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人的心理和心理疾病比较关注。毕竟我身边至少有三个因为长期不堪心理疾病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给家人带来无边的痛苦。去年一年仅仅美国就有多达五万人轻生。此病不光具有家族遗传性，还具有“传染性”，心智还未健全的青少年尤其让人忧心。重度忧郁症是一种要医药介入的病症，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心理创伤，当然内外在的长期压力会成为导火索但并非根本病因。它会常常毫无理由地袭击并击倒一个貌似健全的人，让人毫无征兆的流泪甚或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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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内装进一个装置，

只需要打开开关，

就能影响人的情绪，

这似乎是科幻片中的场景，

但已经真实发生了。2020年底，

上海瑞金医院成立“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小组。简单说，手术就是在体内装入一个“脑起搏器”，由它控制装在大脑中的两条电极，当患者打开“体外开关”，

就能瞬间开心起来，‍‍

一开一关，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国内尚属第一次。

目前已有26位患者参与，

抑郁状况平均改善60%。

我们和这项临床实验的负责人、亲历者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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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生活里的吴晓天，已经基本克服了抑郁症的影响

做完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的手术后，吴晓天觉得自己“换了个人”。

他今年31岁，已经患抑郁症16年。抑郁症常常让他大脑空白，连“你好”这样简单的问候语都卡在喉咙里。最严重的时候，他一整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外部世界像是真空的，和我没有关系。”

直到去年2月，他参加了上海瑞金医院“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做了脑机接口手术。开机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终于刑满释放了”。

他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也能很快和陌生人攀谈起来。因为很喜欢唱歌，说到开心的地方，也会哼两句喜欢的歌词。轻松快活。

如果他不说，没人知道他的右胸腔内埋着一个神经调控装置，也叫“脑起搏器”。它连接着两条电极，从胸前的装置延伸到耳后，再从后脑延伸到大脑前侧，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电流刺激神经，抑郁症状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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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植入体内后的模拟图：两条电极穿过大脑前侧的神经核团，连接到神经调控装置（脑起搏器），固定在胸部右侧。与外部设备关联，就能远程调控参数

只要体内的脑起搏器开着，有电量，他就是有“能量”的。因此，他是一个隔几天就要“充电”的人。虽然设备的待机时间近一周，但如果出门在外，他一定会谨慎带好充电器，丝毫不敢疏忽。充电时，就拿出来对准自己的右胸口。

因为开机关机，意味着两种极端的感受和状态。“开机，就会感觉从悬崖边被拉到天上，心气会突然提上来，关机，灵魂就突然被抽走……”他总结，“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但无论怎么描述，他都觉得，没得过抑郁症的人永远都无法体会那两种感觉的拉扯，“就算你在语言方面天赋异禀，是语言学专家，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吴晓天手机上有一个APP，可以远程调控脑起搏器的刺激模式。为了让我观察他的状态。他选择现场切换模式。

在调到“休息模式”前，明显能感受到他有些紧张，因为那意味着情绪的“极速坠地”。

按下那个按钮后，他之前说话时的神采瞬时消失，五官收紧，身体蔫了下去，瘫在椅子上。他不愿意在那个模式下多停留。仅2秒后，他迅速切换回了“工作模式”。

他大喘一口气，“我回来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孙悟空从天而降附体在了我身上，原地做出很酷的那种动作。”他挺直腰板，手臂向下握拳，模仿着那个动作，眼睛再次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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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伯民，瑞金医院“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临床研究负责人

孙伯民，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是这个项目的主导者。2021年，他推动这项临床研究进入轨道。“用具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多靶点联合刺激治疗抑郁症，这是世界首次。”

对于普通人来说，脑机接口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还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科学议题，孙伯民尽可能简单地解释：“人的大脑中，神经聚集，形成神经核团。有些神经核团控制人的运动功能，有些管理情绪。所以我们想，植入脑起搏器后，电极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或许就能够改善抑郁症。”

世界范围来看，脑机接口技术已经成熟运用在治疗帕金森等疾病上，电极只需刺激大脑中的运动神经，遏制大脑的异常放电，就能控制帕金森病人的颤抖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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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Les Baugh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大脑控制双手义肢的人

孙伯民觉得，在医学领域，精神科的进步相对缓慢，主要因为其他疾病都可以在动物模型上操作，比如肿瘤、心脏病。“但人的情感、情绪，不是动物所具有的，对于较重的抑郁症，如果药物已经不起作用，只能进行有创的干预。”

▲正在给患者做手术的孙伯民（左一）‍

孙伯民知道抑郁症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抑郁。

以前下了班去地库取车，因为回声很好，他会一路哼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患有轻度抑郁后，他连唱歌的心思都没了，“人好像枯萎了。很多事情，你就是没有能量去做了。”

