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写陈子龙之念已大半年之久，起因还是当今中国对于陈子龙诗文和陈子龙事迹研究少得离奇，这和陈子龙在历史上的成就地位极不相称。笔者阅览了近几年高校文科研究生论文，除了07年华师大张亭立《陈子龙研究》外无任何相关条目。早年复旦明史专家朱东润先生1984年著书《陈子龙及其时代》虽属难得，但治史思想值得商榷，书中偏重事件叙述对陈的诗书价值及其背景整理轻描带过，有些描述过于详情细腻，无疑出于作者想象，正如民国陈寅恪先生观点“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如果陈子龙近年来有点知名度也托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陈先生在他的《柳如是别传》中叙述陈子龙与柳如是有一度相恋关系，崇祯八年（1635年）陈与柳曾短暂同居松江南楼，两人感情深挚。后因陈子龙妻张氏相容不下，终不得谐连理柳挥袖而去。而柳如是和钱谦益的故事甚至掩盖了《柳如是别传》的原本价值，于是陈子龙成了之中的“幸运者”。

          在朝廷党争宦官当权和辽事告急的晚明时代，陈子龙在他的时代没有相应的影响力，清军入关和南明政权的摧枯拉朽般崩溃，换来的是多尔衮政权对明朝政吏文的全面禁杀，陈子龙的诗和文也在其中。乾隆年间清政权统治已趋稳定，乾隆着手整理《明史》虽出于为满族统治华夏归为正统，但《明史》尚且尊实，在捍卫明朝的烈士谥号立传中陈子龙被谥“忠裕”，嘉庆初年王昶等辑为《陈忠裕公全集》，虽后来遗落甚多但这是后人研究陈子龙唯一的版本。后人提得最多的是他诗词骈赋之才华和抵御外侵保家卫国之气节，其实这两方面有其共通之处，只有常年深受经义教理的熏陶，对前古历史的熟读和加之自身文采的融贯才会对所处地域的爱惜和感悟，在朝廷地缘大厦将倾之时会有振臂高呼舍我其谁之风骨。如岳飞，辛弃疾，史可法，郑成功等英烈。而那些非一国之精英只求过一亩三分地的人才会做引路，告密等苟且偷生之臭事。

         崇祯年代陈子龙携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阳明及其后人推崇的“阳明心学”作尖锐地唾弃批判，他是继徐光启之后“经世致用”的倡导者，陈子龙时代是关外清军压力与关内饥民起义使得本已衰朽的明王朝已危在旦夕的时代，统治阶层和知识界还靠“阳明心学”是解决不了当时内忧外患的矛盾。陈子龙虽是崇祯十年进士，但没有仕途履历和显赫地位，即在官场绝无话语权，所以提倡“经世致用”只是流落在民间。所谓“经世”即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所谓“致用”即发挥实际效用，这是从根本上放弃了自南宋朱熹以来的靠扭曲的“儒教”思想治理国政，笔者始终认为明代徐光启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万历进士，官至崇祯礼部尚书，具有扎实地古代文化人功底，但他从事的是天文学，数学，农学，水利等“百科全书”式西方近代科学研究和推广，明朝靠徐光启推行水稻和番薯的农业耕作解决了常年的饥荒，人口数才攀上“亿”级单位。在“经世致用”方面陈子龙要比徐光启逊色很多，但他也着实地做了两件大事，笔者认为在今天已经摆脱过去“政权阶级史观”回归“以人为本”的普世历史观下，重视陈子龙在“经世致用”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尤为重要。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治国恶习。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多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裂痕之书。《皇明经世文编》煌煌五百余卷，刊成至今已近四百年 ， 唯其所收偶有违碍满清统治者文字，在清初被列为禁书；同时因篇幅过大翻刻不易，难为流传 。 至于具体内容，近代史学家吴晗先生评价为：“明治乱”以清朝政，“重经济”以充财用，“详军事”以强国防 。 其实此仅就其荦荦大者而言 ，《皇明经世文编》立足于经世与实用，其中不乏对周边势力之矛盾调和分析，战争评估等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明代辽事，澳门史，海洋朝贡、粮政、水利漕运重要参考文献。笔者认为称其为“一代之鸿章，千秋之伟业”实不为过。

        继后，陈子龙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完成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和《测量法义》以后，将精力转向农作物引种和耕作试验的笔记整理，期间所作笔记《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成了他晚年总编《农政全书》的重要原本，全书总结了中国古代许多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引用了古代著作和文献三百多种。该书涉及气候、地理、优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介绍了农业生产技术，对屯兴水利、三项农业措施作了详细阐述。其卷二十七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并提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对于徐光启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始终敬佩，早年曾到北京拜访徐光启“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整理。“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后由徐光启之子徐骥将此书推介给崇祯帝，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式出版发行。但是不得不说，这样一部缔造社稷造福于民的旷世巨作其诞生和处时代格格不入，二年后大明迎来走向灭亡的开端，清康雍乾三朝重臣张廷玉在编纂《明史》中道“明之亡，实于万历”，其实笔者认为整个明朝彻底陷入土崩鱼烂境地的还是崇祯十四年，民变张献忠李自成攻陷洛阳和开封，朱姓皇族之命运剧下时中原地区发生蝗灾和鼠疫天灾连连，加上辽事松锦大战溃败，明亡开始以滑梯式气绝。《农政全书》真正造福于民还是到了满清时代，从康熙时代日本农学家宫崎安贞参考该书完成日文版《农业全书》可见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当后人回首晚明破烂不堪时局，袁崇焕凌迟，崇祯煤山自尽，多尔衮亲政和扬州十日等吸住多少人眼球时，已很少有人再关注陈子龙所做的实事，历史就是这样，在同一时刻绚丽刺激的如同烟花总能湮灭默默无闻而却能改写历史长河的一叶小舟。清初“经世致用”思想成了主流文人共识，顾炎武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黄宗羲则写成《明夷待访录》评论政治制度，颜李学派也主张实用主义。虽雍正期间“禁教”导致禁止西学输入，和思想家戴震，国学大师钱大昕主张“儒学亦能经世”导致“经世致学” 出现衰退期，进入十九世纪后内外因尤其是鸦片贸易冲突都让国人重新唤起“经世致用”，并成了后来洋务运动兴起的先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