喊出口，被人听见？于史无征。
1947年朱自清（右三）与家人。右一为其子朱乔森，后来是《李大钊传》主要作者。
董宝瑞纠正了官方若干不实之词，在中国大陆很难得！但可惜，他与当代不少从文学作者转型到历史纪实作者有同样的毛病：史料不够文学凑，也传播了纯属想象的不靠谱说法。例如，他引用李大钊不满16岁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文章说：“为了延长李大钊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还引用一个说法，李大钊遗体脖颈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的著作。
董宝瑞据此推测，应该是刽子手对李大钊实行了古已有之的残酷的“三绞处决法”，相信了李大钊故乡乐亭县的文联主席、作家张建国的笔下描写：
愚蠢的敌人第一次把大钊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大钊同志苏醒过来，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敌人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还是劝他“悔过”。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敌人的妄想完全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
李大钊的绞刑架，被列为中国0001号一级文物。
这个说法完全不成立，是不了解中西绞刑差别而望文生义。中国古代绞刑中有一种是两名刽子手通过顺时针、逆时针转动绳索，放松或勒紧多次绞杀；然而对李大钊等人实行的是西洋绞刑，实际上是吊刑，靠人体坠落的自身重量拉断颈椎，窒息致死。这种方式怎么可能实行三绞法？说李大钊受到绞刑长达40分钟，也很难成立。当天此案一共20人判处绞刑，整个杀害过程不到三小时，不可能一人就用40分钟。张作霖的奉军不搞把犯人放下绞架，待其苏醒后要他“悔过”这一套。法院已经判决，正在执行死刑，无需口供，刽子手的职责就是奉命把人尽快弄死，没有问口供或劝降的责任，更不可能推翻法庭判决。这种为突出伟人形象添枝加叶，近乎戏说，很不严肃！
以上讲的涉及两本李大钊传记，这两本还算比较认真的，都存在这些问题，其它的可想而知。下面我想简明扼要地讲一讲与李大钊被捕和就义有关的几个更大也更重要的问题。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旧址。
第一个，李大钊被捕的经过——张作霖为何胆敢践踏国际外交惯例，派军警冲进苏联驻华使馆抓人？
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这里就成了很多维新党人、革命党人躲避政府通缉的地方，李大钊是躲到苏联使馆的原俄国兵营，在这里领导地下斗争。与此有点类似的是，当年有许多左翼文人躲到租界——算不算“挟洋自重”？可能见仁见智吧。
苏俄使馆旁边挨着日本和法国使馆，日本人和法国人发现苏联使馆频繁进出中国人，还有人争吵，怀疑在搞与外交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就通知了北京当局。
李大钊躲进俄国兵营后，安排他过去的学生、中共党员李渤海与外界联系。李渤海被京师警察厅拘捕，供出了李大钊隐藏的地点及一些共产党员名单。警察厅设法通过其它途径证实了李大钊确实就在俄国兵营。但张作霖知道后感到很棘手，怕列强找麻烦，便委托顾维钧去找各国公使办理，不过，懂得外交规矩的顾维钧不愿沾这件事，推诿拖延。奉系只得自行派人与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1927年4月4日，欧登科召开各国公使会议商定：既然苏联声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那么其大使馆自然不受《辛丑条约》保护，同意中国军警进入抓捕。
李大钊被捕地遗址指示牌。
4月5日，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为女儿举办婚宴，婚宴上的贺客、曾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告诉杨度“张大帅就要对他们开刀了”——他以为杨度十多年前拥护袁世凯称帝，肯定反对“赤化”。却不知杨度此刻转向了共产党。杨度大惊，赶快通知了曾任政府教育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胡鄂公，要其转告李大钊等尽快转移。李大钊得到消息，召集部下开了个会，他和大家认为：“消息不一定可靠，张作霖没有胆量破坏国际公法。即使可靠，只怕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外布下天罗地网，一走反而送死。但是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
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6日，东交民巷军警林立，如临大敌。京师警察厅侦缉队派出200人，还有宪兵、保安等配合，冲进苏联使馆和附属的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抓了李大钊等40余人，还有苏方15人。
军警冲进苏联大使馆和附属建筑搜查抓人。
警察冲进去时，发现里面有人匆忙烧文件，但文件不易烧透，消防车赶来灭火，搜走7卡车文件档案，还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两挺。
此事震动世界，苏联立即发表照会，莫斯科十万人游行，抗议中国军阀擅闯苏联使馆抓人。顾维钧则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装、宣传赤化之物品”，“违背国际公法”，破坏1924年顾维钧和加拉罕签署的《中俄协定》。
第二个问题，李大钊受审的内情。很多文章都说李大钊受到“酷刑折磨”，究竟怎么回事？