人究竟为何患上抑郁症？孙伯民也无法解释，“医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是否得抑郁症，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生物学的基础。你抑郁，低落，那么你大脑中某个区域，它的代谢、脑电活动可能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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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吴晓天试图自杀。被发现后，父亲带他来上海看病

吴晓天和抑郁症的对抗，也是一场漫长艰辛的苦役。

他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了苏州。上学时，他是同学嘴里的“外乡人”，就算极力掩饰口音，也会被识破。随之而来的，是同学的嘲弄和排挤。后来，他去上技校，也常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状态越来越差，正常的社交学习全都无法进行，那时候关于抑郁症的观念还不普及，家里人也不理解，并且断言，他就是懒而已。

吴晓天以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频繁去医院检查。但是全身体检也查不出什么。他用了中药、食补的方式，也都没效果。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郁症。他也用尽一切方法“解救自己”。吃各种保健品，用针灸，去练气功，也吃遍了市面上的抑郁症药物。甚至去做了电击治疗，一开始几天会有些效果，但持续不了太久。

“我的求生欲一直很强，我就是有一个执念，不想就这样沉沦下去。但没想到，这个病一直跟着我，从3个月变成1年，从1年变3年，现在算算，已经是第16年。我当时断绝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只对一件事好奇：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

对吴晓天来说，“找到快乐的感觉”就像一个梦想。家附近经常有一个失去腿的残疾人在乞讨，他甚至会想，假如可以，他希望能和对方互换灵魂，“只要能快乐3天，哪怕身体残缺、无家可归，哪怕只能活3天，我都愿意。”

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最后都辗转找到孙伯民，他们的心愿很简单，也很相似：成为一个正常人，不再失眠，可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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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科幻电影中，脑机接口经常出现。电影《阿凡达》中男主角躺进可操纵Navi族克隆身体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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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黑客帝国》中，现实世界的人类需要通过插入连接器的方式进入到“母体”世界中。这种“脑后插管”的方式便是典型的侵入式脑机接口。

为了符合伦理要求，目前只有像吴晓天这样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的患者才能加入临床研究。

因为大部分人都对“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研究刚开始时，孙伯民也难免舆论争议与责难。“抑郁症还需要手术吗？”“脑机接口控制人的感受情绪”......大家觉得很恐怖，也觉得这件事是异想天开。

“瑞金医院伦理委员很重视这项临床研究，所以也很谨慎。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论证研究，最后才得以通过。”孙伯民感慨其中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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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部分测试内容

目前一共有26人做了手术，他们是从上百个人当中一一筛选出来的。因为入组参与临床研究的病人，要符合一系列标准。

首先要通过抑郁症量表和医生的面诊，确定患者的确患有抑郁症，此外还要有一定量的治疗，比如吃了哪些药，达到多长时间，还要看年纪，不能有相关疾病......

家里人也要有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植入了脑机接口，后续需要检查，设备需要充电，如果周围没有人照料，这样也不行。”孙伯民说。

但是更具体的条件，是不能一一对外公开的。王宇涵是孙伯民的学生，负责对病人的评估工作。她知道抑郁症患者的求生欲有多强，“因为这关乎哪些人可以入组，有些人可能为了做手术谎报病情。”

她记得，之前就有病人没有通过评估条件，后来反复在微信上找她，希望能重新评估一次。王宇涵也没办法，“其实他们都挺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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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做完脑机接口手术后，正在做脑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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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一个APP，无线调控脑起搏器的参数

抑郁症有“早上重，晚上轻”的特点，所以需要不断设定和调整脑起搏器的参数，找到适合病人的刺激模式。大脑里，一共植入了两条电极，每条电极上8个触点，一共16个。通过调整电压、电流等参数，触点就会对大脑神经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让病人有不同的感觉。

见到王宇涵医生时，她正在给一个刚开机的女孩做评估。也就是在一个和脑起搏器关联的APP上不断调整参数，改变电极刺激的位置和强度，来测试和记录女孩的反应。

那女孩儿今年20岁，已经做完手术1个月。一家人从江西坐火车来到上海，父母静静坐在她身后等着。每次切换参数，王宇涵都会问女孩有什么感觉。“现在是想笑吗？有愉悦感吗？”

“有点想笑。”

“是发自内心的吗？”王宇涵追问。

“不是。”女孩儿很确定。

“有开心的感觉吗？”

“有开心的感觉，但没有愉悦。”虽然感受很难描述的，但女孩儿能分清，自己究竟只是“感觉不错”还是“打从心底里愉悦”。

有时候切换参数，女孩儿脑海中会突然浮现出从前住院时的画面。有时候，她也会突然抑止不住地笑出声。由于那是电极刺激靶点的改变，笑声也仅仅持续一两秒钟。

好像很久没有这样笑了，她甚至有些不好意思，扭过头看向父母。但是笑声过后，那笑容还是持续了一会儿才慢慢从脸上消失。

不过，能看到她笑，女孩儿妈妈脸上的欣喜却是真实的，“你看她笑了。”

