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阔海

最近读完了《宋诗选注》。这是钱锺书先生1958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作品，似乎也是他1949年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钱锺书，生于1910年，死于1998年。1949年他39岁，正当盛年。

注意到他1948年出版《谈艺录》、1947年出版《围城》、1946年出版《人·兽·鬼》、1945年出版《猫》、1941年出版《写在人生边上》。三部小说，一部散文集，一部诗论。都在1949年前密集出版。而《宋诗选注》与《谈艺录》却隔了十年。

我看到的资料：钱锺书在1949年之后再没有出版过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小说，没有散文，只有学术著作。

这一转折大约就是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所谓的他“企图识时务，守规矩”的结果。

而钱先生之“识时务，守规矩”实在值得思考。

一言以蔽之：什么时务？共产极权泰山压顶之时务。什么规矩？中共黑帮之班规。

《宋诗选注》就是钱先生遵（中共之）命而写出来的关于千年前的宋代遗留下来的诗歌的选辑与评注。这样一部书，有何可看？

所以我一开始也只是抱着试读一下的态度开始的。读过之后，我的总结有“三看”：

一看钱锺书的评注。在唐诗巨大的阴影之下，宋诗总要逊色很多。然而诗歌好坏且不论，钱先生的旧学功底在他的评论与注解中随处可见。读他的评注，有点像读金圣叹版的《水浒传》一样，小说本身倒成了陪衬，评注者的言论更值得一读。

读钱先生的评注可以看到他对于古典诗词的知识积累，他可以为一句诗歌寻找到更早的源头，或更多的出处，对于拓展读者的视野颇有裨益。而他的评论可以促进读者的思考，特别是对于旧体诗的欣赏。由于共产极权制度对传统文化的大肆破坏，如今的中国已经找不到几个可以像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学者了，像《宋诗选著》这样的书也就成了经典了。

二看钱锺书的选辑及其无奈。我不认为他的选辑好，或者有权威。然而看他在“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如何挣扎选诗，结果依然是“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到选进去了”。阅读《宋诗选注》，得以体会钱锺书当年的挣扎、身不由己与压力山大，对我们理解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人的思想与行为颇有帮助。

显而易见，1949年之后，出什么书由中共决定，甚至选什么诗歌，也要由中共决定。即便选的是宋朝的诗歌，署名要负责的钱锺书竟然没有选诗的决定权！一本《宋诗选注》就可以看出：1949年之后，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如何被中共剥夺了。

这或者也是钱先生在他多产的四十年代之后过了十年才又出版这一本书的原因。

三看某些宋诗。谁都知道：唐诗宋词。诗极盛于唐代，词之高峰在宋朝。宋诗，对于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比较陌生的。我知道的宋代词人与读过的宋词绝对比宋代诗人及宋诗要多。阅读《宋诗选注》对我是一个扩大眼界，读点宋诗，了解点宋代诗人的创作，不无拾遗补缺之功。并且，宋人为了跳出唐诗的阴影也做出了种种努力，虽然未必成功，甚至让人感觉捉襟见肘，然而其努力值得肯定，也值得一读。

现在看来，钱锺书1949年以前，用力在文学创作上居多；1949年之后，用力于学术研究居多，还为中共帮闲。说帮闲，因为他费时费力在将“毛选”译成英文上。当然，其原因应该还是他“识时务、守规矩”，帮闲以求自保。

钱锺书从写讽刺小说、幽默散文到钻入故纸堆研究学术问题，此一遽变与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时间相吻合，意味深长。尚未看到钱锺书的传记，然而最近读到刘再复的《钱锺书纪事》一文，看来钱锺书晚年依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比如，他拒绝别人搞《钱锺书研究》的“不识抬举”更像是想要低调的明哲保身。又比如，他把中国社会看得“太险恶”，“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显然是在中国的人生经验之总结（与鲁迅当年所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可谓一脉相承），是对中共黑暗政治的基本看法。他出于好意，叮嘱刘再复出国之后要“只讲公话，不讲私话”显然是共产极权治下的自我审查。

从晚年钱锺书的这些细节看来，中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改造活动显然是卓有成效的。毛贼东说过，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之后，他只有两个出路：一个是被关起来，一个是闭嘴。看看中国1949年之后的历史就可以知道：选择被关起来的人总是少数，像钱先生一样选择闭嘴的就是大多数。

从个人的角度看，钱锺书先生选择闭嘴、放弃写文学作品、集中精力钻进故纸堆搞学术，甚至为中共帮闲翻译毛选都是情有可原的。相较于某些知识分子，比如参加“梁笑”写作班子的冯友兰等人，钱先生至少没有写遵命文字，直接下场充当中共的御用文人。

生存还是毁灭是人生的大问题，而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中国传统的人生智慧。

钱锺书的选择毫无疑问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做一个反共烈士。

然而，从钱锺书1949年前后的大转变（从作家到学者），从他在《宋诗选注》选诗方面的缺乏自由，从他晚年如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生态度与行为模式，等等来看：他的命运正是中国知识阶层命运的一个典型。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面对中共政权都选择了“闭嘴”或者“识时务，守规矩”。结果就是：知识阶层集体失声。

从历史的角度看，知识阶层的集体失声对于当权阶层的统治当然是有利的，然而这一有利只能是暂时的。看看秦朝以来的历朝历代，各个王朝钳制思想、学术、言论的专制手段层出不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往往伴随着王朝的衰亡或覆灭。中共红朝可以成功地钳制中国知识阶层的嘴甚至思想，然而其衰亡乃至覆灭的命运也因此而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