4月6日，逮捕李大钊当天下午就第一次审讯，第二天下午又第二次审讯。4月8日《晨报》报道：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还说“李被捕时，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
被捕后的李大钊。
李大钊受审具体情况，现在很难查清楚。当时民间传说李大钊等受过拔指甲等酷刑，但警察厅予以否认，1927年4月30日《警察公报》特地发出声明：外传警厅此次侦查党案，曾用刑具，李大钊之指甲亦不存在等语，实属误传。查厅中自破获此案后，对于在押诸人，格外优待，绝无威吓逼供之事。本厅审讯盗犯，向不用刑，何况党人乎？
当局的一面之词，我们不能轻信。但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推敲。例如他们遇难后，遗体放在下斜街长椿寺，等待家属认领。如果受过酷刑，身上必然会能留下痕迹，但后续报道都没提；如要验证，尤其是要通过两份白纸黑字的档案《狱中自述》和《狱中供词》。李大钊在狱中三次写出“自述”，也接受了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人反复审问。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档案馆从旧京师高等检察厅的档案中发现了李大钊被捕后接受审讯的两件口供笔录，题为“李大钊供词全份”；是当时的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1989年第3期《北京档案史料》发表了这两件材料；《李大钊全集》也全文收录这两件笔录。我认为，这是可信的史料。
审判长何丰林。
供词分两部分，第一份供词比较短，全部是有关国民党活动的。李大钊回答询问说：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国民）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
问：特别市党部共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
答：特别市党部共有四个：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共四处。特别市党部有事直接报告中央。在市党部以下分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他还具体介绍了各部门的职能。
问：现在你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
答：各省设立之市党部表面上有九十处，实际只有十三处。
李大钊在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后，藏身在苏联使馆所属的俄国兵营。
第二份内容很多，涉及组织、人事、财务……我只能摘录一二。
问：你是国民党何派？是何主义？
答：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问：你们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
答：国民党是完全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是共同生产主义。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广州开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正式议决民党与共党联合。至民国十四年孙中山死后，民党分有左右两派。左右不同之点：右派不甚注重拥护工农利益，左派是拥护民众利益之外更兼拥护工农利益。当时京内设有两个机关：右派京党部设在南花园，左派京党部设在翠花胡同。现在右派京党部取消，左派因受压迫，迁入俄使馆进行一切工作，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恢复平等地位。
李大钊手书对联。
问：你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你党经费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经费之来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党经费是舒启昌管理。经费议决案月支二千元，向由远东银行、中国银行自南方汇来，请查搜出帐簿便知。
问：北京政治委员会之组织？
答：北京政治委员会分文书股、庶务股、宣传股，惟现在北京政治委员只我一人，组织已不完备。办事之人大略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宣传、庶务等部分。舒启昌管庶务，陈乔年管俄文，杨景山、陶永立均管抄写，陶永立并充当俄人教读，范鸿吉力管搜集材料及研究理论，杨善南管宣传，刘伯庄管国民运动……
党史学者认为，李大钊的回答很有技巧，对答如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减轻其他被捕者的压力。不是一味硬扛，说明他很有斗争经验，使敌人没有了动用酷刑的必要。
李大钊《狱中自述》。
李大钊还留下了两千七百字《狱中自述》，一共改了三稿，应该不是一天完成，从字迹和行文看，并未受“竹签子”“拔指甲”之类的酷刑，否则不可能如此流畅。最后一段，他否认自己“犯罪”，但很清楚自己凶多吉少，他说“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就是说我李大钊负全部责任；还说自己长期钻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体现了他的品德风范。
第三个，李大钊被杀的缘由。