有时候，王宇涵也会假试，就是在没有调整参数的情况下，问患者的感觉。“因为有些患者在植入脑机接口后就心理暗示自己好了，开心了，实际上并没有。”

为了能了解患者最真实的情况，临床实验也需要双盲，也就是评估组只评估病人状态，而调控组负责切换程序或者给病人关机。比如说，评估的医生可能根本不知道患者目前的设备是否开机。患者也不知道，这样能避免一些心理作用下的主观不准确。

▲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

每个人对电流刺激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吴晓天就对电流的刺激格外敏感。他清楚记得开机的那一瞬间，不自觉掉了眼泪，心里翻涌着一种没由来的感动。

“大家总觉得感动要有原因，比如别人帮了我，我实现了理想。不是的，电极对我的大脑神经的刺激，就让我有了这种感觉。”

每一次调整参数，感觉都不同。除了快乐、愉悦，还有更具体的感觉。比如，在调整到某个参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那是抽象的，“就像是被相处20多年的兄弟背叛了的感觉，被偷袭了”，他甚至没忍住说了脏话。

“虽然大脑没有任何不适，但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一般就持续1秒，但那种突然而来的感觉还是很冲击人的。”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在各种各样丰富的情绪里来回穿梭：有一秒钟像是中了彩票，或是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有时也会突然觉得很难过……不过，都只持续那一瞬，随后归于平稳。

现在，吴晓天甚至觉得人脑和电脑也没太大区别。“我们人类能感受到爱，能做一些伟大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大脑的程序组更加复杂和高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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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

为了能快点快乐起来，所有人都想快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参数，甚至会调得相对较高。较高的参数可能会让病人产生“轻躁狂”的状态，让人思维敏捷、有活力、很舒服。

随之而来，也会让人产生隐隐的担忧和恐惧，因为抑郁症的反复性，他们担心快乐的周期会越来越短，自己会产生耐受性。

因此，理性调整参数很重要，这个权利，基本都在医生手里。

在开机3、4天后，吴晓天也发现自己没有刚开始那种感觉了，平静和愉悦的感觉开始慢慢减缓。抑郁的感觉似乎在逼近。“抑郁症就好像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像个鬼一样。如影随形的。”

医院会帮吴晓天远程操作，切换参数。每次换完，他都会感觉会好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感觉又不那么明显。

后来又沟通出几个方案。比如调整为一秒切换一次，前一秒是刺激强度较弱的“休息模式”，下一秒是较强的“工作模式”。“每次一开一关，就是一种突然能呼吸，又突然窒息的感觉。非常难受。”过了几个小时，吴晓天又无法忍受了。

过程中也试过凌晨后再自动切换到“休息模式”的方案。吴晓天都觉得效果没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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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

如此反复了3个月，吴晓天向孙伯民主任提出，或许可以让他自己来调控程序组。

吴晓天是所有患者中神经较为敏感的，植入脑机接口后，前后状态也相差较大，孙伯民觉得，吴晓天很聪明，也很有想法，或许可以从他开始，尝试让病人自己调控参数。

后来，吴晓天的手机上装上了一个APP，上面一共有工作、休息和休闲几种模式。工作模式下，他就是正常状态，休息模式下，他就立刻回到抑郁状态。休闲模式的刺激强度居中。不过他不太喜欢这个模式下的感觉。

每次切换模式，电极就会刺激一个新靶点。这样就不会产生耐受性。

最开始，他设置了倒计时，到了时间就会自动切换模式。但每天看着时间慢慢迫近，那滋味也不好受。“一想到切换休息模式就会有‘精神摔在地上’的感觉，很慌张”。

后来，他干脆取消了“倒计时”。到了差不多的时间，他就屏住一口气，快速按下按钮。

现在吴晓天基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到了晚上12点，切换到休息模式，早晨起来，切回工作模式。每次切换，都可以更新刺激靶点。

▲脑机接口调控的APP界面。每一个程序即代表不同的参数设置，程序一为“休息模式”，程序二为“工作模式”

不过，这也意味着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相对自由地切割和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在“工作模式”下，吴晓天虽然精力充沛，但也会有正常难过和生气的情绪。

有一次和女朋友吵架，他一时难以调整情绪。干脆切换到了“休息模式”。“你可以理解‘休息模式’就像一个‘清道夫’，它会帮我整理情绪，把负能量扫除。就像去蒸桑拿，去搓泥，那个感觉肯定不舒服，但搓完了你就神清气爽。”吴晓天习惯用自己的幽默解释他对这件事的理解。

