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本文是笔者写成考古系列《寻找夏朝》的一篇追记，正如去年完成《对郭沫若质疑《兰亭序》真伪之再思考》系列后完成追记《兰亭集序真迹寻考》，和今年《再议唐宋变革论》系列后完成追记《封建之词义再考》，以及《陈寅恪学问之不古不今》系列后完成追记《谈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有这一切似乎是笔者自身思考研究的思维惯性。也同时印证了对于某一领域或者课题等外延认证延续之必要性。初次接触这些青铜器名的触发点倒和《寻找夏朝》缘起在同一地方，就是今年夏天笔者闲居上海期间时光顾的上海博物馆。 完成《寻找夏朝》系列后的一次偶然看到了战国《宴乐图》，犹如《清明上河图》画出北宋汴梁市街实景一样，这幅是1965年出土于成都百花潭战国墓穴，真实再现前秦时代王权贵族祭祀宴席场景。但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整幅《宴乐图》竟找不到熟悉的几乎是中华文化图腾，那线条秀气得无与伦比的青铜三足爵。难道爵是后人杜撰出来的青铜器不成？

        依照博物馆展现的春秋以前饮酒青铜器，爵有他的“同胞兄弟”，从小到大依次是，爵jue，觚gu，觯zhi，角jiao，斝jia，盛酒容量分别是1升到5升依次递增。早年王国维先生考证斝jia是宋人造字，原名为散san，在此不深入探讨。在现代人眼里爵就是酒杯，酒杯容量约200毫升，陈列在上博的“战国商鞅方升”证实了二千三百多年前和今天的称量关系。也就是像斝jia这样的容器相当于今天一升饮料。关于爵我们还有另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古代的帝王贵族眼前摆放爵，普通劳动者绝没有这样的饮酒规矩，这就是涉及到秦以前，从夏商周的周开始建立起的“周代爵制”，

         周代爵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品位等级，中国历史之延续相当程度上体现在爵制之上，它至少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爵”字有二义，第一指盛酒容器，亦称“酒杯”，第二就指从王贵到奴役在社会实体中的地位标签。这个地位标签产生于周代，秦商鞅时代得以统一为“二十等爵”，最后终于北宋。日本现代杰出汉学家，和宫崎市定先生齐名的西嶋定生先生在1961年他的博士论文《二十等爵之研究》中提出：“最早的爵位来自饮酒礼上的敬酒行爵的次序和座席的次序。”此观点解决了“爵”字二义的源头。既然等爵和饮酒器物整合到这么完美，为什么在考古领域中却证实了西周以后青铜三足器就不再铸造，此处又于上文笔者提到的战国《宴乐图》上没有三足爵相吻合。从爵的“五兄弟”外观看，“老大”爵和“老四”角jiao，“老五”斝jia都是三足器物，“老二”觚gu，“老三”觯zhi是圆筒外形。那么青铜三足器亦指“爵，角jiao，斝jia”，已经被考古证实西周以后不再铸造的“爵，角jiao，斝jia”却出现在被收入于《史记》，司马迁讲授古代礼乐文明兴衰的《礼书》中？既然西汉《礼书》中“爵，角jiao，斝jia”在西周中期后就不存在的话，那么《礼书》中记载的器物又指什么呢？因为《礼书》主要记载是春秋礼制的一个总结，所以在西周中期消失的器物就不会在《礼书》中出现，《礼书》提到的“五爵”到底是什么器物？现代学界对《礼书》或者其他儒家经书的注释，涉及到爵，觚gu等五爵时几乎都注明“商周青铜器”，而现代解释青铜器权威《中国文物大辞典》上对爵等五器解释为温酒器。温酒器和饮酒器用途不同但古人也有活用的可能，这里暂不深究，不过在三足器物“胯下” 设有一热源，完成温酒倒是方便。但它们和《礼书》 的概念冲突没有解决。         

         北大著名历史教授阎步克先生在演讲时提到了《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属汉代今文经学，其中有一史料值得注意：“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角四升，斝五升。”阎教授认为这可以理解成是一组容量概念，笔者觉得《韩诗外传》的著者韩婴与董仲舒一个时代，都被《史记》记载过，所以司马迁在《礼书》中提到五器应该和《韩诗外传》基本一致。那么既然可看作容量概念，按照古汉语使用习惯，爵，觚gu，觯zhi，角jiao，斝jia就可以直接表示一升至五升的计量单位。也就是即便西周中期已经不铸造三足青铜器，那么它们曾经的器名可以作为计量单位留到司马迁时代。