要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李大钊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作霖是“讨赤军”司令，恨死了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苏联是颠覆中国秩序、破坏中华文明的祸首。张作霖眼中的“赤”是一切和红色苏联有关的势力，孙中山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是“南赤”，冯玉祥国民军是“北赤”。国共合作北伐，是张作霖的死敌。
张作霖是“讨赤军”司令，是共产国际的死敌。
更重要的原因，事关冯玉祥。苏联当时在中国收买各路军阀，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等人都不买账，只有冯玉祥买账。冯玉祥曾在北京发动兵谏，逼迫总统曹锟交出印玺，代表守旧势力的奉军后来和冯玉祥的军队展开激战，把冯玉祥赶出北京。1925年，冯玉祥和李大钊搭上关系，邀请李大钊担任西北军政治部主任，并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冯玉祥出国到苏联考察，李大钊三次电请他回国。冯玉祥一生，擅长见风使舵，八次反戈一击，有“倒戈将军”外号；又因皈依受洗被称为“基督将军”，还在自己统治地区大规模灭佛毁佛，让我联想起炸巴米扬大佛的塔利班。但当时他算是有一定实力和影响力的军阀，所以李大钊要拉住他。
冯玉祥企图左右逢源，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
冯玉祥回国后，宣布他的国民军全面倒向北伐军，全体加入国民党，旗帜也换为青天白日，策应北伐。苏联给冯玉祥巨额援助，运来1万5千支步枪，1500万发子弹，3万枚手雷给他，超过了对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的援助。
李大钊是中共北方区委总负责人，在国民党中也是重量级人物。张作霖认为李大钊是策动冯玉祥反叛、勾结苏联颠覆合法政府、呼应蒋介石北伐的主要责任人。北京报纸报道，最初打算只判李大钊和直接从事刺探奉军情报的情报人员张伯华二人死刑，但后来奉军有将领来电要求严惩“赤党”，否则影响军心士气，这才把死刑范围扩大到20人。
临刑前三烈士合影。左起：路友于，李大钊，张挹兰。
当时报刊报道。
这次搜查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苏俄策划推翻中国政府的海量秘密文件。4月中旬，张作霖把一个叫张国忱的人从东北调来北京，此人懂俄文，要他翻译整理出版这些文件。从4月12日陆续对外公布，重要的全文译为中文，次要的翻译目录。当时苏联和国民党共产党都矢口否认，说是造谣诬蔑，苏联还发出照会，要求发还文档。中国外交部回应：1924年中苏建交声明第六条说：“六、两国政府互相保证，各该国内不准有图谋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行动，并承诺不对对方国内公共秩序社会组织有相反之宣传。”明明是你苏联违反了不支持中国境内叛逆集团的承诺。此次未搜查使馆，仅于其附属房屋内，查出军火、宣传物品，并捕获重要党人，足证俄人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还说，到所获宣传共产文件翻译完成，再提严重抗议。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封面。
搜出来的文件后来编辑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共11册，1928年出版。世人才了解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党一脉相通，苏联大使馆确实是策划赤化阴谋的中枢。例如有一份文件透露苏俄在中国设有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要求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的苏俄顾问，都必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
苏俄在华使用经费的账本也被缴获公布。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半年预算，给中共中央军事指导人员经费五万元；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万8830元，等等。除广东外，总计半年投入美金38万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这在二十年代物价相当低的中国，非常惊人。
李大钊遇难后，张作霖公开展览在苏联使馆搜出的部分文件，请中外人士参观，表明以叛国罪杀李大钊等20人，证据确凿。
中共百年党庆期间上映的以李大钊为主角的《革命者》影视海报。
李大钊忠于信仰、勇于献身，他的工资多用于革命和救济贫苦民众，最后临危不惧，从容赴死，没有泄露机密，尽量保护他人，保持了气节和尊严，还留下清正家风，三代清廉。但是不能不看到，李大钊受到激进思潮的蛊惑，甘愿受苏联的驱使，他写下“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这样的警句，却背叛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误入歧途，至死不悟，甚至可以说是叛国罪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极为矛盾复杂的悲剧形象，悲剧并不是李大钊一人的悲剧，也是那一批人甚至一代人的悲剧，李大钊仍被官方树为“双百人物”，被民众尊为伟人偶像，更可以说是民族的悲剧。今天我反复诵读他铿锵有力的警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我们民族的正面精神遗产，还是敲响了让我们引为教训的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