等过了几个小时后他重新打开“工作模式”，刺激靶点是全新的，他的情绪和状态也焕然一新。几个小时前的不愉快，也消失了。

▲顺时针依次为：脑起搏器的远程调控器，充电器和充电插座。每次出远门，吴晓天都要带好一套设备

如果有什么重要的场合，见朋友或者出远门，吴晓天也会选择在“休息模式”下多待一阵子。因为“工作模式”会“牵引”着他耗费大量的精力，为了让自己的状态更好，他需要在“休息模式”下积蓄一些能量后再换成“工作模式”去面对外界。

不过也奇怪，每次切换“工作模式”前，吴晓天反而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对他来说，他已经和“抑郁的吴晓天”相伴16年，他很熟悉抑郁的感觉。但每次切换到“工作模式”，“那个吴晓天”幽默、亢奋、喜欢说话，虽然感觉很好，但也很陌生。“那个版本的‘我’，还要适应，毕竟已经太久没有过那种感觉了。”

而且，切回“工作模式”也意味着他要强行离开舒适区。他解释，处在“休息模式”下的吴晓天，就是抑郁状态下的吴晓天，他用抑郁的大脑想象着，切换成“工作模式”就要被那股能量带着走出门，去工作，去社交……“那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焦虑感。”

不过一旦开启“工作模式”，他也能毫无负担地出门工作、做一切想做的事。到了晚上，甚至会贪恋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恐惧情绪急剧低落下去的滋味。“那两个模式，都需要勇气才能按下去。”

但无论如何，理性还是会推着他按下“休息模式”，“因为你只有感觉到苦，才能知道‘甜’是有多甜。”为了白天状态好，他宁愿晚上忍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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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吴晓天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

为什么设备对抑郁症有效果？现在，孙伯民主任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临床研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目前的结果来看，病人的平均好转率有60%以上。

虽然临床研究需要对照数据，但孙伯民不会教条地给病人开关机。“主要因为关机后，病人根本坚持不住。你刚给病人关了机，他还没走到医院门口，情绪立刻就降下去。”

关掉1小时好，还是2小时？早上关掉还是晚上关掉？这其中有太多可排列组合的可能性，目前都不在孙伯民的考虑范畴里。

“我们现在只考虑是否有效，只有能证明这对抑郁症有效，我们才能下一步去讨论如何能更好。”

但孙伯民还是有惊喜的发现。“当病人的症状开始好转后，大脑中一个伽马波段的慢波频段能量就会上升。能量或许是抑郁症症状变化的标记，这也叫‘生物标志物’。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

通过检查，也会发现当电极刺激一段时间后，人体内的多巴胺含量就会明显增加。“从生化机制上，也能证明通过脑机接口能改善人的情绪。”

王宇涵负责评估工作，所以见过很多病人。她也发现，很多人开机后和之前判若两人。有人手术前连正常说话都做不到了，描述病情都需要家属帮忙。手术后，说话音量提高至少3倍，可以几个小时里都滔滔不绝。

她还有一个判断方式，比如人身上的体味。“患有抑郁的人是没有心思打理自己的，他们可能很久都不会洗澡。”病人开机后，她也只通过一个细节判断对方好转了：“身上有香味了。”

现在，吴晓天常常会和周围人感慨人生的奇妙。“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真成了‘钢铁侠’。”他还记得，以前因为喜欢钢铁侠，曾买过一件钢铁侠的服装，现在每次给胸口的脑起搏器充电，他就觉得自己真成了钢铁侠，很酷。

生活里的拼图也一点点有了颜色。

食物不再是续命的东西。做完手术后几个月，他胖了十几斤。吴晓天开玩笑，如果这个手术有什么“副作用”，大概就是会让人食欲大增。

唱歌，是吴晓天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快乐。做完手术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声音都变了。现在，他能唱出低沉的颤音。他请教过一个声乐老师，对方觉得，可能是抑郁症让人紧张，所以声音也干涩。现在精神放松了，也就能更好地控制声音。

就连说话这样普通的事，也让他享受。即使坐高铁，他也希望旁边能坐一个稍微健谈的人，和自己聊聊天。

“我经常有从一个小摊贩一夜间变成亿万富翁的感觉，时间久了，就会忘记以前自己有多落魄。”

不过，他偶尔还是觉得抑郁症依然静悄悄地跟在身后，会担心自己再次被吞噬。“不过也无所谓了”，他现在不喜欢过多谈起焦虑，毕竟如今的生活令他满意。

现在，吴晓天经营着一家民宿，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想去街头卖艺唱歌，想做一个歌手，梦想开一个音乐酒吧，去研究AI……

“如果没有做这个手术，我大概已经活不下去。我只想把我失去的16年拿回来。现在，就是重启人生。”

吴晓天为化名‍

原标题：世界首例！中国90后在脑中植入机器，一打开就变快乐了