       从考古研究成果，陶制三足器很有可能是青铜三足器的前身。陶制三足器最初出现在夏文化和商文化分布范畴，在周族生活范围看不到这种陶制三足器，也就是三足爵对于周人来说是一个外来器物，非本土产物。牛津大学著名汉学家杰西卡罗森Dame Jessica Rawson通过考察研究认为，在陕西地区周族群有两部分，靠东部分他们的器物受商人影响很多，靠西部分就留有自己特点。为什么周族人刻意要跟风殷商造三足青铜器？难道这和饮酒礼俗有关？查阅了有关资料，温酒的可能性确实较大。在饮酒之前可能有这样个环节，用青铜三足器来温酒，然后再用筒形的觚gu来盛酒，周族本来没有这样的习俗。所以笔者推测既然三足器最初不是周人发明，那么周族最初也没有温酒的礼俗，他们所对应的礼俗不是周族人固有礼俗而是引以学之的。于是有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到了周族中期，周人不再铸造三足青铜器，也就是他们放弃温酒这个礼俗或者说是饮酒习惯？笔者在苦苦思考之间忽然想到了《尚书》的《酒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诰》中记叙了周人对饮酒又怕又敬，敬者在重大祭祀场合，乘着酒性飘飘然大有和神明两眸相对之感。怕者周族统治者清醒地知道殷商之灭在于纵酒之祸。周族最初是喝冷酒，引入三足器之后他们大概一度温酒，当放弃三足器的铸造很可能又恢复了饮冷酒的风俗，温酒很容易导致纵酒，为了对饮酒节制不再铸造三足青铜器这样的温酒器物变得逻辑性的合理，同时周族统治者在权贵阶层不仅提倡少饮而且提倡少食，天子自律“一餐告饱”，贵族可以再加饭，至于普通贫民没有限制，所以演化到身份尊贵者用一升之饮酒器限制个人的酒量，酒器之大小排列出尊卑。周族中期的青铜铸造也由重酒器演变成重食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正如上文提到的战国《宴乐图》里可以推断当时的酒器已经没有三足形状，圆筒形类似于今天的普通杯子一直演伸下来，笔者认为从周代一直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漫长历史之中，任何文献哪怕是考古类，或者简牍没有一个爵字指青铜三足爵。学界对相关文献考证时务必防止再错，当然“爵”和容量单位是否为一对一关系，还有待考证。

        周族统治者对饮酒的节制和《礼书》中“以小为贵”的酒器等级理论变得合乎情理。《礼书》记载“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斝，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就据此例证“以小为贵”的酒器使用时在祭祀典礼之中确实存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但又无人所知的用一种容量化酒器等级礼制被中国古人在饮酒时始终遵循着，在饮酒时根据一己身份或根据对方身份而分别使用大小酒器以此来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奇特等级礼制就笔者有限认知在全世界上古以来也是独一无二的。再者，如果将罚酒时盛酒的“勺子”觥gong的容量一起比较，一勺觥gong正好一升，对于爵成了“一勺而就”，对于觚gu成了“两勺而盛”，爵尊于觚gu一目了然。若概括五爵礼制便可从两方面加以考证，从政治方面“以小为贵”这样一个等级礼制让尊者使用较小的酒爵，卑贱者用较大的酒爵区分身份，从实际操作方面，一升容量的饮酒器就称“爵”。二升容量的饮酒器就称“觚gu”，依此类推从商周五器到《礼书》“五爵”这一变化为“五爵等级礼制”的揭示在器物的命名方面提供一个新的认知。

        现代女汉学家 杰西卡 罗森先生将从“五器”到“五爵”的转化称作是“一场礼制革命”。笔者对此有一大胆遐想，就是在这个重大的礼制革命的推动之下发生了“五爵”的等级化演变成“容量化”，同时殷周之间风俗的互相影响，文化互动以及礼制上的重大变化，那么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两个不同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周代礼制发展史上的这场大革命，通过爵jue，觚gu，觯zhi，角jiao，斝jia，容量器名变得更加清晰，这样一个贵族等爵制度延续至赵宋大致二千余年，无论是上层统治阶层还是底层社会群体对于华夏文明的演进和因蛮夷入侵的突变之影响是深渊的，而这点可能是以往学者缺乏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